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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刑法论文-树立当代刑法新理念中国向 21 世纪迈进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加强立法、完善法制的过程。1997年 3 月 14 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修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就是一部符合中国国情的、统一的、比较完备的、跨世纪的刑法典。它对于惩罚犯罪、保护人民、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安全，维护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发展，都将发挥重大的作用。一、修订与完善刑法的时代合理性（一）修改与完善刑法是适应我国政治经济发展的需要。我国颁布的第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是 1979 年 7 月 1 日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于 1980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的。刑法
2、实施的 17年，也是我国在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下，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经济转变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飞跃发展时期。我国第一部刑法是按照计划经济的模式创制的，一些基本原则的确立，罪名及罪刑关系的配置，无不体现为计划经济服务的宗旨。法律是为经济基础服务的，在任何社会里，只要存在利益的冲突，必然存在调整人们的行为、调整利益关系的规制。但规制（法律）存在的根基，是以政治经济制度为前提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一切既往的观念、制度、政策、法律都面临严峻的挑战。随着计划经济体制的结束，刑法中立足服务于计划经济的原则、罪名，便失去了存在的理由和根基。因此，要求从立法上、执法
3、上、理论研究上将刑法服务的根基移置于市场经济这块沃土上则是历史的必然。有一种观点认为，市场经济是自由经济，不需要加强刑法调控，这种想法是片面的。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的一种形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基础上，通过市场组织经济、调节资源配置的最佳形式。由于市场经济体制呈现出利益主体多元化、经济产权明晰化、资源配置市场化、经济运行规范化的特点。从实质上说，市场经济是一种法治经济，故加强与完善符合市场经济需要的刑法调控是非常必要的。这主要表现为：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经济犯罪的惩罚，才能有效地维护正常的经济秩序、保证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贪污、受贿、徇私枉法等腐败犯罪的惩罚，才
4、能有效地保证廉洁施政，保证市场经济健康高速的发展；只有通过刑法对各种违法犯罪的惩罚，充分发挥刑罚的强制性和权威性，才能有效地体现刑法对行政、经济、民事法规调控市场经济的后盾作用，保证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二）修订与完善刑法是适应同各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发展变化，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随之而来的诸如证券犯罪，金融犯罪、发票犯罪、假冒伪劣商品犯罪、侵犯知识产权犯罪、经济诈欺犯罪、计算机犯罪、毒品犯罪、黑社会犯罪等各种新型犯罪不断发生，严重地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活秩序。由于我国现行刑法受“宁粗勿密”思想的影响，过分强调了刑法的“宜粗不宜细”的
5、立法原则，整个刑法分则只有 103 条，其中实际规定罪和刑的只有 97 条，仅有 140 多个罪名，远远不能满足同各种犯罪作斗争的需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条件出现的各种新型经济犯罪和改革开放后辐射入境的外来犯罪，更是无法可依，无法定罪。我国为了及时打击刑法中没有规定的犯罪行为和弥补原刑法规定的一些缺陷，立法机关经过调查研究，主要通过两种办法来解决。一是及时颁布对刑法的各种补充修改决定。从 1981 年 6 月 10 日颁布关于处理逃跑或者重新犯罪的劳改犯和劳教人员的决定开始，到 1995 年 10 月 30 日颁布的关于惩治虚开、伪造和非法出售增值税专用发票犯罪的决定为止，先后已颁布了 23 个
6、单行的特别刑法，补充、修改、增加了走私罪、骗取出口退税罪、组织他人卖淫罪等上百种罪名。二是在 80 余种经济法规、行政法规、民事法规中规定了“依照”、“比照”刑法的有关规定追究刑事责任的附属刑法规范达 130 余条之多。同时，还依据刑法第 79 条规定的类推制度，对刑法分则没有明文规定的犯罪，进行了类推定罪量刑。这种立法方法的最大特点是及时打击了社会转轨变刑中各种实际的犯罪活动，有力地保障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进行，社会效益是很好的。但这种立法方法也有其自身的缺陷，由于频繁地修改、补充刑法，严重地影响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刑法实施后的十多年内，就作了二十多次的修改补充，这在世界立法史
7、上也是罕见的。同时，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总是不断变化，新型犯罪也总是不断产生，如果不用全面修订基本法来解决，而老是跟在新型犯罪的后面用“补充”、“修改”来解决，久而久之，便会“暄宾夺主”，造成刑事立法的混乱，影响法制建设。在我们依法治国的国度里，依法惩罚犯罪的刑事立法最佳选择，显然不宜长期使用修改、补充的办法，而应采取全面修订刑法典的办法来解决。（三）修订与完善刑法是刑事立法走向科学化的需要。我国刑法经过 17 年的实施，各种特别刑法和附属刑法也经过多年的实践，从刑事立法先进、科学的角度来考察，尚有一些问题急待修订与完善刑法来解决。表现之一是制定原刑法时受历史条件限制，是按照计划经济的体制创造的
8、，加之，当时还受到立法“粗疏化”思想的影响，故现行刑法中所设立的罪名，不仅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的新型经济犯罪不能含盖，就是一般危害社会治安、危害从政、从业道德方面的犯罪也有许多不能含盖。表现之二是制定刑法时对有些犯罪行为分析研究不充分，罪状界定不具体，执行时随意性大，如流氓罪、玩忽职守罪、投机倒把罪等三个“口袋”，规定笼统，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界限难分，群众反映“流氓是个筐，什么都能装”，“投机倒把满天飞，买卖双方都遭罪”。表现之三是制定刑法时有些条文不够科学，甚至前后矛盾。如刑法第 44 条规定“犯罪的时候不满 18 岁的人”，“不适用死刑”。而本条的后半段又规定“已满 16 岁不满 18
9、岁的人，如果所犯罪行特别严重，可以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刑法第 14 条第 2 款规定：“已满 14 岁不满 16 岁的人，犯杀人、重伤、抢劫、放火、惯窃或者其他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刑法第 64 条关于死缓犯“抗拒改造情节恶劣”，可以核准执行死刑的规定。这里的罪过形式和“其他”、“情节恶劣”如何理解，颇多歧义，难以准确执行。表现之四制定刑法时规定类推制度和设置了反革命类罪名，不仅遭到外国的非议，而且也不便与国际刑法协调与衔接。除此之外，特别是大量针对性强，带有临时性措施的特别刑法、附属刑法规范的制定与适用，对刑法整体罪刑结构的平衡关系，刑法典与特别刑法、附属刑法的协调关系，
10、新法与旧法、重罪与轻罪的互涉关系，法条竟合与罪数关系，都出现一些顾此失彼，前后矛盾，互不协调的问题，从刑法立法的科学性、完备性、严肃性角度考察，制定一部统一的、完备的刑法典，是刑法发展的迫切的、必然的要求。综上所述，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确立的今天，总结我国实施第一部刑法 17 年的实践。借鉴外国刑事立法的有益经验，制定一部当代的科学的刑法典是完全正确的，既反映了我国现阶段政治、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也符合今后一定发展时期的客观要求。二、树立与新刑法相适应刑事执法观刑法观是一种高层次的刑法意识，它是泛指人们关于刑法性质、功能、罪刑关系、刑法的制定与实施等一系列问题的思想认识，心理态度和价
11、值取向。刑法观一般可分为三类来研究：一是刑事立法观，这种刑法观主要是通过刑事立法的内容反映出来的。二是刑事司法观，这种刑法观主要是通过刑事执法活动的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实际状况反映出来的。三是刑事社会观，这是一种成分最为复杂的反映社会各阶层人士的刑法观。在这部分人的刑法观中，刑法理论工作者自成体系的刑法观占有重要地位。上述三种类型的刑法观可能基本一致，也可能互相矛盾。从总体上看，三种类型的刑法观虽然互有差别，但又互相影响，彼此渗透。但是，在一个国家的一定时期，总是有一种居于主导地位的刑法观，直接影响着整个国家的刑事立法，刑事司法和民众的刑事法律意识。我国刑法观的产生、形成和发展，具有深刻的历史
12、背景和文化背景，带有各个不同时期深厚的时代烙印。从法律文化传统看，我国的刑法观与儒法两家的刑法观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并受到历史上刑事立法和执法观念的深远影响；从社会经济结构和经济体制看，我国经历了小农经济、产品经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和刚刚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同经济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刑法观念不能不反映一定的经济基础；从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政治生活来看，我国深受封建专制主义之害，长期缺乏民主、自由思想的熏陶，这不能不对人们的刑法观念产生消极影响。当前，我国已经经过十余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受到方兴未艾的市场经济和政治改革大潮的冲击，所有的中国人都正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一次前所未有的思想大洗
13、礼，特别是刑事立法工作者的刑法观，经过反复的锤炼与升华，因而才有这部跨世纪刑法典的诞生。但是，也应看到深深植根于中华传统法律文化和受传统刑法观念影响的广大刑事执法者，对新刑法及其与之相适应的执法观的树立，还有一个理解与实践的过程。如果没有与新刑法相适应的刑事执法观，再好的刑法也不会收到良好的效益。刑法观中的刑事执法观，内容广泛而丰富，目前迫切需要树立与新刑法相适应下述五种观念。（一）经济执法观经济执法观是经济刑法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所谓经济刑法观，包括两方面的含义：一是刑事立法要突出对各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秩序的保护，把保障和促进社会经济发展作为刑法的首要功能；二是司法机关要增强刑事执法工作中的经
14、济意识，把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保驾护航作为刑事司法工作中心任务。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从政治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立法上偏重于对上层建筑的保护，在刑事司法上强调司法机关的专政职能。这种刑法观念是伴随激烈的政治斗争而产生的，也是我国产品经济思想在人们法律观念上的反映。但是，当国家已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工作，产品经济体制已为市场经济体制所替代时，我们则必须从经济角度重新构筑刑法调整的重心，这就是由政治功能向经济功能的转变。要正确地发挥刑法的经济功能，其核心问题是要建立一个对危害市场经济新秩序、新体制行为的评价体系，树立为发展市场经济服务的执法观念。从立法上讲，我国新刑法分则第三章已经较为详尽的规定
15、惩治生产、销售伪劣商品、走私、破坏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危害税收、侵犯知识产权、扰乱市场秩序等方面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 90 余种。现在的关键是严肃准确的执法，把打击破坏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视为服务经济建设的首要环节。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的中心环节是准确地认定犯罪。马克思主义刑法观认为，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质特征。但是，社会危害性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它会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而变化。因此，在认定某种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时，要有历史的、发展的观点，把行为的社会危害性放在一定的历史范畴内考察。在持续、快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判断某种经济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时，应坚持邓小平同志
16、提出的把“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作为根本的标准，并把这个标准贯穿于犯罪构成的要件之中，才能准确地、有效地惩治破坏市场经济犯罪，实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目的。改善执法环境，转变执法作风，是优质、高效地为市场经济服务的重要保证。准确、及时地惩罚犯罪就要排除干扰、杜绝诸如执法中的利益驱动、贪赃枉法、以权压法、以罚代法、地方保护主义、部门保护主义等执法腐败现象的发生。（二）效益执法观所谓效益执法观，是指在惩治和预防犯罪的活动中，要用最少的投入取得最大最佳的政治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在商品经济社会中，追求经济效益是一切经济工作的最高目标。把这一原理引入刑法领域，则意味着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必须围绕着如何正确、全面、有效地发挥刑罚在控制和预防犯罪中的作用而展开。制定和执行刑罚的目的在于预防犯罪。由于预防对象的不同，又可以将刑罚的目的区分为对已经犯罪者的特殊预防，以及对可能犯罪者的一般预防。无论是哪一种预防都是与刑罚手段分不开的。因此，能否有效地预防犯罪，刑法制定之后，关键在于如何执行刑罚。效益执法观中所包含的政治效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