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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古代文学论文-论散体大赋在汉景帝时期梁国的形成【内容提要】汉景帝时梁孝王“筑东苑”以后，梁国相继出现了一些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作品，这标志着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在梁国的正式形成。散体大赋在梁国形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第一，汉景帝时期梁国优越的人文自然环境为散体大赋的形成提供了条件。第二，西汉梁国其地域就是春秋时期的宋国，这里是孔子的祖籍，庄子的故里。孔子的儒家文化，庄子的美学思想与散文风格，势必会对梁国辞赋体制的变革产生一定的影响。第三，梁国文士多有古代纵横家之风，其雄辩气质和铺张扬厉的文风给散体大赋那种铺张华丽的修辞性语言诞生提供了足够
2、的养料，促进了散体大赋体制在梁国的形成。【关键词】 梁国；梁王兔园赋；新体小赋；七发；子虚赋；散体大赋 汉赋的发展一般分为西汉初年的骚体赋、汉武帝以后的散体大赋和东汉后期的抒情小赋三个发展阶段，而散体大赋又是汉赋的主体，也是汉代最有代表性的文体。但散体大赋的体制是在何时何地如何形成的？对这个问题，学术界却很少有人谈及。本文想在这方面作些探讨。一、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在梁国的兴起，标志着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西汉初年，骚体赋在南国兴起，其代表作品是贾谊的吊屈原赋和?鸟赋。其特点是内容上以抒情为主，主要是抒写作者的政治见解和身世感慨，情调凄恻哀怨；体制上极力模仿楚辞，虽尚铺陈但篇幅短小，
3、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多用语气词“兮”字。但到汉景帝时，梁国却开始出现了一些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作品，其体制明显与骚体赋不同。当时梁国的国君是梁孝王刘武。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记载，刘武是汉文帝次子，和景帝同母，其母为窦太后。刘武初封为代王，后徙为淮阳王，汉文帝十二年（公元前 168 年）又徙为梁王。当时梁国“为大国，居天下膏腴地。地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四十余城，皆为大县。”都城在睢阳（今河南省商丘市睢阳区古城南），为天下要冲。景帝初年，吴楚七国作乱，“梁孝王城守睢阳，而使韩安国、张羽等为大将军，以距吴楚。吴楚以梁为限，不敢过而西。”由于梁孝王在平定吴楚七国之乱时有大功，又加之为窦太后所溺爱，所以蒙受
4、朝廷“赏赐不可胜道”，一时梁国“府库金钱且百巨万，珠玉宝器多于京师”。“于是孝王筑东苑，方三百余里，广睢阳城七十里，大治宫室，为复道，自宫连属于平台三十余里”。梁孝王“招延四方豪桀，自山东游说之士，莫不毕至”。由于梁孝王广招人才，又爱好文学，所以邹阳、枚乘、庄忌等人离吴游梁，司马相如也宁愿放弃朝中的郎官之职，来到梁孝王门下，一时形成人才济济的局面。梁孝王注意奖励文士，提倡辞赋，于是辞赋之风在梁国逐渐兴起。西京杂记卷四记载：“梁孝王游于忘忧之馆，集诸游士，各使为赋。枚乘为柳赋，路乔如为鹤赋，公孙诡为文鹿赋，邹阳为酒赋，公孙乘为月赋，羊胜为屏风赋，韩安国作几赋不成，邹阳代作。邹阳、安国罚酒三升，赐
5、枚乘、路乔如绢，人五匹。”这段记载就反映了当时梁国写作辞赋的盛况。从现存作品看，当时梁国辞赋多为写景咏物的小赋作品，这主要有枚乘的梁王兔园赋、柳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公孙乘的月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等。这些作品或歌咏兔园（又名东苑，后人称梁苑或梁园），或在兔园忘忧馆所作，应该都是汉景帝初期梁孝王“筑东苑”以后的作品。仔细阅读这些作品，就会发现这些写景咏物的小赋作品与汉初的骚体赋已经有了明显的不同，而且明显带有向散体大赋演进的趋向。例如枚乘的梁王兔园赋：修竹檀栾，夹池水，旋兔园，并驰道，临广衍。故行于昆仑之垦，芴兮有似乎西山。西山?，激扬尘埃。蛇龙奏，林木薄，游风踊焉，虚
6、谷应焉。纷纷纭纭，腾踊乱云。枝叶?散，柯条纠纷。溪谷沙石，涸波沸日。车?兮，连连辚辚。音发绪兮，菲菲?。扰兽?鸡，?蛙?，密切?鸟，相继哀鸣。若乃附巢比翼之傅于列树也，?若飞雪之重弗丽也。西望西山，山鹊野鸠，白鹭霜鹘，?鹞?，守狗戴胜，翡翠鸲鹆。枝巢穴藏，被塘临谷，声音相闻，啄尾离属。翱翔群熙，交颈接翼，阙而未至，徐飞?（左羽+右沓），往来霞水，散漫没合。疾疾纷纷，若尘埃人间白云，穷之乎莫殚，究之乎无端。于是晚春早夏，邯郸、襄国、易涿之丽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与杂?而往款焉。车接轸而驰逐，轮错毂而接服。腾跃之意未发，嬉游之欢方洽。心相扶夺，气怒不竭。羽盖繇起，被以红沫，?然若雨委雪。高冠扁焉，长剑
7、闲焉。左挟?，右执鞭。日移乐衰，游观西园。复其所次，顾锡从者。从容安步，斗鸡走马。俯仰钓射，烹熬炮炙。极乐到暮，乐而不舍。逮及春郊，采桑之妇?裼错纡，连袖方路。芳温往来，便娟盼顾。已而歌曰：“春阳生兮萋萋，不才子兮心哀，见佳容兮不能归。桑萎蚕饥，怅望奈何！”1首先，这篇小赋在内容上主要是叙写兔园的山石林禽之胜及丽人游子的嬉游射钓之乐，与汉初骚体赋的抒写忧怨之情明显不同，而与散体大赋的铺写豪华生活，极力描写各类事物比较接近。其次，这篇小赋在句式上与骚体赋明显不同。贾谊吊屈原赋云：“恭承嘉惠兮，俟罪长沙；侧闻屈原兮，自沉汨罗。造托湘流兮，敬吊先生；遭世罔极兮，乃殒厥身。”作品句式整齐，通篇用韵，多
8、用语气词“兮”字，具有唱叹意味。而梁王菟园赋虽然仍以韵语为主，但很少用语气词“兮”字，句式富于变化。如“若乃附巢比翼之傅于列树也，?若飞雪之重弗丽也”，再如“于是晚春早夏，邯郸、襄国、易涿之丽人及燕汾之游子，相与杂?而往款焉。车接轸而驰逐，轮错毂而接服。腾跃之意未发，嬉游之欢方洽”，这种句式已经明显散文化，或者说是散韵结合，与后来散体大赋七发中的语句并无二致。再次，梁王兔园赋在结构上层层铺写事物，描写事物也非常精细，这与骚体赋明显不同，而与散体大赋正相类似。实际上，像梁王兔园赋这样的作品，除了篇幅较小以外，已经具有了后来散体赋的一些基本特征，或者说已经是一种新体小赋。当时梁国赋坛枚乘所作的柳赋
9、、笙赋，邹阳的酒赋、几赋，公孙乘的月赋，路乔如的鹤赋，公孙诡的文鹿赋，羊胜的屏风赋等，也都是这类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作品，体制上与梁王兔园赋相近。这些都正好显示了汉赋由骚体赋向散体大赋的演进过程。二、枚乘七发和司马相如子虚赋的出现，标志着散体大赋在梁国的正式形成。枚乘的七发是汉赋发展史上的一篇极为重要的作品，它标志着汉代散体大赋体制的正式形成，这早已是学术界的定论。但是，枚乘初为吴王刘濞郎中，后上书谏阻吴王谋反，吴王不纳，遂投奔梁孝王，成为梁国辞赋的代表人物。枚乘在梁国的辞赋作品，有柳赋、梁王兔苑赋2 篇，已无疑义，而七发是在吴国所作还是在梁国所作，尚有争议。文选?六臣注李善说：“乘事梁孝王，恐
10、孝王反，故作七发以谏之。”清梁章鉅文选旁证引朱绶说：“七发之作，疑在吴王濞时。扬州本楚境，故曰楚太子也。若梁孝王，岂能观涛曲江哉！”我们认为，七发是枚乘在梁国时所作。这主要有以下几条理由：1.从辞赋发展的角度来看，七发当写于梁国。枚乘在吴国时，辞赋还囿于南国一隅，流行的是抒情的骚体赋，不可能出现像七发这样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散体大赋。现存比枚乘略早的贾谊的作品正可以说明这一点。而枚乘到梁国后，辞赋之风北移，新的人文自然环境使辞赋境界大开，写景咏物的新体小赋大量出现，然后产生像七发这样的散体大赋的条件才渐趋成熟。2.从史籍的记载来看，七发应该是写在梁国。史记、汉书都有枚乘在梁国作赋情况的记载。汉书
11、的记载较详，其枚乘传云：“梁客皆善属辞赋，乘尤高。”这说明枚乘是梁国梁孝王时期最著名的辞赋家，理应写有非常著名的作品。而史记、汉书都未载枚乘在吴国的作赋情况，这也可说明枚乘在吴国时主要的还是“为吴王濞郎中”，在写作辞赋方面成就还不够高，不可能写出七发这样的特别重要的作品。3.七发是一篇明显带有讽谏意义的作品。作品假设楚太子有病，吴客往问，说七事以启发楚太子。很明显，作品中的“楚太子”就是作者所要讽谏的对象。从作品中“太子方富于年”一句看，七发所讽谏的“楚太子”不是指吴王刘濞，而是指梁孝王刘武。“太子方富于年”，意指太子正值盛年，未来的年岁正多。这与吴王刘濞的年龄相距甚远。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
12、，刘濞反时，曾自云“寡人年六十二”。枚乘在吴时，刘濞也当有 50 多岁，称“方富于年”，殊为不妥。而刘武是景帝同母弟。据汉书?外戚传载，景帝生于孝惠七年（公元前 188 年），刘武生年当然更晚。刘武卒于景帝中元六年（公元前144 年），享年不过 40 岁左右。其“东西驰猎，拟于天子”时，不过 30 多岁，正值盛年。4.从作品中“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等描写“楚太子”享乐生活的句子来看，七发所讽谏的对象当为梁孝王。据史记?吴王濞列传记载，吴王刘濞因吴太子入朝被皇太子打杀故怨望朝廷，称疾不朝，谋作乱。后景帝即位，议削吴，吴率七国诸侯起兵于广陵。当时吴王刘濞遗诸侯书中有云：“敝国虽贫，寡人节衣食之用，
13、积金钱，修兵革，聚谷食，夜以继日，三十余年矣。”可见，吴王刘濞为蓄积国力谋反，并无过度享乐之事。因而说七发是劝谏吴王刘濞，这“久耽安乐，日夜无极”诸语就有些不着边际。而据史记?梁孝王世家载，梁孝王刘武“东西驰猎，拟于天子”，确实有“久耽安乐，日夜无极”的情况。因而，七发若是劝谏梁孝王，才算对症下药。以上几点足以证明枚乘七发当写于梁国。另一篇赋是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云：“司马相如者，蜀郡成都人也，字长卿。少时好读书，学击剑，故其亲名之曰犬子。相如既学，慕蔺相如之为人，更名相如。以赀为郎，事孝景帝，为武骑常侍，非其好也。会景帝不好辞赋，是时梁孝王来朝，从游说之士齐人邹阳、淮阴枚乘、
14、吴庄忌夫子之徒，相如见而说之，因病免，客游梁。梁孝王令与诸生同舍，相如得与诸生游士居数岁，乃着子虚之赋。”司马相如在梁国时着有子虚之赋是没有争议的，但司马相如游梁时所著子虚之赋是不是现存的子虚赋，目前学术界还有一些争论。今存子虚赋和上林赋，最早收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汉书?司马相如传和昭明文选也相继收入。史记、汉书皆作一篇，至昭明文选始分为两篇。史记?司马相如列传在收录该赋前有一段记载：会梁孝王卒，相如归居久之，蜀人杨得意为狗监，侍上。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曰：“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得意曰：“臣邑人司马相如自言为此赋。”上惊，乃召问相如。相如曰：“有是。然此乃诸侯之事，未足观也。请为天子游猎赋
15、，赋成奏之。”上许，令尚书给笔札。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也，为齐难；“亡是公”者，亡是人也，明天子之义。故空藉此三人为辞，以推天子诸侯之苑囿，其卒章归之于节俭，因以风谏。奏之天子，天子大说。根据这个记载，有人认为，史记下文所收应为一篇，即天子游猎赋，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是另外一篇，史记没有收录。这种说法值得商榷。我们认为，史记所收虽为一篇，但已包括相如游梁时所作子虚赋，昭明文选将史记所收分为子虚赋和上林赋是很有道理的。子虚赋是相如游梁时所作，上林赋是后来的续篇，即“天子游猎赋”。其理由有以下几点：1.史记所收该赋，前半篇假托子虚和乌有先生的对话，言诸侯游猎之事，有头有尾，已可独立成篇，且与史记上文所载相如游梁“着子虚之赋”，“乃诸侯之事”等语相吻合。司马相如不可能有另外一篇子虚赋。而后半篇恰恰又是借亡是公之口言天子游猎之盛状，描写更为宏丽，与上文相如所言“请为天子游猎赋”相吻合。2.史记言“上读子虚赋而善之”，恨不能同时，这说明子虚赋是一篇重要作品。司马迁与汉武帝同时，写作史记时，子虚赋决不会亡佚，理当收录。同时，史记?司马相如列传也并未表明所录只是“天子游猎赋”。“相如以子虚，虚言也，为楚称；乌有先生者，乌有此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