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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梁启超的文艺思想,梁启超,梁启超（1873年1929年），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哀时客、中国之新民、自由斋主人，出生地广东新会，清光绪举人，和其师康有为一起，倡导变法维新，并称“康梁”。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领袖，学者。近代中国的思想启蒙者，是深度参与了中国从旧社会向现代社会变革的伟大社会活动家，民初清华大学国学院四大教授之一、著名新闻报刊活动家。他的文章富有独特的历史视角，令人深思，启蒙思想。,梁启超的生平,梁启超自幼在家中接受传统教育，1889年中举。1890年赴京会试，未中。回粤路经上海，看到介绍世界地理的瀛环志略和上海机器局所译西书，眼界大开。同年结识康有
2、为，投其门下，1898年，与康有为一起领导了著名的“戊戌变法”。其著作编为饮冰室合集，包括影响后世深远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少年中国说。 启超幼年时从师学习，“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三十自述），17岁中举。后从师于康有为，成为资产阶级改良运动的宣传家。戊戌变法前，与康有为一起联合各省举人发动“公车上书”运动，此后先后领导北京和上海的强学会，又与黄遵宪一起办时务报，任长沙时务学堂的主讲，并著变法通议为变法做宣传。戊戌变法失败后，与康有为一起流亡日本。他是近代文学革命运动的理论倡导者。从戊戌变法前一两年开始，梁启超与夏曾佑、谭嗣同等便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并试作新诗，但此时
3、的新诗只不过是“挦扯新名词以表自异”的作品。,逃亡日本后，梁启超在饮冰室合集、夏威夷游记中继续推广“诗界革命”，批判了以往那种诗中运用新名词以表新意的做法，提出“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进步诗歌理论，对中国近代诗歌的发展起了指导作用。在他的理论影响下，黄遵宪等一大批新派诗人出现了。梁启超在自己的诗歌创作中也努力实践新的诗歌理论，他的诗作留存不多，多数创作于流亡日本时期，但是用语通俗自由，敢于运用新思想、新知识入诗，诗风流畅。爱国歌四章、志未酬等诗感情真挚，语言明白晓畅，是其诗论的较好体现。梁启超于提出“诗界革命”口号后又提出“小说界革命”的口号，并在创作上进行了积极的有意义的尝试。与诗歌、小说、戏
4、曲相比，梁启超在散文方面取得的成就要高得多。以他于1896年时务报到1906年新民丛报十年内发表的一组散文为标志，完成了资产阶级改良派在散文领域的创举新文体的确立（亦称“新民体”）。,梁启超“夙不善桐城派古文”，在散文的内容与形式上都进行了重大突破。他的散文或揭露批判黑暗丑恶的现实，或为祖国的现状忧心忡忡，或引进西方先进的思想与科技，积极呼吁变法自强，将散文作为其变法思想的宣传工具。在形式上，他的散文议论纵横、气势磅礴，笔端常带感情，极富鼓动性，“对于读者，别具一种魔力”；语言半文半白，“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拘束”，代表作少年中国说，针对中国现状，分析透彻，说理
5、条理清楚，运用一连串比喻、排比等修辞手法，行文一泻千里，文章呈现出大气磅礴的风格。故梁启超散文的影响极大，“每一文出，则全国之身目为之一耸。”以梁启超散文为代表的新文体是对桐城派以来散文的一次解放，它的出现为中国古典散文向现代散文尤其是“五四”时期的白话文转化作了必要的准备。 梁启超被公认为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台后仍能在学术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与革命派的论战中发明了一种新文体，介乎于古文和白话文之间，使得士子们和普通百姓都乐于接受。同时，梁启超还是中国第一个在文章中用到“中华民族”一词的人，他还从日文汉字中吸收了很多新词，“科技，
6、组织，干部”等等很多词汇，皆始于梁启超先生。,主要成就及思想,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
7、、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等。 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他一生著述宏富，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称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
8、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梁启超与
9、文界革命,在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中，散文的发展变革在内容与方式上都是很独特的，甚至在很多方面更能体现出近代文学转型的独特轨迹。不过，目前这一方面的研究仍然比较缺乏，不利于我们更全面地认识中国文学的近现代转型。在近代众多开风气的散文作家中，梁启超有较深厚的国学根底，又明确提出“文界革命”的口号，且对自己创作的散文号称“新文体”，有着对散文创作有意识、自觉的变革，所以研究其散文创作的近代转型是有代表性的。梁启超不仅称自己的散文是“新文体”，还明确指出了“新文体”散文的特点，当前学者们对梁启超“新文体”的探讨也多是依据他本人的总结展开的，但是仍然没有真正深入地指出其在近代的转型意义。,一,梁启超在夏
10、威夷游记中首次提出了“文界革命”的说法： 德富氏为日本三大新闻主笔之一，其文雄放隽快，善以欧西文思入日本文，实为文界别开一生面者，余甚爱之。中国若有文界革命当亦不可不起点于是也。 从作品中看，“以欧西文思入文”也应该是梁启超“新文体”的主要特点之一。后来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曾这样评价自己的“新文体”： 启超夙不喜桐城派古文，幼年为文，学晚汉魏晋，颇尚矜炼，至是自解放，务为平易畅达，时杂以俚语韵语及外国语法，纵笔所至不检束，学者竞效之，号新文体。老辈则痛恨，诋为野狐。然其文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对于读者，别有一种魔力焉。 学者们通常都从这段话出发，肯定梁启超“新文体”的变革性的特征。不过从梁
11、启超数量众多的论说散文的角度看，“以欧西文思入文”、“平易畅达”、“条理明晰”、“笔锋常带情感”等方面，恰恰更多地反映了他对古代散文传统的继承。,(一)“以欧西文思入文”与“义理、词章、经济、考据” 梁启超的文章中引入了很多西方的词汇、表达方式，以此来更好地表达他对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发展变革的见解。梁启超也称“夙不喜桐城派古文”，但他与桐城派古文在引入西方思想方面的趋向是一致的。桐城派方苞提出“义法”说，到曾国藩时进一步予以丰富，提出“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经济之学，有考据之学”，“此四者缺一不可”(求缺斋日记类钞)，非常重视散文创作要关注现实。曾门弟子黎庶昌、薛福成都有游欧的经历，其论说
12、、游记散文中也有很多新思想和新奇的事物；曾门弟子中，吴汝纶的散文成就最为突出，他在理论上极为肯定西方思想、观念等的引入，尤其对严复译介天演论等，他十分赞赏： 抑严子之译是书，不惟传其文而已。盖谓赫胥氏以人持天，以人治之日新，卫其种族之说，其义富，其辞危，使读焉者怵焉知变，于国论殆有助乎！ (天演论序) 吴汝纶说天演论中的思想“于国论有助”，这与梁启超“以欧西文思入文”而论国家政治异曲同工，在本质上都是对中国古代散文关注社会现实这一传统的继承。,(二)“平易畅达”与宋代文风 宋代以来常以“平易畅达”概括欧阳修的散文创作与主张。欧阳修通过反对唐代以来的艰涩文风以及宋初石介等所倡行的怪诞文风，把散文
13、创作引向了平易畅达，对后来散文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梁启超的散文创作是为了启蒙民众，所以主张言文一致，语言通俗易懂，从而也形成了平易畅达的文风。二者在“平易畅达”的内涵上稍有不同，但在主张语言应该自然流畅地表达思想而不是束缚思想的趋向上是一致的。可以说，古人在创作中摸索出了关于内容表达与语言形式之间关系的一些规律，梁启超更多是在继承和发扬这一理论观念。,(三)“笔锋常带感情”与“发愤著书” 古人论文学创作的动因时最盛行的说法是“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强调了情感在文学创作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在具体论述中，古人更强调穷愁、感愤之情的表达，司马迁最早提出了“发愤著书”说，韩愈提出“不平则鸣”和“穷苦之言
14、易好”说。欧阳修也说，“失志之人，穷居隐约，苦心危虑，而极于精思，与其有所感激发愤，惟无所施于世者，皆一寓于文辞。故曰：穷者之言易工也”(薛简肃公文集序)。都指出了好的文学作品是因为能把穷愁、感愤之情寄寓于笔端，而使作品能够感动人心。 梁启超的散文虽未如古人那样寄寓不平之气，但他把对时局的忧虑和对政治改良、开启民智的急切之情流注于笔端，希望以此感染人心，也应该是对“发愤著书”等创作方法的继承。黄遵宪在谈到梁启超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文章时也说：“惊心动魄，一字千金。人人笔下所无，却为人人意中所有。虽铁石人亦应感动，从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无过于此也。”,(四)“条理明晰”与古代诸子文、论辩文 梁
15、启超的“新文体”散文很注重系统的说理，对某个问题往往要从不同的角度作周密的阐发，即“大纲小目，条分缕析”。如论希腊学术一文，分两章，第一章“总论希腊学术”，第二章“希腊哲学胚胎时代”，又分五个小节分别作论述。而且在论说过程中，梁启超也特别注重论说的层次逻辑性，论“希腊哲学胚胎时代”的五个小节，就是按时间顺序，把胚胎时代分成五个阶段，然后分别就其演进特点加以论述。 “条理明晰”的这一特点是综合继承了古代诸子散文和论辩文的特点而来的。文心雕龙曰：“博明万事为子，适辨一理为论。”诸子散文是集合了多篇论文来广泛系统地说明事物的道理；而论辩文正是通过有条理的辨析来达到说理的目的。这应该是梁启超“大纲小目
16、，条分缕析”论说方法的传统渊源，而且梁启超综合了二者的特点，在自己文章中作了突出的发挥。 从以上对传统与渊源的分析来看，梁启超所谓的“新文体”的特点并不能完全把他的散文同古代文章的创作区分开，并不能完全体现出其转型的意义。在这些特点背后应该还有一些更重要的因素推动着近代散文的转型。,二,既然是探讨“转型”，就不应该只是探讨近代文学对古代文学传统在量上的增加或发展，更应该是探讨近代文学在某些方面表现出了对传统的实质性的变革，本文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探讨梁启超“新文体”的转型意义。在“作家作品读者”的文学活动链条上，梁启超“新文体”在观念上突破了每一个环节，逐渐改变着散文的整体话语方式。,首先，对于近代散文转型最具触动性的是读者群体的变化。以梁启超“新文体”创作为代表，近代散文设定了与古代散文截然不同的读者群体，从而改变了在古代散文创作中具有强烈参照作用的读者“期待视野”，由此触发了散文文学活动的整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