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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苏联解体后的托洛茨基研究综述伊恩D撒切尔(IAN D THATCHER)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托洛茨基是如此的盛行，这在苏联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很难想像的。托洛茨基同布哈林一起成为了最受争议的老布尔什维克。苏共下台四年来，人们研究托洛茨基的兴趣是否会连同他所创立的体制一起减弱或者是消失？在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这种趋势是否会明显的表现为关于托洛茨基研究著作的增加或减少？下面，我们可以做一些对比。首先，我们应该注意到，由于苏共不再垄断苏联出版业，这就使得那些研究托洛茨基的学者丧失了一些便于发表他们自己研究成果的平台。例如，1991年8月，在最后一期的消息报的后页广告上，据我所知，苏联共产党中央政治
2、局认为未来那些与托洛茨基从苏联流亡的相关资料不会在别的地方发表。只要旧的体制和公开性还同时存在，那么托洛茨基就会拥有特别的魅力。同时，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由苏共控制的媒体会对他失去兴趣。毕竟，再也没有其他的革命者可以像托洛茨基一样拥有与列宁合作或是反对列宁的历史。而且，再也没有其他的老布尔什维克可以像他一样组织一个新的国际以反对斯大林。一旦用于发表托洛茨基文章的某些渠道丧失，那么苏联解体后的报刊便会找出其它与托洛茨基相关的新的存档资料。然而不幸的是，没有人可以从这些资料中对托洛茨基的观点做出新的解读。托洛茨基在流亡期间写了诸多的书信，后来这些书信由Istoricheskii arkhiv（俄国历
3、史期刊）公诸于世。这些书信有着一定的吸引力，涉及到了托洛茨基的私生活。例如，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托洛茨基是如何试图去告诉他的前妻，他们的女儿Zina的死讯。关于托洛茨基与P.S.Kuroedov联系的信函已经被注解且已被翻译成多个版本。例如，在Louis Sinclair（路易斯.辛克莱）版本的托洛茨基自传中，你就可以发现，关于1926年英国大罢工，政治局批示的文件不足20份，这些文件在同一本期刊上先后发表。其中只有两份是托洛茨基写的，或者说托洛茨基仅仅是其中的一个联合作者。这些材料的公示不仅使得托洛茨基的著作更加的完整，同时也为俄国人和那些翻译托洛茨基著作的人提供了极大的便利。同样的材料在托洛
4、茨基与共产国际联系的书信中出现过，而Otchestvennye arkhivy也曾多次发表过此材料。人们可以查阅大部分的资料，无论是存放于哈佛大学托洛茨基档案馆的第一手资料，还是已经翻译出版的研究托洛茨基的资料。从前，关于托洛茨基1918年2月20日的一份书信是不允许查阅的，而现在Istochnik已于1993年发表。在这份文件中，托洛茨基不管列宁在中央委员会会议上的要求，他依然坚持反对与德缔结和平条约。但是他也会控制自己在公共场合的言行（公共表态）。因为反对他的是“由他领导的中央委员会的半数成员”。这是一份很有趣的资料，但是它仅仅成为伊萨克.多伊彻先知三部曲的旁引资料，用以证明托洛茨基言行的
5、真实性。于是，就相关的托洛茨基学术研究而言，苏联解体后的报刊并没有像它以前的报刊一样去揭示一些新的并且重要的资料。这就不难想象为什么自1991年以后再也没有可以与Danilov（丹尼洛夫）发现托洛茨基于1923年10月26日的演讲相媲美的资料了，当时这一发现震惊了莫斯科和整个西方世界。介于俄国档案馆和外国研究机构之间的更多有价值的档案资料已经被合资企业通过缩微手段（缩微相机偷拍）得以发行。例如，现在只要你有足够的钱，你就可以购买到存放于莫斯科苏共档案馆的所有与托洛茨基有关的资料。这样的事情令俄国民族主义者感到不安，他们担心那些学者将会在俄国之外去研究俄国的过去。不过这样做，至少可以使得外国研究
6、者不必担心没有机会进入那些受到未来俄国政府有意限制进入的档案馆。在戈尔巴乔夫执政后期，托洛茨基的书籍继续得以发行。戈尔巴乔夫改革期间，托洛茨基1917年以后的著作几乎吸引了所有人的关注。然而，这些书籍的发行不再受到苏共的审查。那些由苏共刻意选择的历史学家所准备的引言和大量的注释也被删除了。这样做不仅为部分苏联学者书写与托洛茨基有关的东西提供了机会，同时，对于外国研究者而言，他们经常成为书中最为有价值的一部分。毕竟，他极有可能已经拥有了托洛茨基的著作。在他的脑海中，最重要的问题首先是，“这些苏联学者要写托洛茨基的哪方面？”；“关于戈尔巴乔夫改革这些研究成果都说明了什么?”。没有人会去回答这些苏联
7、问题研究的焦点。现在，托洛茨基的著作既可以由有兴趣的学者，最典型的是Yurii Felshtinsky，同时也可以由那些旨在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再教育工人阶级的托洛茨基分子发表。在戈尔巴乔夫时期，描述托洛茨基的文体形式更多的是他的自传或者是政治肖像。这是因为，在很长的一段时间内托洛茨基的职业都被曲解，这就要求人们必须要对他的职业给与一个简洁但是更符合实际的综述。在人们的注意力的集中在更多的特定期刊前我们必须要这样做。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描述形式占据主导位置，因为它是对戈尔巴乔夫要求的更多的公开性的最直接最适当的反应。这种描述形式在后苏联时代的期刊杂志是不会再出现了。在一个变革的环境中，报纸拥有的
8、读者越来越少，它们开始为自己设置其它的目标。例如，没有人会想象，Ogonek或者是Moskovskie Novosti 会像过去那样研究托洛茨基。确实，无休止的重复这类新闻工作毫无意义。这样做只会使得那些本身已经对托洛茨基有着大量了解或者是想要了解更多资料的人感到厌恶。苏联解体后，那些对托洛茨基自传有兴趣的读者要求更多的相关研究成果发表。这些资料中，部分是将要失业的“苏联”历史学家的研究成果，同时这些资料主要体现了作者想要引起争论的意图。更有趣和更富有启发性的是后苏联时代的教科书对托洛茨基的生平给予看了一个适当的评价。为了那些更愿意通过戏剧了解托洛茨基的人来说，第一部有关托洛茨基的长篇电影于1
9、993年制作完成。为了呈现一个被“删节”的托洛茨基，V.Matizen的评论成为了这部电影的关键。尤其是托洛茨基的智慧，伟大的辩论和政治才能都是很难被描述的。即使是斯大林也要忍受和甘拜下风。关于托洛茨基的生活和思想的特定方面的研究资料继续在后苏联时代的杂志发表，虽然比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的数量要少。紧随着苏联解体，N.A,Vastetsky 关于托洛茨基和第四国际的文章出现在Navay、a i noveishaya istoriya。就是这个特别的Vastetsky，在他的文章里，第四国际被表述为是注定要失败的。因为从一开始第四国际就受到集权主义、分裂、小资产阶级分子习惯和过时的思想束缚。一篇更
10、加有趣的文章的产生源于一位读者，这位读者给Otchestvennaya istoriya，询问托洛茨基与左派社会主义革命者Yakou Blyumkin的关系。结果就是更多的谈论了Blyumkin而不是托洛茨基。但是这个解释包含着一个反驳的声明，就是托洛茨基使Blyumkin免于1918年被枪击；叙述了两人是在军事委员会的第一次会面，紧接着是Blyumkin转向共产主义以及Blyumkin对由托洛茨基领导的军事委员会的认同；追踪他们接下来在君士坦丁堡的会面情况，这是托洛茨基被苏联驱逐后流亡的地方，最终Blyumkin要用自己的生命去报答。V.I.Semenenko是哈尔科夫大学（Kharkov
11、University）的一个研究托洛茨基的狂热分子。托洛茨基在1920年苏联与波兰战争期间提出了一些观点，最近V.I.Semenenko就此进行了适当的评价，并与同时期其它布尔什维克领导人的观点进行了对比。无论是在莫斯科还是各省，关于托洛茨基生活方面的研究并没有仅仅局限在学术杂志上，标明这一点也是很有趣的。例如社会政治画报周刊（social political illustrated weekly）的青年杂志Ekho planety 最近刊登了托洛茨基在挪威的生活故事，主要是总结了托洛茨基流亡挪威期间与当地居民的谈话。结语就是，无论是作为一个政客，还是一个普通人，挪威人民发现托洛茨基是一个值得
12、人尊敬和拥有大智慧的人。在1985年到1991年期间，虽然托洛茨基并没有成为焦点，但是在相关的研究中托洛茨基仍然不断的被提到。这并不总是涉及到对托洛茨基行为的评价。例如Savelev的一节内容和Tyutyukin对Martov的生活的解释仅仅是使用托洛茨基的我的生平作为一种描述Martov同列宁都在Iskra工作时的关系的资料。不过，总的说来，人们更多的是对托洛茨基的评论。在一份有关苏联于20世纪20年代企图鼓动德国革命的调查里，揭示了新的存档资料。连同着其它的布尔什维克领导人，托洛茨基更多的强调革命前景，这一点受到了人们的批评。但是同时人们又赞扬托洛茨基比别人更加的谨慎和敏锐。在与卡尔.考茨
13、基有关恐怖主义与共产主义关系的辩论中，托洛茨基表现的并不好，这在一篇关于德国社会主义者生活和工作的长篇文章中可以看得出。这篇文章的作者对托洛茨基的观点进行了客观的总结，但是声明考茨基是对的，因为他正确地预测了布尔什维克政策（战时共产主义）的不可避免的变化。N.S.Simonov关于那些对比20世纪20年代俄国与法国大革命的同时期评论员的调查研究涵盖了托洛茨基作为左翼反对派成员时期的活动内容。Simonov也批评了托洛茨基的观点，认为他们在政治中忽视了多元主义中自由市场的必要性。戈尔巴乔夫时期，研究托洛茨基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苏联发行西方学者的著作，包括他们的杂志和书籍。虽然有所不同，但是这种趋势
14、在整个后苏联时代（独联体）中变得十分流行。当前，俄国媒体更早的去查阅西方同僚的文章，而不是等到文章到处都是的时候才开始阅读，同时也不仅仅是偶尔翻译现存的资料。例如，Michael Fox关于苏联托洛茨基研究的矛盾的兴趣调查，其中他一些的观点被他以前的支持者公开批评，这被刊登在Voprosy istorii。由俄国和非俄国专家所写的评论，是外国学者的最新成果，是1991年以后的新发展。例如，Edward Acton对于 Paul Dukes 和Terry Porotherstone联合出版的关于托洛茨基的书给与了赞扬，这本书涵盖了在1990年于阿伯丁大学（Aberdeen University）
15、举办的“托洛茨基50年后”会议内容，并作出了一定的贡献；就像L.S.Sukhotina对待Philip Pomper 的作品列宁、托洛茨基和斯大林。知识分子和权力一样。于是，关于托洛茨基的最新研究和最近关于对苏联过去的研究既有相同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毋庸置疑，在1985年至1991年之前或者是之后与托洛茨基相关的资料将会发表的越来越少，但也显露出许多积极的信号。在一个经济和政治不确定的时期，托洛茨基仍然是焦点。人们可以得到完全不同于托洛茨基自传的见解，从几乎持完全反对态度的Vasetsky 和Volkogonov作品到将近完全钦佩托洛茨基的Vadim Rogovin 的对于斯大林主义的选择的多重分析。除此之外，这些著作文章的发表成为了新的教科书，旨在告诉人们托洛茨基在何时何地说了什么，做了什么。鉴于托洛茨基在俄国历史上的核心位置，人们很难想象俄国学者漠视他的时期。总的来说，一切会越来越好，关于托洛茨基，还有很多东西值得我们探究。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