1走出农民起义研究的死胡同 摘要：“让步政策”是人口下降引起地价降低的结果；当人口饱和遭遇天灾时，发生马尔萨斯抑制，此时人口降幅大大超过粮食减幅；农民起义的根源在于人口饱和；农民起义的结果往往是王朝更替帝王和王朝为社会提供了公共产品，因而在百姓中享有威望；农民起义既未促进、也未阻碍生产力发展，它只是历史得以延续的一个环节 关键词：土地价格人口饱和王朝威望联系环节 一、问题的提出 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说，在中国封建社会里，只有农民的阶级斗争、农民的起义和农民的战争，才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每一次较大的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的结果，都打击了当时的封建统治，因而也就多少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 这一论断为农民起义研究定下了基调 为了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曾经有人提出一种“让步政策论” 他们认为，在王朝后期，剥削率高，农民负担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沉重的剥削使农民根本无力扩大再生产，成为生产力发展的严重障碍在农民起义的打击下，新王朝的统治者被迫采取“让步政策” ，农民负担降到“三十税一” ，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 用统治者的“让步政策”来解释农民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生产力恢复和发展的事实，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它无法解释，既然统治者已经把农民起义镇压了下去，胜利者还有什么必要再对失败者让步呢？ 这一致命的缺陷被“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抓住不放他们指出，统治阶级为了缓和阶级矛盾和政治危机，在农民起义之前，有可能对农民阶级采取一些“让步”措施但在镇压农民起义之后，地主阶级就不可能再对农民阶级实行“让步” 对于大起义后农民负担减轻的事实， “让步政策论”的反对者也不能给予令人信服的解释由于不能解释大起义后农民负担的减轻，也就无法解释农民起义如何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 这样，在中国古代史中占有十分重要地位的农民起义问题上，历史研究走进了死胡同下面我们应用现代经济学原理，从经济运行的动态过程分析农民起义的原因和作用 2二、 “让步政策”是地价降低的结果 探讨农民起义和让步政策，需要利用关于“公共产品”的理论 所谓“公共产品” ，是指像国防、交通、立法等一些不通过市场交换，而由政府提供的商品和劳务提供公共产品需要建立机构和雇用人员，所以公共产品也有生产成本自从人类进入农业定居以后，就必须有人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社会才能够维持下来，直至现在，政府仍然主要是为它的居民提供“保护和公正”等公共产品，而以税收作为报酬的组织。
从这一原理看，赋税就是居民为消费公共产品而支付的费用，所以不属于国家对居民的剥削 农民因租种地主土地而向地主交纳的地租，则是土地的价格同一般商品价格由供求关系决定一样，地租的高低并不由地主的剥削意愿或者农民的支付意愿单独决定，而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它取决于土地和劳动这两种生产要素的相对稀缺程度中国的实际情况往往是，地主直接雇佣长工进行剥削（这一剥削形式也可以用经济学原理解释） 雇工剥削虽然与地租剥削的形式不同，但剥削程度仍然是双方讨价还价的结果但是随着人口的增长，土地和劳动的供求关系就将发生变化，地租雇工工资也会相应变化一般情况是，在王朝统治后期，各地人口已经大大增长，往往达到饱和的程度，而土地却大体不变饱和人口作用于不变的土地，使劳动价格相对于土地价格大大下降，于是雇工工资大大下降或者地租大大上升据历史记载，在某些时期，赋税和地租合起来达到“见什税五”的程度，这一记载使得用固定眼光认识历史问题的学者得出结论说，在古代中国，地主阶级的剥削率大大高于西欧领主对农奴样的剥削，导致农民无力发展生产，造成社会的长期停滞但又有人指出汉文帝时国家规定“三十税一” ，这一“剥削率”比西欧领主的剥削率还低，所以用“沉重的剥削”来解释社会的停滞是难以成立的。
简单的道理是，所谓“剥削率”在历史上是一个波动幅度很大的变量，在人口增长时剥削率上升，人口减少时剥削率下降在农民大起义以后，饥荒、战乱和瘟疫往往毁灭了大量人口（据说东汉末年的起义和战乱使人口下降了 80—90%，至少下降了 2/3） ，大部分地主被农民起义所消灭或被迫逃亡，幸存者也家境破落，下降为自耕农民雇农和佃农也大都获得土地，不需要再租种地主的土地（或给地主扛长工） ，不再受地主剥削了从整个社会看，人均耕地面积大大上升，幸存人口已经无力耕种全部土地，于是劣质土地就被弃置不用（曹操实行屯田，就是尽量利用幸存人口耕种被弃置的土地）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地主还拥有土地，也难以找到可供他剥削的农民自耕农民则都耕种着自己的土地，除了向国家交纳赋税（三十分之一）以外，不需要交纳地租但传统观点把国家赋税也称为“剥削” ，于是就认为新王朝建立后“剥削程度大大减轻” 可见，大起义后农民负担的减轻，不是统治者对农民实行“让步政策” ，而是人口下降土地丰裕后土地价格降低的结果 三、人口降幅大于粮食减幅 按照马尔萨斯原理，只要生活资料增长，人口一定会坚定不移地增长，但饥3荒、战争和瘟疫又对人口增长造成抑制。
中国历史上人口多次大起大落，都是体现了马尔萨斯所归纳的人口原理但中国的特点是人口波动幅度很大，大起时成倍增长，大落时甚至落到只有原来的几分之一中国人口为什么会如此大起大落呢？ 至迟从春秋时代起，中国就形成了以单一粮食作物为主的消费结构，粮食的替代物品很少粮食的特点是需求弹性很小为了简化我们的研究，我们假定粮食需求与人口数量成正比在这一假设条件下，粮食每增加一倍，就可以多供养一倍的人口如果把粮食作为自变量，那么可以供养的人口就是粮食的函数历史上每次人口增长，都是粮食增长的结果但是，正比关系不能用来分析粮食下降时人口下降的幅度例如，我们假定人口饱和时，粮食产量正好能够供养饱和人口，根据正比关系我们很容易得出结论说，当粮食减产 10%时，所能够供养的人口也将减少 10%，即能够养活现有人口的 90%这一推理成立的条件是，即将被“淘汰”的人口在粮食刚产下时不消费粮食就全部死亡，以便将所产粮食尽可能地供养最终活下来的人口可惜实际情况并不是这样如果我们不考虑农户的贫富差别，那么所产粮食就大致均匀地分散在农户手中由于正常年景粮食刚好能够维持饱和人口，所以粮食短缺就会使绝大多数农户在下一季收获前都有断粮的危险。
初看起来，10%的减产幅度似乎并不严重，但由于农户无往年存粮，所以减产 10%就意味着一年中短缺 36 天的口粮有机体的消费具有连续性，不要说 36 天，只要 10 天不吃东西就会全部饿死当然，人们不会把绝粮断食安排在连续的 36 天之中，所以实际情况比我们设想的要复杂得多一般地，粮食短缺会迫使人们以米糠、野菜、树皮、草根、烂肉等充饥，致使健康恶化，对疾病抵抗力降低，老弱病残者首先大批死亡……如果减产幅度大大超过 10%或者连续数年发生天灾，对人口的毁灭程度就会非常可怕历史上中国人口多次大起大落，主要就是这一原理造成的1960 年春天青黄不接时饿死人的情况，为我们认识粮食减产与人口下降的关系提供了难得的例证欧洲的情况大不相同，那里自然条件多样化，食物结构复杂，替代食品种类较多，灾荒时就不容易饿死太多的人，所以历史上人口的波动幅度远没有中国剧烈中国天灾的波动幅度大，食物结构单一，所以人口饱和时对天灾的承受能力很低死亡人口大都在消耗了自己的全部粮食直到生命耐力无法承受时才“退出历史舞台” ，导致了历史上中国人口的大幅度下降如此简单的原理却往往被人忽略，以致常常无法理解历史上人口的大幅度波动。
四、人口饱和是农民起义的前提条件 历史上许多农民起义由天灾引发，最后导致了王朝的兴亡最明显的例证它们要数绿林赤眉起义和李自成起义，分别导致新莽政权和朱明王朝的灭亡以及东汉王朝和满清王朝的建立于是很多人认为，自然灾害是农民起义和王朝兴亡的根源 但是实际上，大面积严重的自然灾害（在中国主要是旱灾）并不都具有改天换地的力量统计资料表明，在一个长寿王朝统治的二百多年中，天灾分布并没4有明显规律不过在王朝初期，人口少而土地多，正常年景农民会有结余，遇到小灾粮食还会够吃，如果遇到大灾，可以动用往年的储备，一般农民还能够生存，这就不会发动或参加起义即使某一地区发生起义，起义规模也不会太大，一般不会危及王朝的生存但是人口饱和以后，天灾的作用就大不相同了在古代条件下，风调雨顺时中国土地（所产粮食）可以供养 6000 万人口，但严重天灾时，或许只能够供养 1000 万当许多农民无法生存时，就必然会爆发大规模的起义历史记载中王朝末年的天灾显著，完全是由于人口饱和后，社会已经无力承受自然灾害的打击所致此时，任何改革也无济于事，再英明的统治者也无法挽救王朝衰亡的命运西汉末年，王莽以自己的勇气和决心实施改革，受到社会各阶层的拥戴，从而代汉称帝，建立了“新”朝，但不久却葬身于天灾引发的农民大起义中。
王莽的下场表明，由人地矛盾和天灾引发的生存危机，非人力所能解决 在中国，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是自耕农，他们是社会稳定或战乱的基础只要自耕农的生活能够勉强维持，他们就不会丢下妻儿老小去参加什么起义当人口饱和时，劳动报酬递减规律必然导致自耕农贫困，贫困是他们参加起义的前提因此，尽管大规模起义的起因和导火线可能比较偶然，但人口饱和都是最基础性的原因 五、提供公共产品使王朝享有威望 传统阶级斗争理论认为，汉高祖刘邦和明太祖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阶级，由农民起义领袖变成了统治阶级和剥削阶级的总代表光武帝刘秀和唐高祖李渊，则是代表地主阶级窃取和利用了农民起义的伟大成果 但是人们又几乎公认，刘邦、刘秀、李渊、朱元璋这些开国帝王，在百姓中享有很高的威望这就产生了一个疑问：压迫和剥削农民阶级的专制帝王，何以在农民中享有很高的威望呢？ 按照公共产品理论，统治者是公共产品的“生产者” ，而被统治者则是公共产品的“消费者” 在中国的历史上，统治者包括专制王朝以及国家的各级军政长官（官吏） ，而被统治者则包括所有政治上没有特权，经济上必须向国家缴纳赋税的人大量历史资料表明，历史上大部分地主阶级成员，都既要向国家交税，又没有什么政治特权，所以应该属于被统治者。
这样，被统治者就包括雇佃农、自耕农和地主三个阶层，其中自耕农占大多数 地主阶级在社会中具有双重身份，他们既是剥削者，又属于被统治者，所以在特定情况下，他们也会参加反对统治秩序的起义和斗争 早已有人发现，朱元璋参加的反元起义与李自成领导的反明起义，起义基础、发展过程和最终结局都有很大不同考虑历史上八次全国规模的起义，秦末大起义、绿林赤眉大起义、隋末大起义和元末大起义这四次起义，参加者不仅有贫苦农民，而且还有广大地主阶级成员；而黄巾起义、黄巢起义、李自成起义和太平天国起义的参加者，却几乎都是被生活所迫的贫苦农民为了全面认识“农民起义” ，我们有必要把两类起义进行区分笔者把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体被统治者参加的起义称为“社会起义” ，而把只有贫苦农民参加的起义叫做“贫民起义” 这样，历史上真正代表“贫苦农民”利益的起义领导人，依次有张角、黄巢、李5自成、洪秀全等（毛泽东也是真正代表农民利益的领袖） ；而刘邦、朱元璋参加和领导的起义，是包括地主阶级在内的全体被统治者的起义，所以他们是“社会利益”的代表而不只是“农民利益”的代表尽管汉光武帝刘秀和唐高祖李渊都出身于地主阶级，李渊还是统治阶级中的一员，但他们参加、领导或利用农民起义，并不是单纯代表“地主阶级”的利益，而是当时整个“社会利益”的代表。
地主阶级优越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大都愿意维护统治秩序正因为如此，所以历史上很少出现地主阶级也积极参加的反对专制王朝的起义四次全国规模的“社会起义” ，与一般的“贫民起义”发生的背景大不不同，起义的过程和结局也大不不同全面分析两类起义的背景（基础） 、过程和结局，已经超出本文的论题，有机会再详论 “社会起义”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所以推翻专制王朝并不困难（而贫民起义推翻专制王朝却非常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