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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道路的本质与未来选择一、引言如何理解中国经济过去30年的高速发展，不仅给西方经济学家带来巨大的困惑，也给中国经济学家带来极大的挑战。是否存在中国模式的辩论，就是这一挑战的具体表现(Chen，2008;Fukuyama，1993，2011; Rodrik ，2011;陈平，1979， 2004，2010b;吴敬琏，2011)。本文重点讨论两个问题：第一，中国是否已走出了一条和英美、东亚不同的发展道路 假如不是，那么世界是否只存在一种市场(英美)模式 中国可否借鉴其他模式，例如德日模式、北欧模式 假如是，就有第二个问题，中国道路的主要特点是什么(陈平，2010a) 我们判断的标准不是教科书上的
2、理想世界，而是世界各国的比较研究(陈平，2006;韩毓海，2009;李世默，2012;潘维、尚英，2012;Morris，2010;Zakaria，2011)。中国过去不少人追求空想社会主义，今天又有不少人追求空想资本主义，值得警惕。我们不仅要学习各国的成功经验，而且要研究各国、尤其是西方和日本的失败教训，来解决中国和世界的问题。在西方面临重大经济危机的时刻，国内一些人仍然极力推销西方已经百病丛生的经济模式，不能不让人重新思考改革之初曾经常提出的问题：检验不同经济理论的标准，究竟是实践还是信仰 盲目相信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不存在什么中国模式。中国过去发展的道路就是华盛顿共识所主张
3、的市场化、私有化和自由化。中国如有修正，也只是吸取了日本和亚洲四小龙的经验，利用国内的廉价劳工发展了加工经济和出口贸易，其代价是牺牲环境和国民福利。他们认为，国内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国企垄断、腐败和贫富差距;改革的最终目标是赶上美欧发达国家，为此应当全面仿效美欧的福利制度和政治制度，方能大幅提高消费水平。他们欣赏东欧的政治改革和东亚的土地制度，推行西方式的城市化与现代化。他们天真地寄希望于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得以继续，在经济政策上力主人民币升值、土地私有化、利率自由化。应当说，这类主张在国内有相当的市场。在金融危机中反思西方主流经济学理论的经济学家认为，西方模式不是现代化的普适模式，美欧国家目前的
4、高福利、高消费模式不可持续。日本和东亚国家屈从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秩序使东亚经济停滞不前。中国在选择性学习美欧与日本经验的基础上的创新，已经远远超越东欧模式，发展了具有鲜明特色的中国道路。目前的中国道路还没有定型，是否将来能让全世界承认中国模式的存在，取决于中国未来的发展能否进一步破解目前中国的资源瓶颈，并参与改革当前不合理的国际秩序。如何总结中国过去的经验与如何探索中国未来的道路密切相关。我认为，不能简单地把中国过去30年发展的成就概括为市场化改革，因为全盘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和东欧国家，经济发展比中国曲折得多。中国的改革进程是独立自主的改革开放，既抓住了国际机遇，又避免成为跨国资本控制的依赖
5、型经济。在应对起源于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中，中国政府表现出远比西方国家有效的应对能力。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引发西方学者全面反省西方的政治经济体制，深入研究中国快速成长的机制。中国经济学家应当担负起总结中国经验的责任，并探讨后美国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中国未来的发展必须避免重蹈西方的覆辙。我们不能迷信西方的市场化和议会制，否则无法摆脱西方消耗资源、节约劳力的劳动分工模式，不能克服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也难于走出目前起源美国的全球金融危机。当然，我也同意吴敬琏的一个意见，即中国模式现在没有定型，还在过渡时期(吴敬琏， 2010)。所以，我取的说法叫“中国道路”或“中国实验”，不叫“中国模式”，以防停止改革的
6、风险。但我赞同福山的历史观察，中西道路的分岔，不在现代，而在秦汉与希腊罗马时代(Fukuyama，2011;陈平，1979，2004)。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打破了英美模式是世界普适模式的神话，也激起西方观察家重新肯定欧洲大陆(法德)模式、北欧模式和日本东亚模式的经验，重新研究苏联成败的原因，并探索后美国时代的全球化道路(Jacques，2009;Zakaria，2011)。中国的问题是复杂的，所以要用历史的、全球的和多层次的眼光来分析。我们观察经济至少有三个层次：第一，要对国际形势进行政治经济学分析，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并没有过时(恩格斯，1972)。中国的决策必须了解中国的竞争者，“知己知彼
7、百战百胜”。不能对西方霸权抱有幻想。第二，要对中国的历史和现状有全面的了解，尤其是中国的生态环境、技术差距和经济结构(马洪、孙尚清，1981;陈平，2004)。中国发展的核心问题是人口资源不平衡，不是什么投资消费不平衡，这只能靠发展科学技术来解决。而目前的产业布局和行政体制，阻碍了新的劳动分工的结构调整。现实结构调整的需要决定着政府的地位和改革，不是什么“看不见的手”的信仰来决定政府的作用。政府的形式和功能是在历史危机中演化而来的，不是什么人设计的。历史又是人创造的。只有发展远见才能造就体制创新。第三，要对科学技术发展的前景有前瞻性的眼光，才不会从眼前利益出发保护夕阳产业，从而错过新一轮技术革
8、命带来的发展机遇。世界发展是不平衡的，所以认识世界不能依靠维护现状的新古典经济学。改造世界要研究演化经济学和复杂经济学，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向实践学习。这是我们的出发点(陈平，2004，2010e;Chen，2010)。这次金融危机显示了英美模式劳动分工的局限。中国能否走出新的劳动分工模式，有待于我们打破西方中心论的迷信，认真总结中国人民创新的经验。换言之，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已经过去，观全局航海的时代已经到来(陈平，2010f)。因为西方世界的彼岸并非可持续的经济发展。中华文明适应环境变迁的能力在世界诸大文明中最具生命力。二、否定中国经验的理论误区和观察局限怀疑中国道路的人，问题出在哪里 我以为
9、，他们的思维既有理论误区，也有经验的局限。他们的理论误区在于盲目相信西方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不了解其他先进的经济学派(Chen，2010;陈平，2010e)。他们也没有意识到，新古典经济学和凯恩斯宏观经济学是没有结构、也没有历史演化观的经济学理论，无法理解这次金融危机提出的结构转型问题(恩格斯，1972;陈平， 2010d，2010e，2011; Harris，2001;Chen，2010)。他们不知道，劳动分工发展的动力是科学技术革命，市场只能营销创新，不能创造科学。工业革命从来就是非均衡的发展，均衡只能停留在古代社会。更多的人是被西方新古典经济学的线性简单数学模型所迷惑，以为市场供求会
10、自动保证市场稳定和社会公平，否认垄断竞争和群体效应会导致经济危机和社会动荡，更忘记了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和人类发展的历史，似乎普遍理性和自愿交易可以克服利益集团的冲突与战争。他们思考经济政策的经验仅局限在了解中国和美国的表面现象，不深入分析深层次的结构原因，不了解世界发展的多样性和西方本身的历史曲折(冀朝鼎，1981;陈平， 1979， 2004;Morris，2010;Fukuyama，2011)。我们下面的分析只是做个示范：哪些领域可以开放市场，哪些领域要限制进入，哪些领域要打破垄断，都要衡量短期与长期的利弊效应，要考虑竞争者的优势与劣势。(一)迷信市场化难以理解世界发展的高度不平衡
11、迷信英美模式的市场化是经济增长的动力的人，似乎忘却了世界经济发展高度不平衡的历史和现实。西方资本主义已经发展了几百年，市场化并没有解决多数国家、多数人口的发展问题，包括美国的贫困阶层。西方发达国家加上日本的总人口约6.9亿，占世界人口10%，却控制着世界90%的资源，消耗世界40%以上的资源。中国人口近发达国家总和的2倍，韩国的27倍。中国的人均可耕地只有1.6亩，只占美国的1/5，不到俄国的1/7。中国年降雨量不到日本的一半，离海岸线的平均距离却是日本的55倍。中国天灾频繁，要保障数量庞大人口的基本生活，政府自古以来就在兴修水利和国防工程上起着巨大作用。从战国时代起，中国就没有什么“无为而治
12、”的政府能稳定存在。在近代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先后在国际贸易中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如希腊、意大利、荷兰、英国和东亚的日本、韩国，都利用了他们离海岸线近的地理优势扩张海上势力。后起的法国、德国、美国和前苏联依靠国家的力量发展科学、教育和规模经济，才得以赶超海洋国家(见表1)。“自由放任”政策的宣传无法掩盖资本主义扩张的炮舰政策和资源掠夺的历史。(二)推行华盛顿共识的拉美、东欧、前苏联，经济增长远远落后于发展混合经济的中国把中国改革开放的成功发展归结为市场化，甚至是推行华盛顿共识的结果，几乎无视拉美、东南亚、尤其是东欧和前苏联在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主导下，推行华盛顿共识主张的
13、自由化、私有化和宏观紧缩政策的严重后果(见表2)。20世纪6070年代，世界增长最快的国家和地区是东亚的日本、韩国和拉美的巴西，他们都在不同程度上推行了政府主导的产业政策。笔者在访问日本、韩国、巴西等国时，当地的经济学家告知，华盛顿共识的提出并非出于发展经济学的规律，而是基于美国资本控制全球的利益(Williamson，1990; Stiglitz， 2004;陈平，2005，2006)。美国在拉美推行金融自由化以后，导致拉美的汇率大幅波动，经济增长率大幅下降，不得不重新依赖美国资本来稳定宏观经济。日本和韩国在金融自由化以前，成功抵制了美国资本对民族企业的控制。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前，外国资本在韩
14、国排前10名的大企业中的股份不到10%，危机之后超过50%。日本在美国压力下汇率大幅度升值，先后引发房地产和股市泡沫，导致20世纪90年代以后真实经济增长率持续20年的停滞，至今未有起色。20世纪90年代在东欧和前苏联推行的休克疗法，更导致东欧和前苏联的去工业化和经济的大幅度倒退(见表3、表4)。华盛顿共识推行的金融自由化，最终让美欧自己的经济遭受重大危机。英国前工党首相布朗在主持伦敦召开的20国首脑峰会上宣布华盛顿共识的终结，中国却有不少经济学家还在为华盛顿共识辩护，其观念之落伍值得我们反思：中国和美国过去20年的经济教育，究竟是在传播新的教条，还是教会学生观察世界的工具?在改革开放的32年
15、间，中国真实GDP增加了近20倍，东欧、俄国却只增长了不到1倍，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见表3、表4、表5)。在转型过程中，中国保持连续高速增长，而东欧1996年真实GDP比转型开始的1990年下降了27%，俄国1998年比1990年下降了42%，超过第二次世界大战(下降17%)，接近第一次世界大战加内战和大饥荒(下降44%)的损失。转型期间东欧国家单方面对西方开放，西方却并未对东欧产品对等开放，导致巨额贸易逆差与通胀，企业大量倒闭。波兰的通胀率达500%以上，俄国的通胀率达4000%，俄国的卢布贬值到1/5500，乌克兰的货币贬值到1/76000，东德的国有资产在西德政府主导的
16、私有化过程中的净值为负，等于无偿加补贴奉送给跨国公司(陈平，2006)。这导致前苏联地区重新出现大规模贫困，东欧人口大量外流，妇女不敢结婚生育，人口连年绝对递减，国际经济地位大幅下降。(三)前苏联的瓦解输在封闭政策而非经济竞争仔细观察表2，就可以看出：20世纪70年代，中国、前苏联和东欧的经济增长率都高于日本、美国和西欧。西方经济学宣称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私有经济优于国有经济的观点是没有历史依据的(Maddison，2007)。包括中国改革的前30年和前苏联70年的实践，社会主义在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发展科学、教育、保健、基础工业和国防上优于西方。中国独立研发原子弹的成本只有美国的百分之一。怎么能够断言国有经济不如私有经济?当然，列宁过低估计了市场竞争在技术创新中的作用，使前苏联在发展技术创新和多样消费方面不如西方;其原因有二：一是西方的封锁限制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分工和科技交流，不得不重起炉灶;二是苏联自我封闭的政策也限制了社会主义制度下的创新和竞争。笔者曾在1985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