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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兴衰 2015-02-01 Acemoglu 实验主义治理 资本主义普遍规律的兴衰Daron Acemoglu Jams A. Robinson（纪锋 贾开译）【编者按】本文对皮克蒂的批评是尖锐的，因为它略去了枝枝叶叶，而将批判矛头直指皮克蒂论点的中心：r（资本回报率）大于 g（GDP 增长率）作为普遍规律存在着，并成为不平等扩大的关键因素。而本文作者认为两者都是有问题的：既不存在着这样一个所谓的“普遍规律”，同时 rg 也不应是分析不平等的核心要素。对于前者，作者将皮克蒂和马克思作了比较，认为皮克蒂犯了和马克思一样的错误，即将自己所处的特殊的历史时期的现象夸大为超越历史和经
2、验的“普遍规律”。而对于后者，作者则通过南非和瑞典两个案例试图证明，不是 r g，而是制度和政治因素才是造成不平等状况变化的关键因素。作者发现，两国不平等状况的重大变化时点总是与重大制度变化时点高度重合，比如种族隔离制度、劳动市场制度、税收制度、选举制度等。作者因此认为，与其关注 r 与 g 的变化，以及从数据上看到的不平等状况的变化，不如更关注这种不平等状况的变化所带来的政治后果。这是一个有趣的结论。同样一个有趣的问题是皮克蒂将如何回应这个有力的批评。本公号近期内将推出 Piketty 的回应。摘要：托马斯皮克蒂最近的书，二十一世纪资本论延续了伟大的经典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李嘉图和马克思的传统
3、，在对不平等进行诊断和预测时阐述了一些“普遍规律”。我们认为，所有这些普遍规律对于理解过去和预测未来是无益的，因为它们忽视了政治和经济制度在塑造社会技术进步和资源分配中的中心角色。通过利用南非和瑞典的政治经济史，我们不仅证明，关注收入最高者（在总收入中）所占比例，并将其看作社会不平等的关键决定因素，是误导的；而且还证明，不平等与制度因素及其内在演化密切相关，其程度远超皮克蒂的书所强调的力量，比如利率与增长率的差距。关键词：资本主义不平等制度对于由托马斯皮克蒂的巨著二十一世纪资本论所带来的对不平等经济学的巨大兴趣，我们都应感到欢欣鼓舞。皮克蒂与 Emmanuel Saez 2003 年合著的以及
4、 2011 年他们与 Tony Atkinson 合著的作品，通过证明纳税申报单数据如何可以被用来评估收入与财富不平等的趋势（尤其是收入分配的顶端），为经济学家们开启了新的视野。他们还提供了一些关于美国缴税最多的1%（或者 0.1%）的纳税人的演变的令人震惊的数据，这些数据获得了媒体以及类似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关注。无论你是否同意皮克蒂书中的主调甚至观点，都很难不被它的雄心所打动。像许多伟大的思想家，包括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尤其是卡尔马克思（皮克蒂的书名、风格以及其对资本主义体系的有力批评都在模仿马克思）一样，皮克蒂追求“普遍规律”。这些规律不仅使得现代经济将不再神秘，而且将揭示这个体系的
5、内在问题（以及其解决方案）。但是像马克思一样，由于一个非常简单的原因，皮克蒂错了。对于资本主义（或者任何经济体系）普遍规律的追寻都是误导性的，因为它是一种制度（a-institutional）。这些追寻忽视了，它是一系列制度以及一个社会的政治均衡。这些决定了技术的进步、市场的运行以及各种经济安排收益的分配。尽管马克思博学多才、雄心勃勃、并充满创造性，但是最终还是误入歧途，因为他忽略了制度与政治。这对于皮克蒂同样是正确的。下一节，我们将考察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的概念以及他的一些普遍规律。然后，我们将转向皮克蒂研究资本主义的方法，以及他的普遍规律版本。我们认为尽管皮克蒂在对不平等背后的经济关系的解释
6、方面有各种问题，其最重要的缺陷是忽略了不平等形成中的制度与政治因素的角色。我们将利用南非和瑞典 20 世纪制度与不平等演化路径的例子来说明这点。这个例子还表明，类似最富裕的 1%占全部国民收入的比重这样的指标可能错过关于不平等的更大的图景。最后，作为结论，我们略述了一个关于不平等的替代性方法。这个方法不再有普遍规律，而是将下面的主张概念化，即，技术和要素价格都是由制度演化和政治均衡所塑造的，而制度本身是内生的，并部分被不平等和其他因素所影响。然后，我们运用此框架分析南非和瑞典的不平等与制度的演化。资本论的失败尽管社会科学的许多重要思想可以追溯到马克思，其标志性的方法（尽管存有争议）是发现了资本
7、主义的某些固有特点，马克思称之为“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这种方法为马克思所在的 19 世纪中叶的历史环境所塑造。马克思亲身经历了由于工业生产提高所带来的令人迷茫的社会转型，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巨大的社会混乱。他发展出一套历史理论来理解这些并预测未来。这套理论被他称之为历史唯物主义，强调经济生活的物质方面。马克思所称之为“生产力”的东西，尤其是技术，塑造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的所有其他方面，包括“生产关系”。例如，马克思在其哲学的贫困中作过著名的论述：“手磨机带来了封建领主的社会，蒸汽机带来了工业资本家的社会。”（MacLellan,2000,pp219-220）这里，手磨机代表着生产力而封建主义代
8、表了生产关系，以及一系列特定的社会与政治安排。当生产力，尤其是技术，变化时，便会使生产关系不稳定，并导致本质上经常是革命性的社会和制度变化。正如其在 1859 年的“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economy”中所指出的：“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组成了社会经济结构，它是法律和政治上层建筑得以产生的真正基础，也是社会意识形式的真正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构成了社会、政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特征的条件。 在某个特定的发展阶段，社会生产力噢与既存生产关系或者产权关系（只是同一件事情的不同法律表达）发生冲突。这些关系转变为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于是社会革命
9、时期便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化，整个巨大的上层建筑会或快或慢的发生转变。”（MacLellan,2000,p425）马克思假定，技术，有时与生产资料所有权一起，决定了经济与政治制度的所有其他方面塑造社会生活的法理上的和事实上的法律、规定和安排。用这种历史理论，马克思仅仅基于其经济基础便对资本主义的演变做了非常肯定的预测，而没有对其制度或者政治作任何考察，因为马克思通常将这些视作生产力释放所带来的强力震荡的衍生品。与我们在这里所关注的最相关的是关于不平等的三个预测。在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五章，马克思认为失业者组成的“后备军”将使得工资维持在生存条件水平，使得资本主义不会带来工人福利的稳步增长。对
10、于他的预测的准确含义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我们认为它可以有强和弱两种形式。1：资本积累的普遍规律。强形式：真实工资在资本主义下是停滞的。弱形式：在资本主义下，劳动在国民收入中的比例将会下降。无论是在强形式还是弱形式下，这个规律隐含的意思是，资本主义下的任何经济增长几乎都会自动带来更大的不平等。如果资本家获利而工人没有获利的话，那就是因为资本积累或者再加上技术改变。在资本论的第三卷，马克思提出了另一个普遍规律：2：利润递减的普遍规律：随着资本的积累，无论技术发展路线如何，利润率都会下降。这两个规律伴随着第三个规律，其被强调得更少，但却与本文高度相关，它出现在资本论第一卷。3：竞争弱化的普遍规律：资本
11、积累导致工业集中度增加。然而，马克思的普遍规律并不那么灵验。这和马尔萨斯和李嘉图之前提出的其他普遍规律表现也很差的原因是一样的：所有这些规律都是试图将他们所处时代的事实和事件压缩成一个宏大理论，假定其适用于所有的时间和地点，而几乎不考虑制度以及技术性质的变化（其很大程度上也是由制度决定的）。在马尔萨斯写作时，他已经经历了技术革新和刚刚开始的工业革命，并伴随着实际工资的停滞。他的解释将这两者同 18 世纪英国人口的巨大增长联系了起来。他从中推断出，不断增长的人口繁殖将总会把工资拉回到维持最低生存的水平。当李嘉图写道土地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将不断增加时，他确实生活在英国地租不断增长的时期。当马克思
12、阐述他的第一个普遍规律时，数据与其是非常符合的。名义工资非常平缓。而关于实际工资，虽有争论，但共识是英国的实际工资一直到 1840 年左右都是稳定的，而劳动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直到 1860 年都是下降的。但是就在马尔萨斯预言人口增长将吞噬掉生产力收益并导致维持最低生存标准的工资水平时，实际工资开始增长，而之后的人口学转变摧毁了他将收入和人口繁殖结合起来的理论。而那曾激发李嘉图理论的实际地租在迅猛增长之后，农业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在整个 19 世纪单边下跌，到了 1870 年代，实际地租开始猛烈下跌，并一直持续了 60 年。历史对马克思的普遍规律也没有更配合。当马克思写作时，真实工资增长了大约
13、 20 年（Allen，2009a）。马克思其他的普遍规律从英国得到的支持甚少。那么，为什么这些预言都失败了？我们认为原因很简单：他们都忽略了制度，而正是制度影响了市场、价格和技术进步。例如，英国真实工资的增长部分是工业革命带来的技术变革的结果（参见Crafts，1985 ，Allen ，2009b，Molyr，2012 ）。而技术变革本身是制度变革的路径依赖过程的后果。这些制度变革包括产权的理性化、垄断的破除、对基础设施的投资、以及包括专利制度在内的工业发展所需的法律框架的创设（Acemoglu 和 Robinson，2012 ，Mokyr，2012）。新技术所带来的收益的分配同样被不断演进
14、的制度均衡所塑造。例如，工业革命与主要政治变革相伴生，这些政治变革包括政府体制的发展以及改革法案，它们改变了英国政治制度以及政治权力的分配。这些政治变革的经济后果甚至更显著。1833 年设立了一个职业化的工厂检查团，它使得关于工厂雇佣的规章被真正执行。1847 年的工厂法案比之前的措施更彻底，与它同时出现的还有以宪章运动为形式的深入的社会动员。1832 年民主化的政治余波还导致了 1846 年谷物法案的废除，从而降低了面包的价格，提高了真实工资，并同时降低了土地地租（Schonlhart-Bailey，2006）。工资、要素价格以及不平等之间的互动因此也应被看作政治经济均衡的一部分，其中技术与
15、政治制度和政策的内生决定相互作用（参见，例如，Acemoglu 和 Robinson，2000 ）。另一个生动例证是马克思第三个普遍规律的失败。美国内战结束之后进入了强盗贵族时代，经济力量愈发集中。到了 1890 年代末期，像杜邦、柯达、标准石油和国际收割机公司这样的巨头开始统治经济，其中有几个已经控制了其市场的 70%（Lamoreaux，1986 ，pp3-4）。所有这些都使得马克思的预言看起来是正确的。只是这种情况只是过渡性的，很快便逆转了。这部分是因为它引起了政治和制度反应。大众动员（开始和民粹主义者，之后和进步主义者）显著改变了政治均衡以及工业监管（Sanders，1999 ）。大公
16、司的权力开始被限制。1887年通过了“州际商业法案”，之后 1890 年通过了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案，其在泰迪罗斯福总统任期内的反托拉斯行动中被用于杜邦、美国烟草、标准石油以及当时被 JP 摩根控制的北方证券公司。威廉塔夫特继续了这些改革，尤其是于 1911 年完成了对标准石油的分拆，以及 1913 年第 16 修正案的批准（其设立了所得税）。伍德罗威尔逊时期，通过了 1914 年的克莱顿反托拉斯法案，并设立了联邦贸易委员会。这些改变不仅防止了进一步的集中，而且逆转了这种趋势。通过考察美国制造业、采掘业和批发业集中度在 1909 至 1958 年的演变，Collins 和 Preston（ 1961）发现，最大的 4 或 8 个企业的市场份额有显著向下的趋势，而最大公司间的搅动率很显著。而 White（1981 ）发现二战后时期的集中度变化很小。这些普遍规律的失败与马克思强调技术和生产力是历史的发动机，而制度只是起边缘性作用有关。政治因素（例如谁拥有政治权力、这种权力如何被制约及运用、它如何塑造技术和社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