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死刑与误判(下)——以美国 68%的死刑误判率为出发点关键词: 死刑误判率/成因/对策内容提要: 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刑事法方面的教授为主体的一批美国学者对美国 1973 年至1995 年判处的全部死刑案件进行了详细的研究，他们统计出了美国死刑案件的平均误判率，推算出了影响刑事案件审判质量的各项因素与死刑误判之间的具体数量关系，并据此提出了解决死刑误判问题的十项对策该研究虽然存在一定的缺陷，但其对中国死刑乃至整个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以及改革与完善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启迪价值四、解决问题的对策基于以上结论，研究者认为，要解决死刑误判问题，关键是要控制适用死刑的数量因为从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 9 项间接因素来看，有 7 项因素都是因为其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结果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如果死刑的适用范围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即使存在以上导致死刑误判的诸种因素，也不必然导致误判而死刑适用范围过广之所以会导致死刑误判率增高，关键原因在于以上因素产生的压力迫使法官将死刑扩大适用于许多证据不太充分、罪行并非特别严重的两可案件，因而要通过限制死刑的适用范围来减少死刑误判，关键是要将死刑的适用严格限制于那些证据充分、罪行极其严重的案件。
具体而言，研究者认为应采取以下措施:(一) 要求对被告人适用死刑的犯罪的证明必须达到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2在英美法系包括美国，作出有罪判决的证明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beyond reasonable doubt)按照这一标准，认定被告人有罪不要求排除“一切”怀疑(any doubt)，只要排除“合理的”怀疑即可研究者认为，就适用其他刑罚，包括长期监禁、终身监禁而言，适用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都是合理( justi-fied)的，因为如果发生错误，尚有纠正的机会，而就适用死刑而言，仅仅要求排除合理的怀疑是不够的，因为死刑一旦执行就无法补救近年，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提高死刑的证明标准，规定只有达到了排除一切怀疑的程度，才能对被告人判处死刑二) 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能适用死刑在美国，根据在审理谋杀案时，从重情节必须达到何种程度才能认定为一级谋杀，从而判处被告人死刑，适用死刑的各州大体可以分为三类:少数州要求只有在罪行极其严重，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sub-stantially)超过从轻情节，因而只有适用死刑才足以惩罚犯罪从而保护社会时才能适用死刑;多数州，如加利福尼亚州、宾夕法尼亚州等，规定只要从重情节的分量超过从轻情节，哪怕是些微超过，就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还有些州，如亚利桑那州、堪萨斯州，规定即使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也可以判处被告人死刑。
研究者认为，在从重情节的分量略微超过从轻情节的分量，尤其是从重情节的分量与从轻情节的分量大体平衡时就适用死刑必然导致大量罪行并不严重的被告被判处死刑，导致死刑的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立法应明确规定，只有在从重情节的分量显然超过从轻情节，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时才可适用死刑[1](三) 禁止对生理或心理上具有法定从轻情节的被告适用死刑对于那些生理或心理上存在重大缺陷的被告，研究者主张禁止适用死刑其一是精神障碍者(Mentally retarded persons)由于精神障碍意味着行为人对自己行为的控制能力减弱，实践中3往往是在精神正常者的引诱下实施犯罪的，因而精神障碍降低了行为人的可责性，是法定的从轻情节其二是未成年人由于实施了严重犯罪的未成年被告人比成年被告人更有可能通过长期监禁得到矫治，因而美国联邦以及许多州都规定，对 18 岁以下的未成年人不得适用死刑[2]其三是严重精神错乱者(Se verelymentally disordered defendants)严重精神错乱会影响被告人的行为能力，使其无法有效地协助辩护律师证明自己无罪或不应判处死刑不仅如此，对这类被告进行审判并判处死刑需要支付巨额的诉讼成本，以进行医学、精神病学、神经病学等方面的鉴定，从而确定被告人在实施犯罪行为时是否确实严重精神错乱，在诉讼过程中是否有能力放弃权利、供认自己有罪或接受警察调查，是否有能力接受审判，是否可被判处死刑，等等。
因而禁止对严重精神错乱者适用死刑近年在美国已成为一般趋势[3](四) 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并在作陪审团指示时对此作出明确说明研究表明，如果能使陪审员确信在彻底矫正好之前，犯罪人将永远呆在监狱里，那么他们通常能够正确确定哪些被告不应当判处死刑而只需判处监禁;研究同时表明，除非审判法官能够使陪审员确信被告不会被假释，否则，陪审员通常不会对犯严重罪行的被告判处终身监禁，而判处其死刑，因而如果法官明确告知陪审团，法律允许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那么，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将大幅度增加，判处死刑的案件将大为减少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不仅因为有利于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从而降低死刑的误判率，同时，对严重犯罪适用监禁比例的提高本身也会导致死刑误判率降低，因而美国许多学者都主张以禁止假释的终身监禁替代死刑五) 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在美国许多州，法官有权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研究者认为，这实际上是赋予检察官两次请求事实裁判者对罪行并不严重的两可案件判处死刑的权力，是不公正的此外，4由于陪审团是临时组成的，案件审判完毕即行解散，因而不会为寻求连任而屈从于政治压力，而法官在美国多数州都是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并且有一定任期的限制，因而对那些陪审团认为只应判处终身监禁的案件，法官受政治压力的影响，经常改判为死刑，结果导致死刑适用范围扩大，死刑误判率增高。
因而研究者认为，要缩小死刑的适用范围，就必须废除法官推翻陪审团判处的终身监禁改判死刑的权力[4](六) 复审死刑案件时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确实应当判处死刑，推翻那些并非必须判处死刑的案件为降低死刑的适用率及死刑的误判率，研究者认为，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在定罪、量刑时应进行综合比较，确定哪些案件证据充分，情节严重，确实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在事实认定和危害程度上尚有值得斟酌之处，并非必须判处死刑，从而将后一类案件改判为其他刑罚七) 要求检察官在提出死刑指控时充分考虑，反复权衡研究表明，在所有证据都收集齐全之前就匆忙决定提起死刑指控，经常导致因有罪证据不足或此后发现的从轻情节抵消了此前的从重情节而导致误判不仅如此，由于检察官提出的死刑指控如果此后被非死刑指控取代，或者被陪审团判处非死刑罪名或刑罚，经常被认为是检察官的一种失败，因而这种过分指控一旦提出，又会对检察官产生巨大的压力，促使其采取一切措施避免失败，采取一切措施使那些证据并不充分或存在大量从轻情节的案件也被判处死刑，结果导致发生错判正因为如此，美国许多学者主张对死刑案件制定特殊的起诉政策，要求检察官在决定起诉前反复权衡，尽可能避免提出错误的指控。
[5](八) 确保控方收集的全部有罪和无罪、从重与从轻的证据都能被提交到法庭上5在刑事诉讼中，有关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否构成犯罪以及案件从重与从轻情节的最佳甚至惟一信息来源是控方的案卷材料，但由于许多州对控方是否必须进行证据展示规定不明，实践中，警察、检察官是否展示证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无罪的证据往往取决于他们对展示该证据是否会改变案件裁判结果的判断，结果导致在许多州，控方拒绝进行证据展示成为普遍做法而研究表明，既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有罪，同时又有证据证明被告人无罪的案件错判的风险非常大;研究还表明，依赖陪审团和法官在审判阶段判断哪些案件证据充分，罪行严重，应当判处死刑，哪些案件证据不太充分，罪行不太严重，不应当判处死刑，而法律又不要求控方展示全部证据的案件被错误定罪、判刑甚至将无辜者判决死刑的风险非常高因而美国许多学者主张法律明确规定，控方在提起公诉之前应公开所有案卷材料，将所有证据以及控方卷宗都展示给辩护律师，供辩护律师据以判断案卷中是否有某些材料能够提供给陪审团，用来支持本方的辩护主张或用以证明检察机关的指控不充分[6](九) 使判处死刑和对死刑案件进行复审的法官都免受政治压力的影响前文的分析已经表明，死刑误判率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有着紧密的关系。
社会公众多数支持适用死刑的政治压力不仅可能使初审法官将大量不应判处死刑的案件判处死刑，而且可能使上诉法官在发现案件被错判时也尽量予以维持而不予改判为降低法官受政治压力影响的程度，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 (1)采用任命而不是选举的方式产生死刑案件初审以及复审法官2)延长法官的任期，无论法官是采用任命还是选举的方式产生3)如果法官必须采用选举的方式产生，尽量采用非党派性选举方式，而不采用竞争性选举方式4)如果不能放弃经常性的、党派竞争性的法官选举方式，为提高死刑裁判的可靠性，建议改由陪审员决定死刑案件的量刑联邦最高法院最近指出，这一做法也许是宪法所许可的6(十) 采用合理的方式确定、选任和补偿死刑案件的辩护律师，吸引大量优秀律师从事刑事辩护在死刑案件中，为委托鉴定、调查收集证据，辩护律师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经费通常是非死刑案件的很多倍据推测，在死刑案件中，提供最低限度的有效辩护需要投入的成本，或者说市场上死刑案件通行的收费标准，在美国城市地区通常在 5 万美元到 25 万美元之间，然而，国家能够补偿辩护律师的费用通常只有市场收费的 10%左右，有些州支付 5 千美元左右，还有些州只支付1000 美元，这些费用实际上只够支付在一般盗窃案中进行辩诉交易的费用。
过低的法律援助费用导致愿意提供法律援助的往往只有那些缺乏辩护经验、执业能力较低的律师，并且由于经费的限制，他们很少调查收集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利的证据，几乎不寻求专家提供帮助，经常放弃显然有效的提出动议和异议的机会，结果导致控辩双方的力量严重失衡，导致死刑误判的风险增大为解决以上问题，研究者提出以下建议: (1)确立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的执业标准，规定只有符合法定条件的律师才能从事死刑辩护; (2)设定法律援助律师的选任方式，尽量避免选择完全免费的律师或靠社会捐助提供辩护费用的律师;[7](3)为死刑案件法律援助律师提供足够的经济补偿，使其在辩护时有充足的经费作保障，能够聘请专家进行鉴定，聘请调查人员收集对辩护方有利的证据，从而确保辩护质量的稳定、合格[8]五、对该研究之评析(一)关于死刑误判率7尽管前文介绍的美国死刑裁判的推翻率已经非常令人震惊，但实际上，这尚不能完全反映美国死刑裁判被推翻或应被推翻的实际情况，如果能够准确统计和采用更精确的计算方法，美国死刑裁判推翻率可能更高其一，该项目在计算死刑裁判推翻率时，是以每一阶段已经被推翻的案件的总数除以在该阶段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总数，但由于在美国，死刑案件从一审经直接上诉程序、州定罪后救济程序，到联邦人身保护令程序，通常要经过 10 年左右，这必然导致有些在 1973 年至 1995 年之间作出，尤其是后期作出的裁判即使是错误的，但到 1995 年该项目统计截止时上诉程序尚未终结，因而未被计算在被推翻的案件范围之内，[9]结果导致裁判推翻率被低估。
其二，由于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数量无法统计，因而研究者在计算州定罪后救济程序的推翻率时，是以前一阶段，也即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原判，因而有可能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提起上诉的所有案件的总数来替代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总数，也即以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总数除以直接上诉程序中没有被推翻原判的案件的总数来计算这一阶段的裁判推翻率而由于肯定有些案件在直接上诉阶段被维持原判后因为种种原因在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没有被提起上诉，因而州定罪后救济程序中实际提起上诉的案件的数量肯定小于直接上诉程序中被维持原判的案件的数量，以后者替代前者必然会导致死刑裁判推翻率被低估[10]其三，在美国，法院在每一救济阶段均予以维持，最终被交付执行死刑的案件有完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