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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论文-魏晋隋唐的坞壁和村摘要 从秦汉乡亭里到隋唐村落制，是中国地方行政制度的一大转变。五胡入据中原与坞壁的普遍兴起，把中国社会瓦解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坞壁的崛起，造成新的豪强门阀政治格局，由此产生的乡村组织为国家政权所吸收改造，是中央集权加强与门阀政治衰落的演进过程，表现初国家内在统一的深入发展。关键词 坞壁 村 魏晋 隋唐 门阀政治一、坞壁的产生及其基本特点 秦汉时代，乡、亭、里既是政府的基层行政组织，也是人民的生产生活单位，其外有城栅，内部设有公署监狱，置吏管理户籍课役，开闭扫除，逐捕盗贼等事。城内聚居与行政单位相统一，是其重要特点、对此，清代学者早有所论，当无疑义。1动乱时代，乡亭
2、里成为掳掠财富与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所以，城内百姓便在乡里大族率领下，逃往山林陂泽，聚众凭险自卫，从而形成“坞壁”。王莽末期，樊宏“与宗家亲属作营堑自守，老弱归之者千余家”；2冯鲂“聚宾客，招豪杰，作营堑，以待所归”；3第五伦聚众，“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4由此可知，坞壁早在王莽时代就已出现，此后，每逢大的战乱均可见到，如曹操部将李典和许褚原来都是坞壁主。这是坞壁出现的时代特点。坞壁的分布范围极广，并不限于中原或汉族地区。马援“亡命北地。遇赦，因留牧畜，宾客多归附者，遂役属数百家”；5邴原“在辽东，
3、一年中往归原居者数百家，游学之士、教授之声不绝”；6“敦煌地接西域，道俗交得其旧式，村坞相属，多有寺塔”。7坞壁泛滥，莫过于五胡十六国时代。那些互不统属的民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崩离析，失去任何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纷纷逃离成为战场的乡里，辗转流徙于各地。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的组织，各自为战，力求自保。“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8，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这是坞壁在地域上广泛分布的特点。坞壁既是为逃避战乱而建，故大多设立于远离城邑的山林川泽地带。例如，洛水流经的
4、檀山，“其山四绝孤峙，山上有坞聚，俗谓之檀山坞”；一合坞，“城在川北原上，高二十丈，南、北、东三箱，天险峭绝，惟筑西面即为固。”此外，如云中坞、合水坞等坞名所示，9坞壁一般建在易守难攻之地。资治通鉴“永嘉四年七月”条，胡三省注释坞壁道：“城之小者曰坞，天下兵争，聚众筑坞以自守，未有朝命，故自为坞主”；后汉书刘玄传“离乡聚”之李贤注也说：“离乡聚谓诸乡聚离散，去城郭远者”；以及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坞，城邑皆空”的事例所见，10坞壁乃是从国家地方行政组织脱落出来的宗族流民自治组织，从秦汉的乡亭里到魏晋南北朝的坞壁，实为动乱年代社会基层组织的一大演变。二、坞壁的组织形态与共同体理念的贯彻 从
5、上节所引资料可知，坞壁大多为自卫性质的组织，他们力图独立于乱世纷争之外，期待着被新的统一政权或其认同的势力集团接纳吸收，即如前述冯鲂筑营“以待所归”，或第五伦诣郡为吏。如果没有这种情况出现，则他们也能长期保持独立，魏书薛辩传记载，薛辩一族自蜀徙至河东汾阴（今山西省万荣县西南），从祖父到他三代，统领部众，“历石虎、苻坚，常凭河自固”，即是一例。林林总总的坞壁，差别甚大。敦煌石室本晋纪记载：“永嘉大乱，中夏残荒，堡壁大帅，数不盈册，多者不过四、五千家，少者千家、五百家”，11从几百到数千家，坞壁的规模，相去甚远。然而，透过这些表面差异，不难发现其基本形态是共通的，即坞壁一般由乡里有威望的大族豪强担
6、任头领，以其宗族宾客为核心，招聚闾里乡亲和各路豪杰共同组成，其基层多为各地的流民，如晋书郭默传记载：“永嘉之乱，默率遗众自为坞主，以渔舟抄东归行旅，积年遂致巨富，流人依附者渐众。抚循将士，甚得其欢心。”因此，史籍常称其头目为“流人坞主”。显然，坞壁靠流民以壮大，故招聚流亡，自然是其组织的一大特色。流民易聚也易散，顺逆视利益关系而定。所以，其主帅须善加绥抚，以得其欢心。而且，由于坞壁乃纠集而成，故其首领虽然一般由创建者担任，但仍须经过一番推举手续，以膺众望。这种情况早就出现，上引田畴传记载：“畴谓其父老曰：诸君不以畴不肖，远来相就。众成都邑，而莫相统一，恐非久安之道，愿推择其贤长者以为之主。皆曰
7、：善。同佥推畴。”晋书庾衮传也记载：“（庾衮）乃集诸群士而谋曰：二三君子相与处于险，将以安保亲尊，全妻孥也。古人有言：“千人聚而不以一人为主，不散则乱矣。”将若之何？众曰：善。今日之主非君而谁！衮默然有间，乃言曰：古人急病让夷，不敢逃难，然人之立主，贵从其命也。”由于坞壁成分复杂，内含各路豪杰，即所谓的“二三君子”，所以必须通过推举首领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当然，这种推举并不是普遍意义的民主，而仅限于集团内实力人物之间。然而，坞主须经推举产生，无疑是其组织形态的又一特点。坞壁首领有各种不同的称呼，例如：1、坞主。晋书李矩传记载：“属刘元海攻平阳，百姓奔走，矩素为乡人所爱，乃推为坞主，东屯荥阳，后
8、移新郑。”2、行主。晋书祖逖传记载：“及京师大乱，逖率亲党数百家避地淮泗，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推逖为行主。”3、营长、见前引第五伦事例。在这些首领中，固然不乏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但是，由于他们是由坞壁内部推举产生的，故其权力并不来源于官场经历，而在于其通过宗族对乡党及流民的控制。也就是说，西晋政权的崩溃和大家世族罹难逋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国家法令随政府的崩溃而失效，因此，坞壁势必要自行制订一套内部规则，将四方汇聚的流民统一起来，整齐号令，使之成为团结一致、且战且耕的坚强组织。这种内部规则，类似于乡
9、约。例如，田畴“乃为约束相杀伤、犯盗、诤讼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余条。又制为婚姻嫁娶之礼，兴举学校讲授之业，班行其众，众皆便之，至道不拾遗。北边翕然服其威信”；庾衮“乃誓之曰：无恃险，无怙乱，无暴邻，无抽屋，无樵采人所植，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众咸从之。于是峻险厄，杜蹊径，修壁坞，树藩障，考功庸，计尺丈，均劳逸，通有无，缮完器备，量力任能，物应其宜，使邑推其长，里推其贤，而身率之。分数既明，号令不二，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这种建立在贫弱相助、有无相通原则上的规约，以及学校等公共设施，表现出浓厚的共同体理念。坞壁下有邑里之类的基层组织，选贤任能，秩
10、序井然。严酷的环境，逼使坞壁内部紧密团结，故坞主与其下属的关系，不仅建立在权力基础之上，而且还存在某种相互依存的义气人情。如田畴助魏破乌丸，曹操想用封官来犒赏其功，但田畴誓死不受，“自以始为居难，率众遁逃，志义不立，反以为利，非本意也。”坞壁内部以坞主一族为宗家，以坞民为宗子，以宗姓为标志，视宗祠为神圣，由此产生许许多多用族姓命名的集团或地名。于是，现实权力关系与共同体理念的结合体又蒙上了同姓共祖的模拟血缘关系的面纱。如果说天下大乱和社会黑暗，使得个人生命和正当权利失去保障而不得不依赖私人武装的庇护，是坞壁兴起的外在要因，那么，当政局相对安定，国家职能日益发挥作用，而坞壁的主要功能也由武装自卫
11、转变为日常生产活动之后，坞壁或强宗大族垄断乡曲的局面能够长期保持下来，则自有其内在原因。晋书苏峻传记载：“峻纠合得数千家，结垒于本县。于时豪杰所在屯聚，而峻最强。遣长史徐玮宣檄诸屯，示以王化，又收枯骨而葬之，远近感其恩义，推峻为主。”苏峻得到诸屯拥戴，除了实力最强的因素外，还在于推行“王化”，使“远近感其恩义”两点。行“王化”也就是以儒家宗法原则统辖坞壁。宋书王懿传说：“北土重同姓，谓之骨肉，有远来相投者，莫不竭力营赡，若不至者，以为不义，不为乡里所容。”北方原来就重同姓宗法关系，在坞壁内部更是如此。前述庾衮事例里，庾衮率其同族及庶姓保聚禹山，以其心腹为坞壁内的邑长、里贤，将坞众编为部曲，使整
12、个坞壁笼罩于宗法关系之下，并律之以“无谋非德，无犯非义，戮力一心，同恤危难”的大义，组成坚强的团体。这是儒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思想的具体运用。所以，在社会分裂为坞壁林立的情况下，随处可见的是宗族社会和人身依附关系的大幅度加强。与宗法关系相辅相成的，是通过贯彻儒家共同体理想而重组乡里社会，郗鉴在乡里“以恤宗族及乡曲孤老，赖而全济者甚多”；12祖逖率众南迁时，“以所乘车马载同行老疾，躬自徒步，药物衣粮与众共之，又多权略，是以少长咸宗之”；13庾衮在坞壁内“均劳逸，通有无”，使“上下有礼，少长有仪，将顺其美，匡救其恶。”魏晋南北朝时代新起的强宗大族与以往腐朽的世族的重要区别，就在于他们深深地扎根
13、于乡村，与乡党民众生活在一起，通过实行一些扶弱济困、有无相通的“恩义”措施，造成同舟共济、生死与共的观念，从而获得其诚心归依，奠定了垄断乡村的权力基础。特别是在个人权利和社会公正得不到保障的时代，政府的苛政甚于豪强的剥削，驱使农民大量流入豪门，更加强了乡村豪族的地位。例如，萧梁的张孝秀“去职归山，居于东林寺。有田数十顷，部曲数百人，率以力田，尽供山众，远近归慕，赴之如市”，14形成豪族与政府争夺劳动人手与控制乡村的局面。从坞壁的发展过程可以看到，强宗大族能够控制乡村，还在于贯彻某些体现共同体观念的原则。这实际上蕴含着对社会黑暗的批判和对理想社会的追求，以及构建未来社会的养料。因此，如何将某些原
14、属于乡村社会的观念原则提升为国家统治意识形态及其政策措施，将是关系到新政权统一安定而必须认真解决的重要课题。三、门阀政治的推移 五胡十六国动乱所造成的最深刻影响，并不在于皇室的更替，而在于这场浩劫把一个自上而下秩序井然的国家社会撞成碎片，瓦解成一个个相互独立的集团，而胡族以部落为基础的社会形态更加强了这一趋势，这是我们认识魏晋南北朝时代最重要的出发点，也是中国空前绝后长期大分裂的主要原因之一。战乱时代崛起的坞壁及其豪帅，构成了南北朝时代动乱的温床和门阀政治的基础。这些坞主豪帅兴起于特定的历史条件之下，虽然和旧时代有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冒充老牌世族，但可获得确证者为数不多。这种以生活在乡村并牢固
15、控制民众为特色的乡里豪帅，并非前代世家大族的简单延续，不能毫无甄别地混为一谈。当上层为争夺政权殊死搏斗而造成社会失控时，基层形形色色的坞壁也在为自身利益和生存空间殚精竭力，实力政治的法则，使得他们或者相互吞并，或者结成联盟。风暴过去，尘埃落定，在相互依存又相互牵制的格局下，有实力的坞壁得以保存，强宗大族号令乡村、割据一隅的局面也随之固定下来。他们中间更产生了一些以“统主”为代表的地区性集团，例如，河东地区的张平，“跨有新兴、雁门、西河、太原、上党、上郡之地，垒壁三百余，胡、晋十余万户，遂拜置征、镇，为鼎 之势”；15“关中堡壁三千余所，推平远将军冯翊赵敖为统主，相率结盟”。16以坞壁武装为后盾
16、的强宗大族，其向背直接关系到社会乃至政权的安定。后赵石勒倾注全力去攻打各地坞壁，即可略示一斑。然而，只要分裂动乱的局面没有消除，国家政权的公共职能不能充分发挥，则单凭武力镇压无济于铲除遍地生根的坞壁。更何况外部势力很不易控制坞壁。西晋末年，魏该让其部将马瞻袭杀杜尹，夺其一泉坞。魏该打算南徙，却因坞众不从而不得不单骑出走。马瞻投降匈奴刘曜后，坞众又密请魏该回来，共诛马瞻。17这一事例清楚表明，外来势力即使通过武力据有坞壁，也难以得到坞众的归顺，在决定坞壁进退去从的大事上，坞情民意起着主导作用。认识到这一点，国家政权就不能不与强宗大族妥协，通过他们来控制乡村。北魏初期实行的“宗主督护”制度，就是在此背景下结合鲜卑习俗而产生的。通典乡党说：“后魏初不立三长，唯立宗主督护，所以人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谓之荫附。荫附者皆无官役，豪强征敛，倍于公赋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