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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田野考古学的新变化,参加2011年洛阳新任考古领队岗前培训班情况汇报,一、生活汇报,此次培训班是由中国文物研究院组织，全国共53名学员参加，学习时间从5.11日至5.26日，为期15天，学习时间安排是白天学习，晚上讨论，期间外出现场实习两次，洛阳汉魏故城、天子驾六博物馆、定鼎门博物馆、武则天明堂博物馆、曹休墓等，时间安排非常紧张。,二、学习情况汇报,此次学习，聆听了国家文物局黄元、关强司长、洛阳考古二队朱亮、社科院考古所刘建国、李存信、乔梁、北京大学赵辉、张海、秦始皇兵马俑刘江卫、陕西历史博物馆杨文宗、西北大学杨璐、南京博物院万俐、山西考古所宋建忠等13专家的报告，收获匪浅。下面我就这次学习的
2、情况结合我省田野工作的实际，将这次岗前培训情况向各位同仁汇报如下：,进入上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考古学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或趋势.这些变化的出现一方面是中国考古学自身发展和长期积累的结果，另一方面也与现代科技的发展和西方考古学的影响有关，同时也和文化遗产保护理念的深入存在着密切的联系。,田野考古学的新变化,按照我的理解，中国考古学的变化反映在田野考古领域，可能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由“历时”向“共时”,这里的“历时”与“共时”都是考古年代学的概念，前者指的是遗存之间先后的年代关系，后者则表示遗存之间共存的年代关系。也即分别表述着纵与横的年代关系。,历时,共时,经过了近百年的发展，在几代
3、考古工作者的努力下，中国考古学文化时空框架的构建已基本达成，在各大区系下，考古学文化的编年与序列已基本清晰，使得考古学最基础的研究年代学正逐渐成为相对容易解决的问题，从而使考古学能够在田野考古操作层面追求更进一步的目标。,考古学遗存相对年代关系的判别，在缺乏直接的文献、文字资料的前提下，主要要依靠层位学和类型学的研究，其中层位学又是类型学研究的重要基础，类型学研究的结果需得到层位学的支持。,层位学与地层学,以往由于考古学基础工作的薄弱，对发掘对象年代的判断认定是第一要务，所以田野考古中对层位学的研究更注重所谓的“叠压”与“打破”关系，而这两种层位现象表述的都是遗存之间的历时关系，解决的是孰早孰
4、晚的问题。,实际上层位学除能够解决遗存的纵向年代关系外，在判别遗存横向年代关系的研究中更具有独到的作用。 如果排除了后期扰动等因素，一般可以将出土于同一单位的遗物视作一种共存，表明它们具有共时的关系，这也是层位学最基础、简单的研究。,最小堆积单位,相对年代的研究 地层学,在判别不同遗迹单位之间的共时关系方面，层位学几乎可以说是唯一的手段。而考古学更深层次的一些研究，都需要建立在遗存共时研究的基础之上，如聚落考古、人口研究等，缺乏扎实的共时研究基础，则结论最多只能是一些经不起推敲的推测或逻辑推理。,由于出现了这种解决问题需求方面的新变化，使田野考古操作层面追求的目标相应要发生变化，从而也对田野考
5、古作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这就是近些年来大家强调的考古发掘之中，对“面”的追求。,层位学上所谓的“面”，实际是指发掘对象当时一切活动所发生或依托的那个地面。没有任何活动的基础能够脱离当时的地面。通过这个“面”的联系，就可以判别“遗存”间是否存在真实的共时关系，从而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基础。,田野考古中，找“面”的发掘作业，完全不同于以往注重“历时”研究的理念和方法，最重要的是发掘者心中首先要有这个概念，然后才会在具体对象的判断、识别中有意识地从支离破碎、蛛丝马迹里，钩稽串连，拼凑成一个网络，将清理揭露的遗存合理地在网络中排定位置。,在发掘清理中有许多迹象提示着“面”的存在，如行走的形成的路面、脚
6、印，地面房屋残余的墙壁，倒伏的屋顶（壁），灰坑坑口外的漫土，乃至那些出土于地层中的完整器物等，都是寻找或判断地面的线索或基础，在发掘作业中都应有所警惕。,原始地面情况,由于原始地面，尤其是我省基本很难存在水平状的地面，故而在考古发掘中，尤其是探方的发掘，切忌将探方完全铲平后观察遗迹现象，而是应该根据遗迹露头以后，按照露头的遗迹探寻边缘。最大限度的保留原始面的基本情况。,对长宁遗址考古发掘的反思,2006年进行的长宁遗址考古发掘是我省最近几年来进行的唯一一次大面积的揭露工作，也是我省进行的为数不多的遗址发掘工作，在考古发掘过程中，我们不仅注重了田野考古发掘的点的揭露，也同时注重了面的关系。主要反
7、映在以下两个方面：,1、遗址面的注重,在长宁遗址的发掘过程中，我们十分注重遗址面的保护，尤其是层下遗址面的观察，以灰坑H22为例，保存了大量的原始信息，灰坑的坍塌情况基本保存完好。,2、共存关系，即聚落考古的初步尝试,在田野考古发掘结束后，我们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调查工作，基本摸清了长宁遗址的分布范围、台地上遗址的分布情况，比较遗憾的是时间较紧张，调查范围较小，没有进行考古勘探，所以至今没有摸清长宁遗址的分布范围，只有一个较为模糊的分布范围；另外，存在调查范围较小的失误，一般而言，遗址的调查面积应该是在周围10公里的范围之内，我们的调查还存在一定程度缺陷。,二、信息源的扩大,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和在
8、考古学中的应用，使得地下埋藏的遗存较之以往能够提供更多的信息，而这些信息的成功提取和阐释又大大拓展了考古学研究的空间或角度。,年代信息 环境信息 生业信息 人体信息 资源信息 文化交流信息 社会组织信息 ,为了科学、准确地由遗存中获取更多的信息，田野考古在作业方面也提出一些新的要求。如新规程对水选应用的规定；碳十四的系列采样；一些出土品的处理和保存方式等。,作为一个田野考古工作者应当明白，现代科技对考古学的影响，主要是辅助或拓展，至少所谓的碳十四革命，在中国考古学就没有看到，所以不能对这些技术过于迷信。一切信息都不能脱离考古学文化的时空框架，只有当那些反映环境、生态以及人群交流或亲缘关系等通过
9、新科技手段获取的信息能够在接近真实的考古学时空体系下找准位置的前提下，这些信息才能够真正实现科学的价值。所以本末不能倒置，而反映着文化信息的考古学材料就是“本”。,做田野工作要立足与尽可能扩大信息的来源，有条件的情况下，鼓励采取各种方法、技术采集标本，但前提一定要建立在对层位准确的把握之下，否则采集了一堆脱层或错层的标本，而又没有认识到，结果不仅无益于科学研究，甚至还可能产生误导。,当前采样工作中的误区,目前我们的采样工作尚停留在14C断代技术放射性碳测年，因此，在遗址发掘过程中，基本上要求必须采炭样。但是，以往的采样方法存在极大的误区，导致测年数据不准，采样数量不够等问题，致使最后的采样成为
10、废品。,天然来源： 太阳系外的高能宇宙射线轰击高层大气 高能粒子释放的中子与大气中氮原子发生反应产生放射性碳原子 放射性碳以CO2形式在大气中与稳定性碳混合 宇宙射线的持续稳定作用，使大气中放射性碳数量保持稳定,常规计数方法： 由于测量的是衰变放出的粒子，因此需要较多的样品。 由于自然界中难以找到大量高纯度的含碳样品，因此得到的结果往往是不同来源的碳埋藏年龄的平均值。 加速器质谱仪方法： 由于测量的是离子化的原子（或比例），因此需要的样品量较少。 由于微量样品容易迁移，受污染后对总体数据的影响明显，获得的年龄可能不代表埋藏位置的年龄。,两种方法的优势与不足比较,人工来源： 核反应：1950s-
11、1960s，大规模原子核爆炸实验在大气中产生了大量的放射性碳，使大气中的放射性碳在较短的时期几乎升高一倍。,化石燃料的燃烧：工业革命以后，石油、煤炭的大规模应用增加了大气二氧化碳浓度，降低了大气中放射性碳与稳定碳的比例。 由于工业革命以来的放射性碳所占的比例被大大改变，利用放射性碳测年不能对16501950间的材料进行定年。,采样中应该注意的问题,1、采样时应该立即隔绝样品与空气的接触，避免阳光照射。一般采用铝箔直接包装样品，然后装进密封袋。并详细记载采样的方法、包装样品的方法等，可参照田野考古工作规程。 2、采样的数量要充足。,热释光,热释光是物质在被加热时，其组成矿物的晶体内由于天然离子的
12、放射作用而释放出的储存能量而发射的光线。,原理 被测样品埋藏于地下时，受来自于自然界中的粒子（, , ）的影响积累TL光能量。 样品一旦被加热，其TL的光能很快就会被消耗，使得TL的光能被重置于零。 样品被埋藏后的TL光能积累量仅与在埋藏期内接受的离子放射线能量有关。 如果知道样品从埋藏开始到到目前的TL光能所需要的时间，就可以测定该样品沉积（被埋藏）的年龄。,TL采样,物质鉴定,其他样品的采集,埋藏小环境的相关样品采集 陶质文物埋藏的小环境，如土壤成分、可溶盐含量、水的pH值、矿化度等，与文物埋藏过程中的损坏机理密切相关。采集上述与文物埋藏小环境相关的样品，并在适当时候进行测试分析，其结果可
13、为该处出土文物的保护方案的选择提供借鉴。,典型案例,我省喇家遗址出土的中华第一碗面条就是土壤样品采集过程中的一个采样不全面的典型案例。 在采样中，注重了碗内土壤的采样，发现土壤中有牛肉的脂肪酸，但是由于没有采集碗外对比土样，因此，中华民族第一碗牛肉面就成了推测。当然，这是社科院考古所的失误，和我们没有关系。 教训，采样过程中尽可能多采样，尤其是密封器皿中的液体、固体物质一定要全部采集，对比采样也要多采集。西安美酒等液体就是比较典型的采样事例。,三、保护意识的强化,首先在理念上将考古学置于文物保护的大框架之下，考古成为文物保护的一种方法或手段。对于地下埋藏遗存的保护，考古学占据着最重要的位置。发
14、掘是保护的一种方式，研究是认识保护对象价值的基础和合理保护的前提。,资源的概念越发深入，不可再生的性质和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正在逐渐影响着考古学家的出发点。 不主张挖大墓，尽量减少主动发掘项目，实际上体现的是考古学作为一个学科站在全社会的角度，对社会资源保护和可持续利用负责任的态度。,配合保护所进行的考古活动正在成为我国主动性发掘的基本构成之一，这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保护性发掘工作，为编制保护规划而进行的勘探、发掘与以往以学术研究或配合建设工程为目标的工作无疑会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在具体工作环节方面，遇有重要的遗存，开始强调原址的保护，对于多时期遗存共存的遗址发掘，注意对其中最重要阶段遗存的整体揭露
15、或保护，而并非象早些时候那样，不穷尽到生土不达目的。 近年来之所以特别强调的现场保护实际上也是一种基于社会责任的工作思路。,考古活动基本属于一种不可逆的行为，发掘具有保护与破坏的双重性，因此什么是应当保护的重点，对于主持发掘的领队而言，应当大体做到心中有数。从这个角度而言，领队的责任、学识应当比以往更重、更高。,作为一种已远逝历史的实物遗存，考古资料所蕴涵的信息，往往需要通过特别的方法或技能转化为能够为社会共享的知识，这种转化是一个专业化过程，考古工作者往往可以通过发掘报告对那些已被发掘清理历史遗存形成认识并进行复原，但对于非专业人士而言则很难，因此发掘中如果能够将那些重要的遗存、迹象按照原状
16、态保存下来，是最理想的结果，同时也可以为进一步检验发掘者的结论，提供一些证据。,所谓公众意识实际是指考古学科的社会责任体现的一部分内容。主要基于两个出发点，其一是考古学所依存的地下埋藏遗存属于人类共有的财产，是一种公共资源；其二则在于大多数情况下，考古活动是一种国家行为，使用的经费来源于纳税人。,四、公众意识的提升,基于上述两方面的原因，考古活动对于公众所担负的责任当然是不言而喻的。所以所谓的“公众考古”，不是一种施与，也不仅仅为宣传、教育，而更重要的是一份责任。这是考古工作者应当首先明确的。,伴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群众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高涨，社会对考古活动关注和参与的积极性也越来越高，因此需要学科开通专业语境转化为社会知识的途径，这也就是近年来所谓公众考古热起来的主要背景。群众的需求是客观存在的，从事科学活动的专业工作者不做，自有闲杂人等不甘寂寞，前一段大火的曹操墓就是典型的一例。,考古学应该面向公众,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考古学与社会、与公众的关系就逐渐成为西方考古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公众考古学随之进入人们的视野。 “公众考古学”一词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