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NGSANG· ·2010·1一 、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量北方人口南移 ,为南方地区茶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资源安史之乱后，北方呈现一片战火纷争的局面 这造成了大量北方人口的死亡 、逃散和迁移，社会秩序极为紊乱 据 《资治通鉴 》记载： “是岁（天宝十三载），户部奏天下郡三百二十一，县千五百三十人，乡六千八百二十九，户九百六万九千一百五十四，口五千二百八十八万四百八十八 [1]而到了广德二年， “是岁，户部奏：户二百九十余万，口一千六百九十余万 [2]在此 10 年的时间里，人口急剧减少，以上史料一方面说明战争使大量的人口死亡，另一方面说明战争使大量的人口逃散，编户大量损失，从而使许多逃逸的人口无法从数据上显示出来 与北方相比，此时的南方地区，社会相对稳定，经济发展较快，再加上此地区物产丰富，可供开发的资源非常多 于是，饱经战乱之苦的北方人民，纷纷向南方地区迁移，同时也为南方地区提供了丰富的劳动资源 南方地区不仅地理位置优越，而且地理面积广大，可谓是地广而人稀 就以南方地区的淮南和江南两道来说，此二地区虽经六朝的经济开发，生产有所发展，经济也发展很快，但是长期以来这两地区的人口数量都没有显著地增长，民户也很稀少 。
劳动力的大量短缺，势必会对经济发展有所制约，而就是在安史之乱之后，北方的大量人口向南方地区迁移，这对于南方地区的经济开发有极大的推动作用 南方地区的物产丰富，而且有许多的经济作物，其中以茶的生产与制作最为出名，在南方地区有许多的产茶区，这些产茶区每年都生产出大量的茶叶，由于此时期，茶叶的生产与制作具有了规模化和制度化，再加上此时的饮茶之风弥漫全国，南方地区的茶户经营茶园 、茶商贩卖茶叶的现象已十分普遍，正所谓 “江淮人什二三以茶为业 ”[3]，这也使茶业在社会经济生活中占据了极其重要的位置 当然，茶叶的种植 、采摘 、烘干 、运输以及销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也是一项需要众多劳动力的工作，而恰在此时，背井离乡的大量北方人迁移到了南方，如此众多的北方人来到南方，出于谋生的考虑，很自然地与需要大量劳动力的茶业结合起来，这就为茶叶的生产与制作提供了丰富的劳动资源，从而更加促进了南方地区茶业的发展，所以，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大量北方人口的南移为南方地区茶业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劳动资源 二 、安史之乱所造成的唐朝财政危机为税茶与榷茶制的形成提供了前提条件安史之乱严重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这使国家的财政收入难以保证，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边缘 。
此时北方经济凋敝，税赋无法保证，唐政府便将财政收入的重心由北方的河北和河南两道移到了南方的江南与剑南此两大财赋供应地，正是因为如此，江淮地区就成为了唐中央政府极为倚重的地区 随着唐中后期饮茶之风日盛以及江淮地区茶叶生产和贸易的迅速发展，茶业的经济地位也日益凸显 唐政府看到茶叶贸易所蕴藏的巨大经济利益，开始对茶叶贸易由原来的放任自流发展到后来的经济干预 在唐德宗元年九月， 《新唐书 》记载： “度支侍郎赵赞议常平事，竹木茶漆尽税之 茶之有税，于此矣 [4]此时由于发生了 “泾原兵变 ”和李希烈等节度使的叛乱，德宗为了筹集军费，便同意了赵赞的意见 于是在建中三年， “赞于是条奏诸道津要都会之所，皆置史，阅商人财货，计钱每贯税二十，天下所出竹 、木 、茶 、漆皆十之税一，以充常平事 ”[5]由于此时所征茶税是为了筹集军费，所以在叛乱平息之后，唐中央政府便停止了此项税收，此时是兴元元年 在贞元九年正月， 《唐会要 》记载： “先是诸道盐铁使张滂奏曰：伏以去岁水灾，诏令减税 ……其明年以后所得税，外贮之，若诸州遭水旱，赋税不辨，以此代之 [6]从此史料可以看出，此次收取茶税，是为了建立一个赈灾体系，遇到灾荒之年，可以用此项之税来缓减灾情 。
于是 “至此每岁得钱四十万贯，茶之有税，自此始也 然税茶无虚岁，遭水旱之，亦未尝以税茶钱拯赡 ”[7]可见，唐中央政府打着救灾的幌子，却并未履行救灾的义务，也说明了此理由之不充分，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此时对于茶征收的税，已作为了国家的一项重要的财政收入，于是，唐政府每年可以从对茶的税赋中收取四十万贯的钱财，这笔财政收入极为可观，对于改善唐朝财政困窘的局面是大有帮助的 元和十二年，盐铁使程异奏： “应诸州府先请置茶盐店收税 伏请今年正月一日赦文，其诸州府因用兵以来，或虑有权置职名及擅加科配，事非常制，一切禁断者 ……昨兵罢，自合便停，事久实为重敛 其诸道先所置店及诸色钱物等，虽非擅加，日异常制，伏请准赦文勒停 [8]由于当时南北方的漕运畅通无阻，南方大量钱财以及粮食能够送到中央，使唐中央的财政收入在此时期有了可靠的保证，于是宪宗便停止了对茶的征税 但在元和十五年，宪宗又恢复了对茶税的征收，可见面对严峻的财政形势以及税茶的巨大利益诱惑，唐中央政府是不会轻易放弃这项重要的财政收入的 长庆元年， 《唐会要 》记载： “盐铁使王播奏茶税一百增之五十 左拾遗李钰上书曰：榷率救弊，起自干戈，天下无虞，即宜蠲浅论安史之乱对唐朝税茶与榷茶制形成之影响乔 慧摘 要 天宝十四年，唐朝爆发了历时八年之久的安史之乱，给唐朝带来了巨大的政治与财政危机 。
由于安史之乱破坏了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土地制度和以人丁为主的租庸调赋役制度，再加上唐中央政府用于平叛所支出的巨额军费，这使唐朝的财政体系面临着崩坏的境地 为了摆脱来自于政治和财政两方面的困境，增加唐朝的财政收入，也为了削弱地方藩镇的势力，唐政府在旧有的财赋制度不起明显作用的前提下，在唐德宗时期实行了两税法，除此之外，在附加商业税方面还对茶征收了税赋，榷茶制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产生的 关键词 安史之乱 榷茶制度 藩镇割据史海钩沉88- -· ·2010·1CANGSANG省 ……又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人之所资，远近同俗，即祛渴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 [9]李钰痛陈税茶之弊，字字中肯，但面对巨大的财政困境，唐统治者是不可能因为税茶的厚敛而放弃对其征收，所以此项奏请并未起到应有的效果 文宗太和九年，文宗又任命王涯为榷茶使，负责榷茶的具体实施事宜， 《旧唐书 》记载： “茶之有榷税，自王涯始 [10]从此开始，茶税的性质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由原来对茶实行单一征税到了后来的官府对茶叶的种植 、采摘 、运输实行统一的管理，并由官府设置茶园，还强令茶户将茶树移植到官府园中种植，即“使茶山之人，移树官场，旧有贮积，皆使焚弃 ”[11]。
王涯如此蛮横推行榷茶制，自然激起了广大茶户 、茶商的不满，在一片反对声中，榷茶在实行不久便被废停 可见榷茶制在实行期间遇到了很大阻力 同年十二月， “左仆射令狐楚新置榷茶使额 ……昨奏榷茶，实为蠹政，盖是王涯破灭将至，怨怒合归，岂有令百姓移茶树就官场中栽，摘茶叶于官场中造，有同儿戏，不近人情 ……惟纳榷之时，须节级加价 ……既无害茶商，又不扰茶户，以上彰陛下爱人之德，下以竭微臣忧国之心，远近传闻，必当咸悦 ”[12]虽然令狐楚的节级加价，不像王涯那样过激，但效果同样不明显 在此项政策实行了一段时间后，榷茶制于开成五年又行恢复 大中六年正月，盐铁转运使，兵部侍郎裴休奏： “诸道节度使 、观察使，置店停止茶商，每斤收 打打日羽 地钱，并税经过商人，颇乖法理 ……晓谕诏收，量加半税，给陈首贴子，令其所在公行，从此通流，更无苛夺，所冀招怀穷困，下绝奸欺，使私贩者免犯法之扰，正税者无失利之叹 寻究根本，须举纲条 [13]裴休对榷茶实行的改革，一方面严惩私贩茶叶之人，保护中央财政收入 另一方面对以榷茶之价购买茶叶的商人给予保护，发放 “陈首贴子 ”，避免不法之人对其盘剥，保证了榷茶制顺利实行 此次榷茶改革，有效增加了国家的财政收入 。
安史之乱后，唐政府为了摆脱经济危机而实行新的税法制度，税茶和榷茶就是在此背景之下产生的 通过对上述史料的分析，可以清晰地看出，税茶和榷茶制虽然几经停废，但还是得到了恢复 而且废停的时间很短，恢复的时间颇长，这也能够说明唐代政府对于税茶和榷茶制的重视程度，也可以说明税茶和榷茶制对于解决唐政府的财政困境有着其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 、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为税茶和榷茶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安史之乱后，唐政局出现了严重的藩镇割据局面，这严重削弱了唐政府的集权，也造成了地方割据势力对唐政府的威胁，唐政府若想加强中央集权就必须在经济方面占有主导优势，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巩固和强化唐政府的集权制，同时也能够较好地削弱和分化藩镇割据的势力，使藩镇割据势力不至于过分膨胀 藩镇割据之所以能割据一方，必然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他们的经济财源主要来自于其所占一方的财赋收入 据《旧唐书 》记载： “（田承嗣）虽外授朝旨，而阴图自固，重加税率，休缮甲兵，计户口之多寡，而老弱事耕稼，丁壮从征役，故数年间其众十万 ……郡邑官皆自署置，户版不籍于天府，税赋不入于朝廷 [14]此段史料可以说明，藩镇表面上臣服于朝廷，私底下却壮大自己的势力，在自己所管理的范围之内，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独立的赋役制度，可见藩镇割据实力之强 。
当然，藩镇割据势力的强大并非在短时期内形成的，有其历史根源，在代宗时，由于长时间平叛所消耗的国力巨大，唐统治者对安史之乱叛将采取了妥协的办法 据 《旧唐书 》记载： “代宗复授幽州大都督长史，检校侍中，幽州卢龙节度使，与贼将薛蒿，田承嗣，张志忠等，分河朔而帅之 既而怀恩叛逆，而藩入寇朝廷多故 ……贡赋不入朝廷 [15]到代宗时虽说平叛了安史之乱，但却并没有完全肃清其余党，这对唐政府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和威胁 针对安史之乱后唐藩镇割据势力严重威胁唐中央的局面，德宗实行了两税法，在两税法施行之时， 《旧唐书 》记载： “得宗善而行之，诏谕中外 ……人不土断而地著，赋不加敛而增入，版籍不造而得其虚实，贪吏不诫而奸无所取，自是轻重之权，始归于朝廷 [16]正式实行了两税法 两税法实行后，收到了明显的成效 但由于安史之乱严重打乱了唐朝原来的统治秩序，唐政府北方的财赋收入很难得到保证，唐财政收入几乎全部依赖于江南八道的财赋 据 《唐会要 》记载： “每岁县赋入倚办，止于浙西 、浙东 、宣颔 、淮南 、江西 、鄂越 、福建 、湖南等道，合四十州，一百四十万户，比量天宝供税只户，四分之一 [17]此八道有许多的产茶区，而此时全国对于茶叶的需求量很大，无论是唐中央还是地方藩镇都看到了茶叶贸易所拥有的巨大利益，而榷茶这种对茶叶实行专卖的制度，使唐政府获得了巨大的财政收入，也非常有效地削弱了藩镇割据的财权 。
安史之乱后所形成的藩镇割据势力，是唐继安史之乱后又一大政治危机，从此藩镇就与唐政府处于不断的对抗之中，当然唐政府也采取许多的措施来抑制藩镇的势力，而在经济方面所实行的税茶和榷茶制所起到的作用是非常巨大的，它有力地削弱了地方藩镇割据的势力 所以安史之乱所造成的政治危机为税茶和榷茶制的形成提供了政治前提 总之，安史之乱不仅给广大的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痛苦，对唐朝的政局产生了非常大的动摇，而且还造成了唐政府重大的政治和经济危机，在遭受了如此大的创伤之后，唐中央政府也采取了一系列的补救措施，如施行了两税法，而且还对经济作物实行了征税，还由先前的税茶发展到了榷茶，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时期，税茶和榷茶制对于增加财政收入，对于医治唐的战争创伤都是有积极作用的 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的产物，虽说有其弊端，但它的积极作用也是非常巨大的 安史之乱这一历时八年之久的叛乱对于后来税茶和榷茶制的形成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而且对后世的税制改革也是有深远影响的 参考文献：[1][2](宋 )司马光 .资治通鉴 [M].北京 :中华书局 ,1956.6929,7171.[3](宋 )王钦若等 .册府元龟 [M].北京 :中华书局 ,1960.510.[4](宋 )欧阳休 ,宋祁等 .新唐书 [M].北京 :中华书局 ,1975.1377.[5][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