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制度论文-试论隐形程序[内容提要] 隐形程序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具有单方性、多样性、随意性、非理性隐形程序的危害性在于滋生司法腐败，诱发司法不公，破坏司法权威，降低司法效率我国司法实践中大量存在隐形程序现象，分析隐形程序产生的原因并寻找其改革路径是司法改革的当务之急[关 键 词] 程序 隐形程序 司法改革英国有句古老的格言：“正义不仅应当得到实现，而且应以人们能够看得见的方式加以实现”（Justice must not only be done, but must be seen to be done）这句法谚大体意思是说正义应当通过公开的程序加以实现相反，“没有公开则无谓正义” [1]，因为“一切肮脏的事情都是在‘暗箱作业’中完成的，追求正义的法律程序必然是公开的、透明的”[2]然而审视我国司法实践，可以发现所谓隐形程序大量存在，这些隐形程序虽对弥补诉讼立法不足起到一定的作用，但其负面效应却大得多长期以来，这一问题并未引起足够的重视，致使隐形程序大有愈演愈烈之势本文拟就隐形程序问题作详细剖析，以期对我国的司法改革有所裨益一、隐形程序：程序正义的背离（一）、隐形程序的含义所谓隐形程序是指在司法机关内部通行或者认可的但未向外界公布的办案规则与程序。
之所以称之为“隐形”，是因为这些办案规则与程序未经有权机关正式予以颁布，外界既无法查阅也无从知晓；之所以称其为“程序”，是因为其在诉讼中几乎与国家颁布的诉讼规程有着同等的效力和功能，甚至有时成为办案人员办案的首选规则这些“隐形程序”在静态上主要是以内部红头文件、请示、批示、指示、通知、讲话、经验总结、工作报告、惯例等形式表现出来；在动态上，主要表现为“暗箱操作”二）、隐形程序的基本特征隐形程序除了具有不言自明的秘密性、非法性之外，还具有以下基本特征：1、单方性公正的程序应当保障那些对裁判结果有利害关系的人能够参加到诉讼中去，使其有机会发表自己的观点和提出支持该观点的证据，以及反驳对方提出的观点和证据，从而对裁判结果的产生发挥积极的影响这就是所谓程序多方参与性原则，一般认为，它是正当程序（Due Process）最基本的内容和要求，也是满足程序正义的最重要条件[3]根据这一原则，裁判者的裁判活动必须在控辩双方同时参与下，通过听取各方的陈述、举证、辩论等方式来展开，而禁止裁判者同诉讼的一方当事人进行单方面的接触然而在隐形程序中，“单方面接触问题”比较严重，如在庭审前，承办案件的法官为防“不测”同检察官查阅案卷讨论案情；承办法官对于庭上难以查清的案件事实予以“调查核实”时，几乎是清一色的单方行为；“三同现象”[4]等等。
2、多样性由于隐形程序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缺乏监督与制约的“地下活动”，因此，何人在何时何地出于何种目的采用何种方式开启该程序都存在极大变数，因而具有多样性1）隐形程序的参与者既可以是双方当事人、司法机关，也可以是与案件毫无关系的局外人和机关；（2）隐形程序可以发生在立案、侦查、审查起诉、审判、执行的任何一个阶段，甚至在立案之前也可能存在；（3）隐形程序既可以在司法场域之内出现，也可以在司法场域之外产生；（4）隐形程序的出现极可能基于司法机关的原因，如办案人员为转移错案风险大肆进行案件请示汇报等，也可能基于诉讼当事人甚至案外人的缘故，如一方当事人为了获得对己有利判决而恣意进行“AMP 交易”[5]；（5）隐形程序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丰富多彩，如通气会、搞协调、打招呼、批条子、走关系、定调子等3、随意性诉讼是指司法机关在诉讼当事人及其它诉讼参与人的参加下，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解决纠纷的一种活动而程序是主体参与决策活动的过程、顺序、方式和方法等方面的总和[6]这表明规范性是诉讼活动的基本特征，它要求诉讼的进行应严格依照诉讼法规定的程序进行，而不能由司法机关、诉讼参与人随心所欲、恣意妄为具有规范性的程序与恣意相对立，它能保证司法机关有条不紊地、合乎理性地定纷止争。
而在隐形程序中，由于具有多样性、非法性的特点，使得办案人员、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活动不受程序法的调整和约束，常常游离于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之外，没有统一的行为模式，至于是否启动、如何启动该程序完全取决于实施者，因而隐形程序具有较强的随意性4、非理性诉讼程序应当具有理性，因为合乎理性的程序往往会产生合理、正确的判决结果即使这种程序不能产生正确的结果，也“能使程序参与者有机会获知程序的进程、判决结果的内容以及判决得以形成的理由和根据，从而更能从心理上接受判决结果；同时，理性的程序能够对判决结果作出充分的合理性证明，使程序参与者确信自己受到了公正的对待”[7]为保证程序符合理性原则，程序应当按照公开性、多方参与性、说理性、亲历性等特征进行设计而在隐形程序中，“暗箱操作”现象不仅直接违反程序的公开性，使诉讼的一方或双方丧失了解、影响程序的进程的机会，从而导致公开争辩、公开求证难以形成，而且使裁判结论根本无法从程序过程中产生，而是来源于程序之外的没有亲历整个诉讼过程的某种权威力量因此，从本质上讲，隐形程序是一种非理性的活动由此看来，隐形程序无论从哪个角度上讲都是对正当法律程序的直接背叛，因为只有具备公开性、多方参与性、自治性、理性的程序才是正当性法律程序。
故说隐形程序是对程序正义的恣意践踏实在不为过三）隐形程序的负面效应隐形程序与正当程序结伴而行、相伴而生，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它作为一种异化的诉讼程序所展现出来的负面效应十分明显我们认为，隐形程序的危害性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 隐形程序是滋生司法腐败的温床“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变的经验”，[8]而不受监督与制约的权力更是如此由于隐形程序是一种“地下活动”，因此使司法活动未受到广大人民群众、新闻媒体以及诉讼参加人的监督与制约，这给好利恶害的机会主义者可趁之机，不惜动用各种资源如金钱、权力、人情、美色等对司法人员进行狂轰滥炸，有血有肉甚至半推半就的司法人员哪能抵挡得了这种诱惑！在这种情况下，金钱案、人情案、关系案等司法腐败现象怎能消除！2、 隐形程序是诱发司法不公的源泉近年来，司法不公和司法腐败成为人们最深恶痛绝的社会丑恶现象而罪魁祸首就是隐形程序，它犹如一座加工厂，源源不断地制造不公正的司法首先，在司法腐败的情况下，很难想象还能保证司法公正俗话说“拿别人的手软，吃别人的嘴短”，司法人员怎能“忘恩负义”而不“礼尚往来”？其次，隐形程序剥夺了或弱化了诉讼当事人参与诉讼程序、影响裁判结果的机会和权利，从而使他们产生强烈的不公正感，这种感觉源于他们的权益受到忽视，他们的人格遭到贬损。
[9]3、 隐形程序是贬损司法权威的表征司法作为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屏障，应当具有权威性，这是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必然要求司法权威的前提条件是要有公开、公正的司法然而，隐形程序一方面使广大人民群众无法充分了解司法权力及整个诉讼程序的运作方式，无法亲眼目睹实现正义的全过程，从而不利于增强社会公众对司法的认同感，使公众对司法产生怀疑，丧失信心，另一方面隐形程序所产生的司法不公、司法腐败现象很容易使公众误认为权力、金钱、关系比司法更重要、更有效，从而导致司法完全成为“地下交易”的“遮羞布”4、 隐形程序是降低司法效率的诱因在现代诉讼中，司法效率和司法公正一个都不能少为使司法具有高效率，必然要在保证司法公正的前提下最大限度地减少司法资源的消耗但是隐形程序的出现却大大增加资源消耗，从而降低司法的效率首先，司法不公产生波斯纳所说的“错误消耗”，因为司法不公可能使锲而不舍为权利而斗争的人卷土重来，这势必增加一次或多次司法予以救济，而每增加一次司法就意味着司法资源的增长；其次，当地下“AMP 竞赛”出于势均力敌时，诉讼的一方为了抢得“先机”可能会加大投入力度；最后，司法活动中不必要的请示、汇报、协调、审批等制度无疑会进一步增加司法资源的消耗。
二、隐形程序：司法的一大病灶近年来，针对司法不公与司法腐败问题，我国进行了司法改革，然而普遍认为收效不大，甚至有人申称作为司法改革突破口的庭审方式改革已基本上宣告失败司法改革是一项庞大的系统工程，并非一蹴而就笔者以为，司法改革之所以步履维艰恐怕在于其未击中“靶心”，而在我国司法实践中，隐形程序的泛滥无疑是其中“靶心”之一，举其荦荦大端者有：（1）、“三长会议”[10]、“协调定案”制度众所周知，我国在各级党委内部，专门设立一个政法委员会，统一领导公、检、法、司各部门的工作然而，在一些地方，往往以“事关大局”为由，由政法委牵头，动辄召开所谓“三长会议”，实行“联合办公”，对所谓“本地区有影响、有振动”的大案要案进行“协调定案”2）、联合侦查一是滥用“两指”、“两规”我国《行政监察法》第 20条规定，监察机关在调查违反行政纪律行为时，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责令有违反行政纪律嫌疑的人员在指定的时间、地点就调查事项涉及的问题做出解释和说明，即“两指”在党纪检查文件中，“两指”变成为规定时间内、规定地点，即“两规”于是，在实践中，为“避免师出无名”[11]，精明的侦查人员（反贪的侦查人员居多）常常利用上述模糊性规定，联合行政监察机关或者党纪检察部门，对所谓涉嫌犯罪的有关人员长期实行“两规”、“两指”，以这种长期“变相拘禁”方式去赢取时间，以便获取“口供”。
一旦获取所谓“口供”即犯罪证据，马上就对其予以立案，直到这时，“两规”才宣告结束，侦查活动才开始由“地下”转为“公开”[12]二是检察机关起诉部门为了所谓“证据把关”，提前介入公安机关的侦查活动，同侦查人员一道“并肩作战”3）、庭前或庭外活动中心化、实质化一是上下级法院的监督关系异化为领导关系，上级为了给下级把关搞所谓“批示”、“指示”；下级为了避免错案搞所谓“疑案报请”二是在法院内部行政化管理模式情况下形成所谓案件审批制度，以及审判人员在法庭审理之前或之后就如何判决问题向庭长、院长或审判委员会汇报，由后者进行审批之后才能定案这种“审者不判、判者不审”所带来的结果就是合议庭形式化、庭审形式化、庭前活动中心化、实质化4）、监督异化、领导异化、外界干预在我国目前政治体制下，人大掌握法院人事权，政府掌握法院财权，而各级党委掌握法院领导权在这种背景下，常常产生监督异化、领导异化监督异化是指人大对法院的抽象监督异化为具体的监督、个案监督，领导异化是指党委对法院的政治领导、组织领导、思想领导异化为事务性领导因此，法院审判往往受到这些部门的不正当干预，实践中所谓“批示”定案、“条子”定案、“指示”定案、“招呼”定案、“”定案等现象比较普遍。
5）、第二审程序、再审程序、死刑复核程序中书面审理现象普遍根据我国诉讼法有关规定[13]，可以确定我国二审审理是以直接审理方式为原则，以庭外调查讯问方式、书面审理为例外由于公开审理原则是我国审判的基本原则，它应贯彻于整个审判程序，因此二审的审理方式也可以理解为以公开审理为原则，以不公开审理为例外但遗憾的是，我国有相当多的法院以所谓的“诉讼效益”为借口，将二审的审理方式演变为“以不公开审理为原则，以公开审理为例外”再审的审理情况也与此相似其次，由于我国刑事诉讼法对死刑复核程序只规定了书面审核的方式，因此，审判公开在死刑复核程序中根本无法贯彻落实6）检察官、法官相互串通一是检察官“咨询起诉”或许是由于审判阶段是刑事诉讼程序的最后一个阶段的缘故，在许多检察官的心目中，“以法律为准绳”已经被“以法院为准绳”所替代于是有的检察官对于一些吃不准的案件，常常携卷前往法院向承办法官“请教”，或者进行“讨论”，在“谈妥”之后，检察官才以承办法官的“意思”向法院提起公诉二是法官“提前介入”， 打探案情即“刑事案件尚在审查起诉甚至侦查阶段，承办案件的法官就向警官、检察官了解案情，询问证据情况，甚至直接前往检察机关或者公安机关，与警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