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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历史学论文-评陈爽着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士族与皇权为东晋南朝研究中的重要课题，相较之下，十六国北朝时期的研究多关注于胡族政权的建立、政权性质、胡汉统治阶层的关系，以及汉化历程等课题，同时多以族群冲突或是文化转变为其研究取径。1近年来，北朝史在研究取向上逐渐产生了一些转变，或开拓新课题与采取新的研究取径，或厘清特定时期、地域的历史脉络，这些研究不仅取得深入细致的具体成果，其课题与取径更扩展了学界的视野。2本书关注的对象为汉人大族与北朝政治，作者藉由揭示大族与政治的互动关系，推进对北朝士族的形成与性质之理解，并试图对北朝政治过程、权力结构和性质提出整体的解释。本书作者陈爽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先后
2、师从吴宗国、田余庆先生，研究领域为魏晋南北朝政治史、社会史，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3本书为其博士论文，原题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以北魏太和改制为中心，部份内容曾以同名为题发表。4在此试为介绍其内容大要，并略抒个人读后的感想。一全书共八章，导言提出本书的问题意识及目的在于揭示北朝世家大族的演进历程及其对北朝隋唐政治的影响，探究皇权政治形成过程中的政治、社会结构，以及演变历程等层面，汉人大族为其具体考察的焦点。除了交待问题意识与论旨的导言，以及综合各章结论的综论之外，其它各篇就论述的性质而言，可分为概括性的整体讨论与实证性的个案研究。第一章从“改降五等”到“分定姓族”：北朝门阀体制确
3、立的历史背景，在这章中作者提出的主要问题为北魏皇权政治如何发展，以及门阀体制与皇权政治的关系又如何。作者从皇权政治的角度，探讨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政治冲突的意义，以及孝文帝藉分定姓族重建北朝政治结构，其历史背景的转变及产生的相关问题。根据本文的讨论，说明至孝文帝分定姓族为止，北魏皇权的发展先后经历了与鲜卑贵族、宗王共享的阶段，作者认为门阀体制即为此时改变权力结构的手段。第二章“四姓”辨疑：北朝门阀体制的确立过程及其历史意义的主要问题在于四姓的含义及北魏分定汉人士族的标准。作者爬梳史料，辨析代表北朝至唐代社会地位最高的汉人士族四姓词语的使用、具体内容、建构和发展过程，并论述北朝社会结构的演变与皇权
4、政治发展的关系。四姓的产生即北朝门阀体制的建立，与受到孝文帝重任的李冲有密切关联，同时透过与皇室和各家族间的婚姻关系与当代官爵，不仅取得与魏晋旧门相当的社会地位，还形成当时皇权基础的政治集团。以下各章为大族个案研究。第三章范阳卢氏在北朝的分合：个案研究之一讨论永嘉乱后至北朝末期范阳卢氏的发展。作为魏晋门阀的范阳卢氏本以宗族整体活动、范围以幽州地域为主作为其特征。在燕魏对峙的局势中，原本社会地位较高的卢溥支败亡，宗族的整体性被打散，造成后来不同支系在不同时期各自显达的发展。北魏前期先后透过与崔浩、李冲联姻，进而与皇室联姻而成为当世大族的是卢玄一支。然而，随着范阳卢氏于孝文帝时臻于极盛，其宗族发展
5、却也显露衰败迹象。卢氏以京师为主要发展地域，渐渐疏远与乡里的关系，旧有宗族观念与秩序松动，造成门风衰败。此外，作为门风另一重要条件的家学，此时也逐渐式微。其它卢氏旁支家族也产生个别官宦显达的人物，却都与着房保持一定程度的疏离；经过北朝分裂为东西两部政权再合而为一，卢氏宗族面临更为鉅烈的分裂及房支地位的重新洗牌。从北朝末期至唐代，范阳卢氏各支的发展虽然再趋合流，却成为一个宗族组织松散、各房支差异缩小、缺乏乡里根基而地域色彩淡薄的大族，显示卢氏进一步衰微的可能性。第四章太原王氏在北朝的浮沉：个案研究之二。作者认为王慧龙家世的主要问题不在于伪托名族，而在其私生、侧出的个人历史涉及重嫡庶，鄙侧出的北方
6、社会习俗。王慧龙只身北奔，无法确认士族身份，在北方士人眼中，他的羁旅南人形象更甚于汉魏旧门身分。王氏为求家族发展改变了原有的家风，由不缨世务转而积极于事功；家学也由重玄学转而奉释氏，以求融入北方政治与社会。除了仕宦，另外更凭借与其它世族大姓联姻，终于使得太原王氏逐渐转变为北方大族。太原王氏缺乏乡里根基与宗族奥援，其乡里故土的政治社会力量更为伪托太原的中山王氏掌握，并接受了其它王氏的依托，形成一支族单人鲜、孤悬京师的嫡宗，另一支宗族繁盛、雄据乡里的伪托之族。两支太原王氏各据一方、个别发展，均获得政界与社会的认可，反映了北朝冒称士流问题的严重性。第五章南北对峙与胡汉融合中的荥阳郑氏：个案研究之三。
7、郑氏家族与一般滞北大族一般，十六国至北朝间经历了由对立到合作的过程；不同一般的是，郑氏长期留居乡里，土著势力较强且稳固。透过与其它大族的联姻，以及孝文帝迁都洛阳，借其乡里势力以稳定统治等因素影响，郑氏遂由局促一隅的土豪上升为北朝的四海通望。其后郑氏与荥阳地域社会关系逐渐恶化，东西魏的分裂也造成郑氏家族的分裂，而周隋唐间郑氏家族地位的复振则是来自次要地位的入关房支的复归。第六章关东风俗传所见诸豪试释：个案研究之四，主要讨论魏齐易代间的地方大族。作者认为关东风俗传记载的大族，依其活动地域可分为青、齐和赵、魏两类大族，主要地域分别为黄河、济水一带以及河北地区。北魏末年变乱频仍，大批河北士民南迁青、齐
8、地区，造成所谓土客冲突，进而引起流民与土民血腥仇杀的邢杲之乱。魏末当政者剥夺邢杲等争取生存空间的河北人士，使河北大族转而寻求新的政治领袖，成为六镇军阀高欢的支持势力之一。尽管如此，两大地域豪族的力量并非十分强大，相反地，由于魏初平齐削弱当地大族，使得魏末变乱中的青、齐土民多属下层吏民且为小规模的活动；流徒的河北豪强也受到基层社会组织及宗族结构变化的影响，政治与军事的力量有限，无法自立故转而寻求支持其它政治人物。第七章世家大族与北朝政治：综论。综合前述讨论，藉由豪族与名族、士族与贵族、都邑与乡里、官学与私学、士族与官僚等概念的比较，进一步说明各大族发展形态的不同、在皇权政治发展过程中的角色，及其
9、宗族结构与双家制、门风与家学及士族官僚化等课题。最后总结，分定姓族开启北朝社会的门阀化，同时也开启世家大族官僚化的先声，并成为隋唐以降中古官僚制帝国的基础。二作者在提出进一步概括性结论的同时，并能兼顾深入剖析史料、建立历史事实的细节。此处提出本书的两点长处，其一为对既有课题提出新的观察与诠释；其二为运用或发展了前辈学者的工具概念。首先，作者并不认为北魏皇权体制自始即已自我完善，北魏政治的性质是由部落贵族政治逐潮朝向皇帝专断的皇权政治发展，作为皇权奥援的门阀体制可视为一中间阶段。其次，作者跳脱了胡汉冲突或文化转变的传统取径，而将北方汉人大族置于其与皇权政治的发展脉络下进行探讨，一方面以见个别地方
10、大族如何藉由政治力量以崛起成为士族，另一方面则藉由大族的崛起以考察北朝皇权的发展过程。在此脉络中，孝文帝临朝是皇权发展的关键时期，其意义为重建北魏皇权体制，改降五等、分定姓族等为其手段。孝文帝定姓族的意图，作者认为在于融合北魏宗室与汉人士族、士族与非士族，扩大了统治的社会基础；其作用则为促成宗室为主、士族为辅的门阀体制之建立，使士族与皇权结合，并藉此体制以稳定皇权政治的发展。除了探究皇权政治的正面发展，作者另由皇权政治的反面作用来解释北魏后期的政治动乱。依据作者的看法，孝文帝的政治改制不仅促使皇权的提振，更为北魏后期政治动荡、乃至东西分裂埋下前因。孝文帝身后皇权政治似能获得进一步发展，然而原本
11、作为皇权羽翼而进入政治社会核心的宗室诸王取代异姓贵族成为皇帝的新对手。因此，北魏后期诸帝力求废黜宗王的地位与权力，甚至在朝廷援立党羽恩幸，疏忌宗室成为后期政治的特征，遂使各种势力竞逐统治权造成北魏后期政争不断。（页 32、36）以宗室与士族为主体的门阀体制促生了官僚体制的文武分途，进而产生重文轻武的风气，引发包含六镇之乱等武人阶层的反动。（页 40）无论是皇帝与宗室间统治阶层的权力矛盾，或是文武官僚间的冲突，各个士族几乎都无法成为一股自立其外的势力，而需依附其它政治力量方能存续（页 34、80）。以往的研究强调士族为自立于政治系统以外的社会阶层，具有政治力量无法干预的社会力量；然而本书呈现了北
12、朝士族依附政治的性格，甚至必须援引政治力量方能提升及确立其社会地位。此一重要见解，应可作为重行理解北朝士族的基础。本书进一步重新检讨北朝门阀体制下，汉人大族四姓的分类、组成和建构。作者将大族分为地方豪族与名家大族两种类型，所谓世族即指后者。5书中指出关于汉人大族的四姓，唐宋间流传两类分法。一种以为指士族的四个等级，即郡姓：膏梁、华腴、甲姓、乙姓、丙姓、丁姓，或是四海大姓、郡姓、州姓、县姓；另一种则是指四个具体的家族，即唐代的崔、卢、李、郑，外加太原王氏。（页 43-44）唐长孺曾析论前一种，认为孝文帝所定的四姓即四海大姓、右姓，这种区分也是依据先朝官爵和入魏官爵两种标准所规定的。6本书则提出质
13、疑，为何唐代士族熟知后一种说法，却只有少数人通晓前一种分类观念？分别汉人士族地位高下的两个标准又该如何协调呢？作者认为柳芳氏族论述四姓应源于孝文帝诏令，但是否如柳芳所称凡得入者，谓之四姓般硬性规定，作者则根据另一诏书勿充猥官，一同四姓，并透过比较汉人与鲜卑姓族，从而得出终孝文一世，衡量汉人门第的标准主要仍是传统和习惯，而非制度或法律。（页 48）作者又考证出汉魏间以四姓代称外戚或地方大族并不拘数量是否为四的传统，具备泛指大姓的意涵。（页 58-59）然而，孝文帝为何选取清河崔氏、范阳卢氏、荥阳郑氏和太原王氏四个家族作为汉人姓族的核心？孝文帝选择四姓的动机，原意在将汉人士族与宗室贵族融入同一个婚
14、姻圈，作者认为如此既能提升宗室的社会地位，又能将鲜卑贵族与汉人士族统合为一个社会阶层以作为政治基础。当时贵显的李冲并非魏晋旧门之后，然而在其积极交结下，陇西李氏与被视为旧族的崔、卢、郑、王四姓累世通婚，并称四姓或五姓，提升了家族的社会地位；四姓则是透过与当朝显宦、宗室和帝室等权力治核心集团的联姻关系，获得了特殊的政治地位。五姓之间及五姓与皇室间长期而稳定的婚姻关系，形成一个政治性的婚姻集团，成为北魏皇权政治的坚实基础。（页 69）再者，南北朝至唐代，作为一个社会阶层的士族如何存续及发展，是学界关心的另一个问题。作者由四个个案研究得到的结论认为，孝文帝时的汉人世家大族的发展已逐渐趋向双家中央与地
15、方的二元发展模式，并且有类似唐代士族的中央化现象；前者乃借鉴 Wolfram Eberhard 提出的模式，后者则推进了毛汉光先生的研究。作者还受到毛汉光先生研究唐代士族不同房支的启发，强调此时士族的发展也不应仅仅视其为一个单元，作为一个整体的士族其下还有个别房支的差异。7Eberhard 所描述的双家模式乃是受到欧洲史城市中产阶级(burgers)模仿贵族(noblemen)的模式启发，他认为士族之家通常拥有一个由田产围绕的居处(country-seat)，同时拥有另一个位在城市的居处(city-house)；在乡里者被认为是家族的经济后盾，使他们累积足够资本，教育下一代成为城居官僚(off
16、icials in town)所需的知识，进而前往城市或首都的士族社会中，透过婚宦发展其家族。因此，Eberhard 将士族分为城市(city-branch)与乡里(country-branch)两支，前者受后者支持发展之后，反过来保护后者的成员，虽然在改朝换代等大的政治变动中后者较前者更易延续下来。8毛汉光认为唐代士族移居长安与洛阳构成所谓的中央化(centralized)，他提出三个判准：其一为士族归葬之地，其二为两唐书载该士族之籍贯，其三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载士族迁徙纪录；亦即比较郡望、归葬地、迁徙纪录和新籍贯。9Eberhard 所谓的中古是一概括的长时段时间，未清楚说明所谓的双家概念是否适用于南北朝时期。毛汉光提出的中央化现象则是以唐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