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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浅谈四个不为心得体会 20161600字李克强总理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针对少数政府机关工作人员“为官不为，在其位不谋其政，该办的事不办”的现象，明确要求“对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要公开曝光、坚决追究责任”。大力整治为官不为、懒政怠政，是当前政府自身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充分认识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的危害。多年来，人们对以权谋私的贪官恨之入骨，但对庸官、懒官往往不以为然。岂不知，庸官懒政的社会危害性并不亚于腐败。为官不为、懒政怠政直接损害人民群众利益，影响政府与人民群众的关系。他们在岗却不在状态，在位却不谋公事，拿钱不干事、当官不作为。他们“混”字当头，尸位素
2、餐，碌碌无为;墨守成规，故步自封;和尚撞钟，得过且过; 推诿扯皮，效能低下。以前是“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如今，“门好进了、脸好看了，就是不办事”。政府该办的事不办，群众利益能不受到损害吗?长此以往，群众对这些庸官懒官会从不满到心生怨恨，从怨恨个别干部到怨恨政府，必将极大地影响政府的公信力。加强思想教育，增强干部的责任意识，远离懒惰。有学者说，懒惰是人的本性。这个判断正确与否可以讨论，但它不能作为政府官员懒惰的根据。古人曰：“为官避事平生耻”。我们的政府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决定了政府干部必须敢于负责、勇于担当、勤奋工作，追求卓越、追求效率、追求效益，决不能因为自己的懒惰，辜负人民期
3、望，放弃政府责任。必须明白，别人可以懒，政府干部不能懒。各级政府机关必须加强对干部的教育，增强其责任意识。有了责任心、责任感，就有了克服懒惰、保持勤政的内在动力。加强效能监察，督促干部远离懒惰。效能监察是监察机关依据国家有关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和政府的决定、命令，对公职人员履行法定职责及行政效率、效果、效益等情况进行的监察活动。认真开展效能监察，有利于规范行政行为，推动机关工作人员作风转变，提高行政效率，有效实施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是治懒的有效手段。效能监察，可以是某个决策环节、执行环节、监督环节的专项监察，也可以是针对某个方面的问题进行的全方位监察。为了使效能监察更加有效，必须紧紧依靠群众，
4、实行政务公开，积极受理群众的效能投诉，完善效能投诉机制;坚持进行科学的效能考核，对干部的工作成绩作出客观评价;加快推进电子政务，根据不同部门和行业特点，健全和完善公开承诺、限时办结等制度;加强各监督主体间的协调配合，努力形成效能监察的整体合力，鞭策干部不懒不庸。加强依法问责，使为官不为者及时受到相应责罚。实行政府干部问责，是增强干部责任意识、提高领导水平和工作能力的必然要求。十八大以来，中央领导同志一再强调，有权必有责，用权受监督，违法要追究。应根据新形势下整治懒政怠政的要求，健全政府干部责任追究的法律制度体系。通过严格执法，真正使法律制度规定成为“烧红的火炉”，碰不得;使有为官不为、懒政怠政
5、行为的干部引以为戒。当前在实行领导干部问责方面的主要问题是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必须遵循中央关于实行党政领导干部问责的暂行规定所确定的原则，对干部严格管理、严格监督，做到权责一致、惩教结合，寓教于惩、以惩施教，切实把惩处和防范、治标和治本有机结合起来，用好问责这把治懒的利剑。贯彻优胜劣汰的干部选任原则，重用德才兼备、忠于职守、勇于负责的干部，及时清除庸官懒官。领导上用什么人、不用什么人，历来对官场风气起着导向作用。如果一个地方、一个单位坚持提拔重用敢于负责、勤奋工作的人，那么庸、懒之风就刮不起来，反之，庸官懒官就会顺势而生。因此，必须贯彻落实十八大精神，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坚持民主、公开、竞争
6、、择优，提高选人用人公信度，形成充满活力的选人用人机制，促进优秀人才脱颖而出;健全干部退出机制，切实解决庸、懒干部不能下、不能出的问题。总之，要通过改革和强有力的干部管理，让贪官、庸官、懒官、昏官无路可走，而让那些为国为民尽心竭力的德才兼备者在管理国家的道路上畅行无阻。浅谈四个不为心得体会 20163000字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服务型政府理念逐渐落到实处。但是，长期以来，由于对公共权力缺乏有效的制约，对公务员基本角色与责任缺乏有效的定位，对政府与市场边界缺乏有效的划分，对高度集中统一的权力体制缺乏有效的分权与监督，对官员政绩考核缺乏科学的激励机制，导
7、致政府主导型经济发展模式既造就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奇迹，又引发了一些不规范的权力运作、畸形的政商关系以及“人心不足”的官场心态等现象。官员不作为的成因和表现是多样的，需要分层分类区别对待。主要有四种“官员不作为”现象。1、官员角色定位不明或错位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在当代中国的权力结构体系中，自上而下的组织体系和以政府为核心的政权体系，由于所处的地位和方位不同，其承担的角色与功能自然不一。如，在地方层级，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是决策与执行的关系，地方政府又是其组成部门的决策机关。而基层各党组织承担执行角色，不再具有决策功能。从纵向层面看，地方党委与地方政府既是各自上一级组织体系的执行体系，又
8、是下一级组织体系的决策体系，分别兼具执行与决策之角色与功能。在党组织体系中，各级常委会承担着决策的角色与功能;在政府组织体系中，作为行政首长的政府负责人承担着最终的决策角色。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的规定，担任领导职务的公务员肩负着决策的角色与功能，担任非领导职务的公务员承担着执行的角色与功能。因此，分析“官员不作为”现象，一定要分清楚主要承担决策与主要承担执行的组织与官员在角色与功能上的差别，分清楚因履行职责程度好坏而引发的责任程度的轻重差别，防止因角色定位不明与错位而“乱打板子”，或者在追责时找不到责任主体等现象的发生。2、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现代政府的运作形
9、态有行政服务、运作项目与管制政策三大类。无论是行政服务、运作项目，还是行政审批、管制政策，都需要遵循一定的管理程序和运作流程，实行相应的时效性与透明性规定。 在实际工作中，由于程序、流程与规则不透明，缺乏刚性约束，而且因为资源有限，那些选择性强、运作空间大、自由裁量权高的项目，容易导致“吃拿卡要”式 “乱作为”等消极腐败现象的经常性发生。如今因“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导致部分官员的“乱作为”行为有所收敛，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成为 “官员不作为”的借口，更要防止用程序、流程与规则的不透明变相为“不作为”预设“挡箭牌”和“遮风板”。3、工作饱和度测评与绩效评价失当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
10、”现象长期以来，对于公务员的岗位职责，尽管强调要有科学的职能分解、职位说明、职责评价，并做好“三定”(定职能、定机构、定编制)工作，但由于缺乏对工作饱和度的科学测评，以及缺乏标准化与流程化管理，导致很多官员整天看上去很忙碌，实际上却是在干“无用功”，甚至用忙碌的“无用功”去推卸应该履行的职责和该做的工作。另一方面，对于普通公务员的五项绩效考评标准德、能、勤、绩、廉，在实践中要么用软性的评价标准“德”来概括，要么用硬性的评价标准“能”来“一俊遮百丑”;对于领导干部，则多是以片面的 GDP 增长率来作为主要考察和提拔标准，从而导致对工作岗位职责与绩效测评失当，无以发挥“真作为”的“指挥棒”引导与规
11、约作用。甚至在实践中被一部分别有用心者利用，采取与上级领导“套近乎”的方式，以谋取个人最大的私利。4、矫枉“乱作为”导致心理恐惧而引发的“官员不作为”现象自从中央推出“八项规定”“六项禁令”等高压式反腐做法以来，官场上各种“乱作为”现象得到极大的遏制，原本被扭曲的行政行为得到矫正，但对于如何有效地激励公务员正常作为、有效作为、积极作为的机制与制度并没有相应地建立起来，尤其是“对事不对人”的理性精神远未建构起来。在一些单位和地区，对于明显与公共利益、公共道德相悖的行为，缺乏旗帜鲜明的批评和惩处，不敢碰硬;对于大公无私、敢作敢为，却可能因为处事风格、做事方法而存在各种“争议”的干部，不敢公开面对质
12、疑，做出应有的澄清、褒扬和重用，以致“干好干坏一个样”“上面没有人，干死都不行”这样反常识反绩效反公平的观念充斥官场，其直接后果是公务员得到一种心理暗示，越多做事，就越有可能出错乃至出事，越容易被别有用心的人利用。与其这样，还不如奉行明哲保身的做法，以不出事为最高原则。在各地逐渐加大对“官员不作为”问责的同时，对原有的基于特定情形而设定的诸如“维稳”等“一票否决制”的评价压力，如果缺乏与时俱进的有效清理，就可能让部分领导干部与公务员心有余悸，不敢“冒尖”，不敢“出头”，奉行“不出事逻辑”为上。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基本原确立对党和国家事业“第一忠诚”的根本原则。以饱满的精神状态，为党和国家事
13、业无私勤奋地工作，保持对党和国家事业的“第一忠诚”地位，是各级党员领导干部和公务员必须树立的根本价值观。坚持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最关键的基本准则。领导干部行不行，公务员跟不跟，群众信不信，关键在作为“领头人”的“关键少数”主要领导干部的示范引领作用。重建普通公务员的职业化伦理规范。实施精细化管理的前提，是在专业化机构里聘用专业化人员，在专业化管理领域里张扬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满负荷规范化地工作，彻底重建普通公务员的日常职业化伦理规范。推进公共管理体系、公共预算体系、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要取得官员“敢作为”“有效作为”的突破性进展，就必须改变仅局限于行政服务水平提升的公共评价
14、体系建设，综合推进以民主法治为导向的公共管理体系、以廉洁惠民为导向的公共预算体系、以绩效公正为导向的公共评价体系“三位一体”建设工作。推进用人、花钱、办事有机联动。改变用人与办事、花钱与办事、用人与花钱“两两脱节”问题，推动用人花钱办事的有机联动与一体化建设。治理“官员不作为”现象的有效对策针对“官员不作为”的不同成因和表现，需采取多种对策，对症下药，力求治本。首先，以权力清单为基础，以责任制建构为导向，根据组织与官员承担的角色不同，推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分别建构决策失误追究制和执行不力问责制。围绕“组织与官员该干什么”“如何干”“干不好怎么办”三大问题，在评估与清理“政府该做什么”的
15、基础上，推动决策权与执行权的适度分离，把权力清单与责任清单建设有机统一;同时，加大对各类组织的问责力度，适时推动民主集中制向民主集中负责制的转型。其次，制定明确、详细、透明与可执行的服务流程与项目运行绩效图。任何一项服务与项目，都必须有清晰的服务流程与完成期限、明确的目标及依据、足够的人手及资源、用以显示绩效的评估标准;各政府部门必须准确地确定需要完成的工作，测定工作饱和度，设定工作完成时限，并建立起工作质量标准，写进绩效工作说明书中;设计各类项目运行指南，推动项目信息公开，提供各类项目运行的规范要求和绩效评估标准。再次，强化团队与领导人执行力建设，推动机关单位行政文化生态再造工作。对于适用委
16、任制和聘任制的公务员，强调在日常公务活动中按照法律法规要求，削减自由裁量权空间，履行“服从”与“执行”义务，发挥专业主义精神，高质量地完成本职工作;对于适用选任制的领导干部，除了强调主动变革与适时创新的战略引领与统筹规划作用外，可根据执行力建设的内在要求，开展在特定范围内允许提名与挑选党政搭档、主要副手以及重要规划与执行部门负责人的试点工作，并赋予对专业技术性强的部门负责人的特定提名与组阁权利。与此同时，旗帜鲜明地对在民主法治框架下敢作为的干部予以积极评价和提拔重用，对于消极无为、混日子的干部依法依规予以处置;根据社会经济发展水平适时调整公务员工资福利水平，为官员队伍创设“心有所系”“心有所安”的行政文化生态环境。最后，加快政府项目运作与公共服务提供等领域的公私伙伴关系构建历程。以民众需求为导向，以结果为依据，鼓励各类市场组织、社会组织、公民积极参与政府项目运作、公共服务的生产活动，建构公共服务提供的公私伙伴关系，全面推进政府职能、政府角色、政府治理方式与政府行政体制的深度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