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安史之乱的发动者安禄山、史思明起家的营州一带，在开元时就已成为粟特人的新家园经过安禄山的经营，河北地区成为粟特商胡的向往之地，加上突厥部落内的胡人南下，在天宝末年以前，河北已成为胡化之区安史乱后，一方面，唐朝出现排斥胡人的情绪，许多粟特人蒙受打击，纷纷向河北三镇转移，寻求新的生存之地大量粟特胡人迁居河北，加重了河北的胡化倾向，也增加了河北藩镇的力量最后，加入到晚唐强劲的北方民族沙陀部的粟特人，又成为五代王朝的中坚，甚至像石敬瑭那样当上了皇帝另一方面，安史之乱虽然造成唐人对“胡化”的反感，但并没有影响粟特人在长安的继续存在，他们用改换姓氏、郡望等方法来转胡为汉，如武威安氏改姓李氏，康姓附会出自会稽，何氏自称望在庐江，而且同属伊朗系胡人的波斯人则在长安继续存在，仍然声称自己是“西国波斯人也” ，并保持他们原有的宗教信仰，使唐朝的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精神一直保持到晚唐[1]在本文中，笔者试就安史之乱后粟特胡人的动向问题，略做申论一、安史之乱后唐朝境内对胡化的排斥安史之乱爆发之前的唐朝，是一个开放的多种民族共存的大国不论在安史叛军当中，还是在平定安史叛军的唐朝军队当中，都有大量的外族民众，包括西域胡人。
因此，我们把安史之乱定性为争夺统治权利的斗争，而不把它看作是一场不同民族间的民族斗争然而，安史之乱的领导者安禄山父子和史思明父子，在唐朝人眼中是地道的“杂种胡” ，即昭武九姓出身的粟特人，他们发动了这场叛乱，给唐朝社会造成了巨大创伤因此，在安史之乱的平定过程中和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唐朝境内出现了对胡人的攻击和对“胡化”的排斥这首先表现在唐朝对安禄山的痛恨上 《旧唐书》卷一○《肃宗本纪》记：至德二载（757）十一月，肃宗进入刚刚收复的长安后， “宫省门带‘安’字者改之 ”[2]《唐会要》卷八六《城郭》记载略详：“至德二（三）载正月二十七日，改丹凤门为明凤门，安化门为达礼门，安上门为先天门，及坊名有‘安’者悉改之，寻并却如故 ”[3]《资治通鉴》卷二二○至德二载年末记：“更安西曰镇西[4]出于对安禄山的憎恶而把一些地名、坊名和门名中的“安”字改掉，显然是一时的情绪冲动，因为“安”字本身是个具有褒义的字，在人们习惯使用的地名、坊名、门名中大量存在，多不胜改，因此， 《唐会要》说很快就又改了回去[5]但是，我们从这个事情上不难看出，唐朝极力希望抹掉所有安禄山的痕迹其次表现在对胡人的排斥甚至杀戮上。
傅乐成先生在《唐代夷夏观念之演变》一文中，举安史乱后唐朝对异族立功将领李光弼、仆固怀恩、李怀光三人的猜忌为例，来说明夷夏之防的转变[6]其中的仆固怀恩，原为铁勒仆骨部人，贞观时就归降唐朝，祖父以来三代任金微都督府都督仆固怀恩后效力于朔方军，自安禄山叛乱以来， “所在力战，一门死王事者四十六人，女嫁绝域，说谕回纥，再收两京，平定河南、北，功无与比”[7]，却被河东节度使辛云京和宦官骆奉仙构陷，而朝廷不辨曲直，代宗听信中使片面之辞，袒护辛云京，最后逼得仆固怀恩走上反叛道路[8]从整个事件来看，仆固怀恩之叛，完全是唐朝君臣对于胡人将领的猜忌心理造成的这种对胡人厌忌心理的极端做法，就是对胡人的杀戮自代宗时， “九姓胡2常冒回纥之名，杂居京师，殖货纵暴，与回纥共为公私之患” 德宗即位，建中元年（780）命回纥使者董突尽率在京师的回纥及粟特胡归国这些人到振武（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西北土城子）后，数月不归，厚求资给，并暴践庄稼同年回纥顿莫贺可汗新立，在漠北杀九姓胡二千多人，居于振武的九姓胡密献策于唐振武留后张光晟，请杀回纥而张光盛却喜其党自离，勒兵掩袭，将回纥及九姓胡一并杀戮，并聚为京观董突为回纥新可汗的叔父，回纥遣使请专杀者复仇，但德宗只是贬张光晟为睦王傅，寻改太仆卿[9]。
张光晟在动手之前，曾上奏朝廷，称：“回纥本种非多，所辅以强者，群胡也……请杀之 ”[10]朝廷虽未准其奏，但从事后的处理来看，显然对杀胡事件予以默许和庇护由此可见，唐朝军将对九姓胡的憎恨较回纥为重，而朝廷对诛杀胡人的做法不予追究，这不能不说是安史之乱后唐朝君臣对胡人的厌恶，特别是对于与安禄山、史思明同种的粟特人，恨不得杀之而后快这种由于对安、史以及胡人的厌恶感，逐渐形成了一种对唐朝前期胡化现象的否定，并且把这种胡化看成是安史之乱的直接原因唐人姚汝能著《安禄山事迹》卷下称：“天宝初，贵游士庶好衣胡服，为豹皮帽，妇人则簪步摇，衩衣之制度，衿袖窄小识者窃怪之，知其（戎） 〔兆〕矣 ”[11]这是把天宝初年长安盛行穿胡服的风气，看作是安史之乱的征兆五代后晋刘昫等著《旧唐书》卷四五《舆服志》也说：“开元来……太常乐尚胡曲，贵人御馔，尽供胡食，士女皆竟衣胡服，故有范阳羯胡之乱，兆于好尚远矣 ”[12]这段话应当也是来自唐人的说法，这里已经把胡曲、胡食、胡服都当作安史之乱的远兆这种胡化导致安史之乱的说法，由于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772-846）和元稹（779-831）赋之于诗，而得到更为广泛的认同白居易《胡旋女》相关诗句云：胡旋女，出康居，徒劳东来万里余。
中原自有胡旋者，斗妙争能尔不如天宝季年时欲变，臣妾人人学圜转中有太真外禄山，二人最道能胡旋梨花园中册作妃，金鸡障下养为儿禄山胡旋迷君眼，兵过黄河疑未反[13]白居易把天宝末年将要发生的社会巨变，和玄宗爱妃杨玉环与发动叛乱的范阳节度使安禄山的胡旋舞技联系起来 《安禄山事迹》及两唐书《安禄山传》也都特别描述安禄山跳胡旋舞“其疾如风”[14]元稹《胡旋女》也云：天宝欲末胡欲乱，胡人献女能胡旋旋得明王不觉迷，妖胡奄到长生殿胡旋之义世末知，胡旋之容我能传……[15]也是把胡人所献胡女所舞的胡旋，和妖胡安禄山的叛乱联系起来元稹《立部伎》诗夹注也云：“太常丞宋沇传汉中王旧说云：玄宗虽雅好度曲，然而未尝使蕃汉杂奏天宝十三载（754） ，始诏道调法曲与胡部新声合作，识者异之明年禄山叛 ”[16]更是把胡曲和安禄山之反叛直接说成是因果关系这种社会思潮实际上和当时的古文运动以及韩愈等人的反佛行动是一脉相承的陈寅恪先生在讨论元稹、白居易《新乐府》时说：“盖古文运动之初起，由于萧颖士、李华、独孤及之倡导与梁肃之发扬此诸公者，皆身经天宝之乱离，而流寓于南土，其发思古之情，怀拨乱之言，乃安史变叛刺激之反映也唐代当时之人既视安史之变叛，为戎狄之乱华，不仅同于地方藩镇之抗拒中央政府，宜乎尊王必先攘夷之理论，成为古文运动之一要点矣。
昌黎于此认识最确，故主张一贯其他古文运3动之健者，若元、白二公，则于不自觉之中，见解直接受此潮流之震荡，而具有潜伏意识，遂藏于心者发于言耳 ”[17]可谓至确之论然而，中唐文人的这种看法，并不符合事实唐朝前期长安流行的胡服，固然可能与大量粟特胡人的涌入有关[18]但是，开元、天宝年间长安的胡化与河北安禄山控制区域的胡化并非一回事，后者与安史之乱的爆发是有一些关联，但前者却未必[19]可是，安史乱后唐朝的这种看法流播繁衍，必然对留居唐朝的胡人，特别是九姓粟特胡人产生强烈影响，这是值得我们特别关注的问题二、留居中原的粟特胡人如何应对在唐朝朝野上下排斥胡化的思潮下，留居中原的胡人，特别是与安禄山同种的粟特胡人，必然处于一种尴尬的局面之下面对这样的形势，想要在中原继续生存的粟特胡人，该采取怎样的行动呢？武威安氏，即帮助唐朝消灭凉州李轨势力的安兴贵、安修仁一家，可以说是一直跟从唐室的粟特安国后裔安兴贵子安元寿由李世民秦王府右库真起家，参与玄武门之变，帮助李世民夺取政权，以后在唐朝与东西突厥的斗争中屡立战功，并一直在长安、洛阳任诸卫将军，永淳二年（683）卒于洛阳，特令陪葬唐太宗昭陵[20]安元寿孙安忠敬历任右威卫翊府右郎将兼新泉军使、赤水军副使兼赤水新泉两军监牧使、会州刺史、松州都督、河西节度副大使、临洮军使、鄯州都督，三十年间，为唐朝抗击突厥、吐蕃而转战西北边疆，以开元十四年（726）终于鄯州，归葬凉州之祖茔[21]。
这一家族虽然早已落籍凉州武威，但其显然是来自粟特的安国，目前最早提到其家族来源的史料即《安元寿墓志》 ，其中铭词说安氏是“妫水导源，凉土开国” 妫水即粟特地区的阿姆河，此句表明安氏来自阿姆河旁的安国（布哈拉） 《元和姓纂》卷四“安姓”条记：“姑臧凉州出自安国，汉代遣子朝，因居凉土后魏安难陀至孙盘婆罗，代居凉州，为萨宝[22]即明确说凉州安姓出自安国，而且从北魏以来，一直任凉州萨宝萨宝正是从队商首领发展而来的胡人聚落首领的名称，也表明了这一家族的粟特来历但随着这个家族在中原长期生活下来，他们的后人也就慢慢把自己的祖系与黄帝或者汉代来华的著名僧人安世高联系起来张说所撰《安忠敬碑》说到其家族来源时，云：“轩辕帝孙，降居弱水，安息王子，以国为姓 ”《新唐书》卷七五下《宰相世系表》更说：“武威李氏，本安氏，出自姬姓黄帝生昌意，昌意次子安，居于西方，自号安息国后汉末，遣子世高入朝，因居洛阳 ”其实，这显然是安氏因为久居中国而特别要和中国攀上关系，为与汉人祖先“通谱”而伪造出来的，这是武威安氏逐渐汉化的表现[23]安史之乱爆发后，安忠敬子安重璋在李光弼麾下抗击叛军，乾元二年（759）在据守河阳之役中立功，迁泽州刺史。
代宗即位，升任泽潞节度使、潞州大都督府长史、兼御史大夫，加领陈、郑二州，迁兵部尚书 《旧唐书》卷一三二《李抱玉传》记：此时抱玉（即安重璋） “上言：‘臣贯属凉州，本姓安氏，以禄山构祸，耻与同姓，去至德二年五月，蒙恩赐姓李氏，今请割贯属京兆府长安县 ’许之，因是举宗并赐国姓 ”虽然在安禄山叛乱后，武威安氏家族成员并没有因为与之同姓而受到唐朝的排斥或猜忌，而且得到太尉李光弼的信任但安氏家族成员却乘立功之机请求改姓，并被肃宗赐予与皇家相同的李姓[24]值得注意的是，安氏改姓的年份，即是肃宗更换长安宫省门带“安”字的同一年，虽然史料记载改姓在前（五月） ，改宫省门名在后（十一月） ，不过我们从两件事的相同点不难推测，正是当时朝野对安禄山的“安”的厌恶情绪，才促使已经在唐朝赫赫有名的武威安氏改姓为李到乾元二年，安重璋又借立功之机，要求徙籍4京兆，从此脱离凉州，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了[25]武威安氏是唐初以来的大姓，这一家族的改姓李氏和徙籍京兆，在胡人中应当具有表率的作用，虽然其他阶层的胡人不能像李抱玉那样彻底改变安家的标志，从而成为地道的长安人，但这种做法无疑会被其他胡人所模仿，因此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同出武威的安暐提供了改姓的另一个很好的例证李休甫撰《李国珍墓志》相关文字如下：“公将门令族，本姓安氏讳暐，字暐，武威郡人也天宝中，以忠勇见进，武艺知名及燕虏犯阙，二圣蒙尘，公奉肃宗，以爪牙从事由是磬其肝胆，稍沐洪恩特赐嘉名，改氏皇姓出生入死，实为士卒之先；执锐被坚，颇历日月之久其改讳曰国珍，则有以见宠渥器重之义矣以兴元元年（784）九月四日，薨于长安县光德里其年十一月十二日，葬于万年县长安乡而备礼焉 ”[26]这里只说安暐为武威安氏，但不难推知他是迁来河西的粟特安国后裔虽然说他出自将门令族，但没有举出任何光荣的祖先，因此与安重璋不是同一家族但他也在安禄山叛乱以后，由肃宗赐姓李氏，名国珍，而且从他葬于长安万年县长安乡来看，也已经是京兆人了安暐改姓的时间墓志没有明确记载，一种可能是与安重璋一样在至德二年的环境下而请求改姓；但从安暐的地位来看，他更可能是在安重璋请求改姓李氏以后，以同为武威安氏的身份，得到肃宗赐姓的荣耀《新唐书》卷一五六《李元谅传》云：“李元谅，安息人，本安氏，少为宦官骆奉先养息，冒姓骆，名元光 ”贞元五年（789）立于华州的《李元谅颂》碑称：“公本名元光，姓骆氏，武威姑臧人。
盖黄轩帝孙，降居安息，高阳王□，留宅姑臧而弱岁羁孤，感于知己，□□□之族，从骆统之宗党，镇潼关□五年矣 ”[27]这大概是《新传》所本新出土的《李元谅墓志》相关文字云：“公本安姓，讳元光，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