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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论文-陈季同生平史事考陈季同（1852-1907），字敬如，号三乘槎客，福建侯官人。青年时与严复、邓世昌等人一同就读于福建船政学堂，攻读造船专业。1877 年，作为清政府首批派往欧洲的留学生，陈与严复、马建忠等赴英、法深造。陈季同进入巴黎政治学堂修习公法律例，同时又在中国驻英、法、德等国使馆任职。不久，陈成为当时欧洲外交界的活跃人物，与俾斯麦（Otto,prince von Bismark,1815-1898）、甘必大（Lon Gambetta, 1838-1882）等德、法政界要人关系密切，同时，也经常出没于欧洲上层社会的沙龙、并在各种文化场合做有关中国的讲座，积极参与了当地的文化生活
2、。尤值一提的是，自 1884 年起，以陈季同的名字出版的法文著作多种，被翻译成英、德、意、西、丹麦等多种文字，获得了西方公众的广泛关注。这些作品将一个理想化的“文化中国”形象传达给西方公众，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当时西方人对中国的偏见。1891 年，已是中国驻德、法使馆参赞的陈季同因私债问题被黜回国，后定居上海。归国后的十多年中，陈季同创办报刊、翻译西书、编印教育书籍，还参与了晚清一系列重要的政治事件，并在其中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在中西文化关系史上，陈季同可以说是一位具有典范意义的先驱。一方面，他是中学西传的杰出使者，是第一个出版西文著作并获轰动影响的中国人。他的多种法文著作将中国文化、文学直接
3、传播给西方读者，其中不少内容是首次介绍到西方。他是历史上在中学西传中担当了重要角色的中国人，而此前这样的角色多是由西方人担当的。另一方面，他也是西学东渐的使者。通过创办报纸和翻译西书，他将西方现代文学、政治、法律观念引入中国，促进了晚清文学观念的更新和西方现代政治思想的传播。综合这两方面的成绩，陈季同堪称双向的文化使者，他一个人担当了向中西双方传播文化信息的使命。在数千年中西文化交往中，中国人还是第一次担当这样的角色、承担这样的使命，在这一意义上，正是这位晚清外交官的努力为后来者如辜鸿铭、林语堂等人确立了进行双向文化交流的典范。对于陈季同的研究，近年来已逐渐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关注。2然而由于史
4、料的发掘还欠深入，有关陈季同生平的一些基本问题尚待考证，其中又尤以此人一生中的三个公案（即 1、中法战争中的角色；2、涉及两部书的著作权；3、私债问题。这三个公案关系到对陈季同的总体评价，国内外学术界看法各异，显然是必须加以辨析的。）最为扑朔迷离。笔者尽数年之力，走访了中、法两国多家图书馆、档案馆，自谓于相关史料所获略多，因以草成此文，就教于大方之家。一、中法战争中的角色近人徐珂编撰的清稗类钞“外交类”中，有一则关于陈季同的逸事：光绪中，越南之役，时驻德兼驻奥使为李凤苞，参赞则陈季同也。镇南关之战，我军大胜。巴黎闻耗，殊震动，议会大讧，主战派失势，内阁摇扤，几至解散。而我国驻德使署，尚未获有详
5、实消息也。一日，德相俾思麦克遣人请李使前往密议，李使适以公事赴奥，则召参赞往，越日再召而始赴。俾示以我国大胜之电，并告以巴京议会内讧及内阁欲倒之情状。且曰：君电贵国政府，勿与彼和。欧洲方面，我国亦乘机与之挑衅。东西交侵，彼且穷于应付，是亦贵国之利也。陈诺而归。时李文忠主持外交事，陈越三日，方致电文忠，而先泄其谋于妻。妻，法国产也。初闻俾来召，妻已疑之，用钩距术，侦得其情，速电其内阁。内阁急介美国为排解，及陈电至，政府已允美国之请，与之言归于好，令前敌停战罢兵，不可中悔矣。3此则逸事的流传，对于确定陈季同在中法战争中的角色关系非浅，因此我们有必要从此手来解开谜团。该文有四处史实错误：1、镇南关战
6、役（1885 年 3 月）时，驻德使臣非李凤苞，而是许景澄，李于上年（1884 年）10 月 27 日即卸任4。2、陈季同妻时为刘氏，居福州，当时他尚未娶法国女子赖妈懿为妻。刘氏于 1888 年病殁5，陈娶赖妈懿应在此后，因此文中所谓“先泄其谋于妻”纯是附会。3、中法最后和议之成非由美国“排解”，而是由总税务司英人赫德（Robert Hart, 18351911）及税务司金登干（James Duncan Campbell, 18331907）促成，并由后者在巴黎草签“停战撤兵简约”。4、德法关系当时虽非友善，但不至于交战。中方曾与德方接触，促其以兵相助，但遭婉拒6。以此四处错误，上述逸闻已不足
7、信。然而陈季同在中法战争中确实参与了重要的外交活动，他所起到的作用值得分析。中法冲突源于越南问题。越南与中国南部三省毗邻，自古以来就与中国有较密切的关系。中国是其宗主国，越南为中国的藩属，地位同于朝鲜。法越正式关系起于十八世纪，源于法国传教士的联络。法政府介入越南政治生活，其最初动机概为二端，一为“以越南为对抗英国之工具”，一为以“越南为通商中国之道路”。7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法政府在越南采取积极政策，颇欲吞并越南，是则与中国利益发生冲突。清政府对越政策的基本点是要维持现状，保持中国对越的宗主权8，本无意过多介入越事。但法军在越南的行动逐渐从南圻推进到北圻9，不能不引起清政府的警觉。国人颇有
8、“唇亡齿寒”之忧，促使政府在与法国交涉上采取强硬政策。中法之间关于越南的交涉最初主要在欧洲进行。中方代表是出使英、法大臣曾纪泽，法方是其外交部长10。双方交涉始于 1881 年，而争执焦点在法国无视中国对越南的宗主权，必欲向北圻发展其势力。不久，双方各派兵入越，形势箭拔弩张，此时外交谈判也陷入僵局11。法外长沙梅拉库（Challemel-Lacour）恶曾之强硬，拒绝与之谈判越事。曾纪泽在一次致总署函中述及此事，愤懑之情溢于言表：“法廷之恶纪泽久矣。文牍则经年不复，而面谈则纯用粉饰，议事则迄用无成，纪泽已不胜愤懑。本年夏间12，沙梅拉库直向议院痛诋纪泽；宴各国公使，独无请帖到中国使署。纪泽含垢
9、忍辱，抑郁百端，大惧奉命无状，不仅身负国恩，而贻误边疆大事，罪尤难逭。”13曾纪泽与法外部的这种难堪局面，使中法间的交涉难以正常进行，双方中枢机构于是都谋求其它外交渠道进行接触，以求解决争端。当时中方负责外交事务的最高机构虽是总理衙门，但北洋大臣亦有权不经总署处理外交问题，因而时任直隶总督和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实际上在中法交涉中担当重要角色。李鸿章颇主“和议”，意在“和法战日”14，与曾纪泽、张佩纶、张之洞、左宗棠等主战派意见相左15。李当时对中日两国发生关于朝鲜问题纠纷顾虑颇多，不愿在国际上再树强敌，更恐日、法两国联合对中国作战，因此主张中国在越南问题上持重行事，勿失和局，而注力于国内的海防、洋
10、务，以图日后与列强争雄。李鸿章处置中法越南问题的这一思路对陈季同的外交活动有着直接的影响，而事实上，陈也正是在李鸿章的直接授意下参与中法之间外交斡旋的。陈季同从 1878 年随李凤苞赴德任职后，其主要外交活动是在德国进行的，而中法之间的交涉应由出使英、法大臣办理，也就是说，陈本无权直接介入中法越南问题交涉。但陈不但介入了此事，而且在其间斡旋折冲，发挥了重要作用，这一切都与李鸿章的授意直接相关。1882 年（光绪八年八月），陈季同请假六个月回闽修墓，北洋大臣李鸿章命其于 1883 年春赴天津汇报“外洋情形”。李鸿章所询“外洋情形”与越南问题关系密切，李认为陈季同“前在巴黎有年，与其相臣、外部、议
11、员等颇有交情”，因而“嘱于今春来津面询一切”。询问之后，李又“密令于路过巴黎小住半月，查探该国执政情实”。16陈季同返欧后的一系列外交活动，实因遵有李鸿章之“密令”。谒见李鸿章之后，陈季同即携带北洋所派赴德国学习工匠四人返欧，途经上海，曾会见刚卸任之法国驻华公使宝海（Bourre），又于船经香港时遇法国特使脱利古(Tricou)17。陈于途次得知法驻越军统帅李维业中校(Henri Rivire)被黑旗军擒斩的消息（时为四月中）。此时中法间的关系已因这一事件而紧张起来，战争一触即发。陈季同就是在这种中法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到达巴黎，并以私人身份晤见法国政界要人，施展其影响，力图维护和平局面。从六月十
12、四日至六月二十八日的 15 天时间中，陈季同在巴黎展开了频繁的外交活动，后将其日记呈送北洋大臣李鸿章，李阅后又抄送总署，以备中枢咨询。这份题为巴黎半月密记18的材料为我们留下了陈季同外交活动的实录，有必要细加讨论。此密记详录了陈在 15 天内与 14 位法国各界人士晤谈的情况，这 14 人包括政府人员，如总理茹费理、外长沙梅拉库、引见大臣莫拉、海军部官员博乐脱、外部总办二人、前西贡总督得飞赖、前驻华公使宝海、留学监督日意格，还包括议员葛拉和葛萨额、前总讼师得阿尼相、文字翰林德理文侯爵19，以及商人密罗。以上名单足见陈季同作为外交人员交游之广，密记所记录的信息应可反映中法战前巴黎的外交舆情。分析
13、密记全文内容，可将陈季同此间的活动分为三种：1、探明法方对越南问题的态度。陈季同在六月十六日和六月十七日以私人身份分别谒见法首相茹费理和外长沙梅拉库（陈文中称为沙里曼拉古阿），这两次晤谈是此行的主要活动，以此探知了法政府的态度。当陈晤茹费理时（陈文中称里飞里），谈话一开始便问：“究竟法国何意？”茹答曰：“法国初意欲使越南践约，并添兵保护通商。今李维业被戕，又需以复仇为先务，绝无吞并越南之意。”进而，茹费理更明确说：“现法国但欲复仇，并使越南践约，中国似可静俟细商。” 此为法首相对当时越事的态度，实即法方欲抛开中方，单独行动。法方此种态度既无视当时中越间的宗藩关系，也不顾中国体面，则在中方无法接
14、受实为必然。在沙梅拉库与陈季同的谈话中，法国的要求较为具体：“中国欲表其无寻衅之心，需调回驻越之兵；若能协力剿灭黑旗，更觉要好。”又“今亦甚愿中国如前办理，先行禁止华民过界，一面不派华兵，听法国自靖黑旗，则凡事易商矣。”20而当陈询问法方“未商量之前，法国能按兵不动乎？”时，法方则不予考虑。法国所谓“凡事易商”，在此不过是外交托辞，其本心实未以清政府为意，而自视军力强大，但求我行我素，任意行事。在这种情势下，中法之间的军事冲突实难避免。2、搜集各类情报。与首相和外长的晤谈使陈了解到法政府对越事的态度，除此之外，陈季同此行的另一个任务是搜集各类军事、外交情报。身为使馆军事参赞（Attach mi
15、litaire），这也是陈的份内之事。在谒见外长的同一天下午，陈季同请海军部司官博乐脱吃晚饭，“并探法国在越南兵丁、船号数目”。他详细记录了法国海军在中国海、东京海口、东京沿海及西贡沿海的部署情况，当天就“将以上各节摘要略禀告李大臣”。21陈季同通过与朝野众多人士的交往，洞悉法国各界政情。六月十八日及二十日，陈分晤议员葛拉乃、葛萨额，此二人反对政府对越用兵，代表法国部分议员的意见。葛萨额甚至劝中国暗给法各报馆津贴，“使劝法人不与中国争执，力言中国实有管属越南之权。”陈在半月内还与德理文侯爵和商人密罗讨论，二人也主和议。德理文更为中方谋划方略：“一面在天下各国声称法国不认中国管属越南之权，始终不
16、懈；一面励精图治，讲究武备，培养人材，以数千人常守滇、粤与越接壤之地，不过越界，以供不时之需。”22此类谋划虽未必佳，但可见法国内部对越南问题议论纷歧，实为中法战争的结局埋下伏笔。3、表明清政府态度，维护和局。陈季同在与法政界人物晤谈时，将清政府的意见转达法方，此时他所习的公法律例使其在辩论时较为主动，如他反驳前西贡总督得飞赖曰：“中国既非不欲通商，又非不喜与法国为邻。现在所议者公法为先，利益为次。越南纳贡于中国者经几年代，各国皆知，法国欲保护越南，或欲取越南寸土，中国必应与议，若事与越南不利，或与中国体面有关，中国自可不允，亟为越南出力，此亦中国本分之事，万国公法不可易之条。法国执政素称明理，何可不察？”陈以“公法为先，利益为次”作为中方处理越南问题的原则，实深受西方外交理念影响，他是在以西方的方式阐述中方立场，法方难以反驳。在与法首相晤谈时又明确表明中方态度：“中国则但知越南为其属邦，凡事理应与议，患难应为解围，保护自己之权，办理本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