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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董仲舒的儒家教育思想摘要：董仲舒的主要教育思想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他注意“中品之人”的教化作用，选用“德育之官”兴办太学。他总结了秦王朝灭亡的教训，继承和发展了儒家思想，为汉王朝的文化教育政策奠定了理论基础。董仲舒，中国西汉思想家、教育家。汗景帝时为博士，采用老学生带新学生的方式讲授公羊春秋。汉武帝十，举贤良文学之士，董仲舒在著名的举贤良对策中提出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教育教学理论。班固说：“推明孔氏，抑黜百家，立学校之官，州郡举茂材孝廉，皆自仲舒之”。董仲舒适应当时政治统一的需要，把战国以来的各家学说以及儒家各派在公羊春秋的名义下融会起来，建立了一套“天人感应”的唯物主义思想体系。
2、他从“天人相与”出发，论证“大一统”是“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提出“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同时又提倡“礼乐教化”，主张兴办太学，求贤养士，实行“量材而授官”，建议“州郡举茂材孝廉”。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提出的文化教育政策，并加以实施。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董仲舒主张以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认为“天”是主宰一切的有意志的神。帝王“受命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但他指出，政令的统一必须以思想学术的统一为前提。因为儒家最重视正名定分，最适合于封建中央政体的需要，所以董仲舒主张儒家思想作为统一思想学术的准绳，他说：“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
3、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以矣。”董仲舒这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建议，被汉武帝采纳，就开了中国封建社会以儒术为“正统”的先河。二、强调“中品之人”的教育董仲舒从“天人合一”的思想出发，提出“性三品”说，把人分为三等：“圣人之性”、“中民之性”和“斗筲之性”。他认为圣人之性为上品，这种人生来就是善的，他们制定的标准和内容，且生而知之，不必受教育。斗筲之性为下品，没有善资，只能采用刑法对待他们，不必进行教育。万民之性为中品，中品之人必须接受教育。因为中品之人既有性善的一面，又有性恶的一面，因此董仲舒尤其重视中品之人的教育。中品之人有性善的一面。人有善端和善质，就具备了接受王道教化的基础。董仲
4、舒承认人有善端和善质，但同时强调人性并非就是善。提出“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虽出善，而性未可谓善也。”从而将“善端”和“善”这两个概念做了严格的区分，得出“善，教诲之所然”及“性非教化不成”的结论。强调了王道教化的作用。中品之人也有性恶的一面。董仲舒认为情欲是造成社会罪恶的渊薮：“太富则骄，太贫则忧。忧则为盗，骄则为暴，此众人之情也。”他指出情欲不加以约束，就会使“富者愈贪利而不肯为义，贫者日犯禁而不可得止。”对人的性恶，他主张以礼、法来节制人的情欲，同时强调德教的作用。董仲舒认为“中品之人”是“萌而无知”之众，因此天立帝王以教民，统治者教化百姓是受命于天，是其根本使命，只有加强对“中品
5、之人”的教育才能稳定社会秩序。三、主张治学要“专精”董仲舒治学时非常重视独立思考，注意排除外界干扰，专心致志地探究学问。他曾提出学习要“善一”“常一”和“专一”。所谓“善一”，就是要有所专长，专精于一；所谓“常一”，就是要始终如一地努力学习一种学问；所谓“专一”，就是在学习过程中要专心致志。他曾形象地举例说：“是以目不能二视，耳不能二听，一手不能二事。一手画方，一手画圆，莫能成。”由于他一心一意地钻研儒家经典，学识渊博，被时人誉为“群儒之冠”，有“汉代孔子”之称。四、“道之以德”的教育核心原则董仲舒认为帝王要按“天道”的法则来统治人民，应当以德教为主，刑罚为辅。他认为，教育不是只要求教育者履行
6、责任和义务，更不是扩张自己的价值与权力，而是要从尊重他人的价值与权力出发，以“仁者之爱”的情怀去关心爱护他人。他要求教育者必须“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多功自己的恶，少功他人的恶，要自责而不要责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人；人不被其爱，不予为仁。”董仲舒的道德教育不是教育别人，而是“治我”。“治我”要严，待人要宽，否则不是道德教育。 五、重视教化的作用董仲舒说“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教化立而奸邪皆止”，他认为王者的首要任务是进行德治与教化。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凡以教化不立而万民不正也。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
7、。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他把教化看成是防止百姓趋于从利的有力工具。他提出：“今之郡守县令，民之师帅，所使承流而宣化也。故师帅不贤，则主德不宣，恩泽不流”。如果地方各级行政官员领导不好，君主的仁德就不会被很好地宣传。六、选用“德教之官”，兴办太学董仲舒认为吏为“民之师帅”，教化的统治术能否推行，关键在各级官吏。他要求选用“德教之官”，而不可“独任执法之吏”。他反对当时“任子”和“訾选”的入仕制度。他认为选用官吏应以“量材而授官，录德而定位”为原则。只有贤能的官吏才能担当起教化人民的职责。于是他又提出了察举和兴办太学这两项政策建议。董仲舒认为，朝廷求得贤才最根本、最可靠的方法是兴办
8、太学，通过教育培养贤士。太学设在国都，在朝廷的直接管辖下，聘请高明的教师培养天下的士人，经常的考问他们，以发展他们的才能，这样，英俊的人才就可以得到了。由于太学培养出来的人才，受过系统的儒家经典的教育，选派他们担任各级官吏，便可以按照儒家的一套统治术去教化万民。所以董仲舒认为，太学是培养人才的场所，也是推行教化统治术的一项根本性措施。董仲舒的思想，是西汉皇朝总结历史经验，经历了十几年的选择而定下来的官方哲学，对巩固其统治秩序与维护大一统的局面起了积极地作用。董仲舒由教化提出改革吏治，由改革吏治建议兴办太学，培养既忠君又善于治民的官吏，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加强封建中央集权制。他把春秋战国以来所
9、形成的私家养士风气，发展成由封建国家统一的养士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是有贡献的。此后，太学就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学府之一。论董仲舒教育思想的历史地位和作用摘要:一、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说 二、德育内容 三、德育方法1)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2)明道重志，行道养志 3)必仁且智一、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性三品说在中国哲学史上，孔子首先看到了人性的内涵，孟子主性善，荀子主性恶，他们从各自的人性论出发，提出了系统的德育理论。董仲舒对先秦儒家的人性论进行了扬弃，他糅合性善、性恶说，认为人性是有善恶品等的，提出了性三品说。从而为自己的德育思想的提出奠定了理论基础。下面我们看他是如何从性三品说出发进行论证的
10、由此，董仲舒扬弃了孟、荀二者之弊，以其性善情恶论为理论基础，说明了人性发展的先天性潜质，通过对外在教化可能性、必要性的强调，奠定了他德育思想的理论基础。必须指出的是，性三品说作为一种抽象的人性论是错误的，董仲舒不懂得人性是活动于现实中的人的特有的规定性，善、恶作为道德评价，是一种社会意识，是社会关系的产物，也不懂得人性是一个历史范畴，随着历史而发展变化的道理。但是，他对为什么要对人要实施道德教育，人能不能获得善性的问题，做了合乎逻辑的回答。肯定了德育的可能性和必要性，这对于我们今天充分认识德育的价值有着重要的启示。二、德育内容对于德育内容的设定是道德教育的基础，董仲舒为维护汉王朝封建等级制度而
11、施行的道德教化对其内容也进行了系统的、创造性的阐述。张岱年先生说：“封建时代的基本道德原则是由董仲舒确定的。”这个基本道德原则就是“三纲五常”。 董仲舒讲述五常之道，在先秦儒家的基础上做了很多新的发挥。他发挥了孔子仁者爱人的思想，阐述了“仁”的思想，在仁义法中，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义。”因而统治者们不能“以仁自裕”，而应该“博爱而亡私，布德实仁以厚之”。（汉书董仲舒传）董仲舒“仁”的思想即是要求积极培养人民的仁德，教导人们真正地力行爱人，特别是要敬上爱君。在教导人们“以仁义安人”的同时，他又随之提出了“义”的道德观念及其行为规范，他说：“义者，谓宜在我
12、者，宜在我者，而后可以称义。”（仁义法）这就是说要纠正不宜的行为，使之归之于宜，而纠正行为首先应该由自己开始。对于义利关系，董仲舒说：“天之生人也，使人生义与利。利以养其体，义以养其心。心不得义，不能乐；体不得利，不能安。义者，心之养也；利者，体之养也。”（身之养莫重于义）这就明白地阐述了物质利益的利和精神追求的义对人的重要性。但他仍然继承着以义制利的儒学传统，主张“重义轻利”的义利观，“夫人有义者，虽贫能自乐也；而大无义者，虽富莫能自存”，“利之于人小而义之于人大”。三、德育方法（一）“以仁安人，以义正我” “仁”、“义”作为德育的两种基本方法，董仲舒区分了两者之间的差别：“君子求仁义之别，
13、以纪人我之间，然后辨乎内外之分，而著于顺逆之处也。是故内治反理以正身，据礼以劝福；外治推恩以广施，宽制以容众”。（仁义法）“仁之法”旨在爱人，他说：“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人不被其爱，虽厚自爱，不予为仁。”(同上)又说“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必仁且智）从中可以看出“仁”强调的是爱人。 而义之“宜”在于“正我”，他说：“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我不自正，虽能正人，弗予为义。”（仁义法）这是教导人们修己待人的态度，重视道德主体的自我修养，为善从自身做起，以身作则，身先示范，“自攻其恶”，“躬自厚而薄责于外”。（同上）从思想实质来看，无论是“仁之法”还是“义之法”都是为了调解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的内
14、部关系而提出的。但作为道德原则符合德育规律，对于广大的德育工作者来说，严于律己，宽以待人，也是我们今天的德育工作必须遵守的道德原则。 （二）“明道重志，行道养志” 董仲舒强调“明道”，他说：“仁人者，正其道不谋其利，修其道不谋其功。”（对胶西王越大夫不得为仁）即是坚持正确的道德价值观念，以道德的自我完善作为人生的最高追求，任何现实的功利得失都不会影响和动摇自己的人生追求。董仲舒所强调的“明道”，实际上成为了封建统治阶层的统治工具，它将纲常伦理视为人之本性，片面的强调理性的生活，压抑了人的真实自然属性，使德育成了人性的枷锁，异化为教育人去容忍专制统治的教条。我们今天的德育就要走出这个误区，在重视
15、人社会属性的同时，也不应忽视人的自然属性。“现代德育要走出困境，就应回归生活，生活世界是道德教育的根基。因为生活世界是蕴藏着丰富的价值和意义的世界，它在形式上似乎表现为平凡、琐碎和世俗，但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却泛化地存在于其中，人们在具体的生活中能够探询和感悟到其中的乐趣、价值和意义；。” 董仲舒也十分立志的重要性，说：“春秋之论事，莫重于志 礼之所重者在其志。”（玉杯第二）要求人们在道德修养的过程中养成坚强的意志，做到“至诚遗物而不与变，躬宽无争而不与俗推”。（天道施）同时他要求人们的道德修养并不只是停留在认识上，更应积极行动，在行道的过程中，加强自己的道德修养。他提出的“进善去恶”、“改过迁善
16、”、“反道以除咎”、“积善累德”等思想，揭示出了德育的一般方法和规律，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三）“必仁且智” 从孔子开始，仁与智的统一，便构成了儒家人格境界的一种基本思路。董仲舒继承了这一思路，他说：“不仁而有勇力才能，则狂而操利兵也；不智而辩慧佞给，则迷而乘良马也。不仁不智有才能，将以其材能辅其邪狂之心，而赞其僻违之行，适足以大其非而甚其恶耳 仁而不知则爱而不别也；知而不仁则知而不为也。故仁者所以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必仁且智）在此，可以看出董仲舒的仁智统一是以仁为体，以智为用，智从属于仁，其作用是行仁。比较辨证地看到了德育和智育的辨证关系。 当前，科学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技术学科兴起。人文教育的弱化，重智育而轻德育的倾向是一个不争的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