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文学导读 2011.12 合肥,内容简介,明代文学的主要成就是小说和戏曲明代小说创作无论是长篇或短篇都呈现了空前繁荣的盛况历史题材的章回演义小说《三国演义》是我国长篇小说的开山之作，它和英雄传奇小说《水浒传》共同拉开了我国小说世界的帷幕明中叶以后，小说创作步入了新的天地，我国第一部杰出的浪漫主义神魔小说《西游记》、第一部由文人独创的世情小说《金瓶梅》相继问世，为中国长篇小说的发展开拓了新领域这四部小说被称为“四大奇书”在它们以后又出现了一系列长篇巨制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神魔和世情小说，对后来的小说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明中叶的短篇小说，也十分兴旺发达以冯梦龙的“三言”和凌蒙初的“二拍”为代表其中大部分是摹拟宋元话本写成的，无论在思想内容的深度广度和艺术成就上，都比前人有很大进步明代还出现了为数不少的文言短篇小说明代小说创作的特点，从发展过程来说，是由人民群众的集体创作，到文人的加工整理，再发展为作家的个人创作、《三国演义》、《水浒传》是无数的无名群众的集体智慧和作家个人的艺术才能相熔合的结晶、《西游记》、已充分显示出作家个人创作成分比重的增加，《金瓶梅》则是作家的个人创造短篇小说从宋元话本的基础上发展而来，逐渐产生了文人的拟话本，成为作家的个人创作。
从思想内容来说明代小说广泛而深刻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理想、愿望，具有强烈的人民性；从艺术形式来说，它开始了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从创作方法来说，大多是现实主义的，有的作品也达到了积极浪漫主义的新高度明代小说的这些特点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民族风格明代戏剧是沿着杂剧、传奇两条线发展的杂剧是元杂剧的余波，已趋衰落，在南戏影响下，创作形式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传奇是戏剧的主要成就成化以后，由南戏演变而来的传奇十戮盛行明初由于统治者对戏剧的控制和利用，作家作品虽多，而有价值的很少中叶以后，剧坛呈现了蓬勃发展的局面首先出现了伟大的戏剧家汤显祖和他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剧作《牡丹亭》，此外，还涌现了大批有成就的戏曲作家，形成了各具特的艺术流派主要是以汤显祖为代表的强调内容、注重文采 “临川派”和以沈璟为代表的讲究音律的“吴”，这两个流派影响很大还有以梁辰鱼为代表的着力词藻的“昆山派”其次，是剧作题材的广泛：有的取自本朝的现实题材，如《鸣凤记》：有的采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如《浣纱记》；还有用寓言题材写成的，如《中山狼》其三为戏曲形式的演进和表现手法丰富唱腔不断革新与多样化，各种戏曲形式同时涌现其四戏曲理论的发展和戏曲作品的大量刊行。
明代的诗歌、散文，和小说相比，成就较差，它们是在拟与反拟古的反复斗争中曲折前进的明初的诗文作家宋濂，刘基高启等，都亲历过元末的大动乱，写出了一些反映现实的作品永乐时期以杨士奇、杨荣，杨溥为代表的“台阁体”、为文歌功颂德，形成一股不良文风，统治文坛数十年只有民族英雄于谦的诗文突出地反映了现实生活到明中叶，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力求以文学的复古来反对“台阁体”文风，但他们侧重形式，成就不高弘治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的“前七子”和嘉靖中以李攀龙、王世贞为首的“后七子”，先后倡导文学复古运动，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的主张和实践，取代了“台阁馅在文坛的统治地位但他们一味摹拟抄袭，盲目复古仿古，仍是形式主义王慎中、归有光等，提倡唐宋古文，肯定唐宋古文八大家的历史地位，被称为“唐宋派”对前后七子都持批判态度，但也没有从根本上摆脱前人的束缚公安派”以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为代表，反对贵古贱今，主张文学要“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但其作品只注重形式革新，较少反映现实以钟惺、谭元春为代表的“竟陵派”，对前后七子及“公安派”都想纠正，但脱离现实生活，只注重雕琢词句，忽视内容的倾向更突出明末复社张溥的诗文，表现了真实感情。
为抗清而慷慨捐躯的陈子龙、夏完淳的作品，表现了民族气节，充满了爱国热情明代的词，在词史上处于低潮时期，但在词学理论研究、词作批评、词章的编选、整理方面都做出了重要贡献在创作方面，以刘基，高启、杨慎、陈子龙、夏完淳等人为代表正是由于明代词人不绝如缕的创作，才酝酿了清代词的中兴明代散曲，只有少数作家保有元曲遗韵，但它开拓了题材领域，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市民阶层的生活和思想感情在形式上进一步吸收了民歌俗曲的艺术营养，表现了浓郎的时代生活气息，王磐、陈铎、冯惟敏、薛论道等，是明代有成就的散曲作家民歌，是明代文学的“一绝”，它充分反映了社会与时代的面貌为后世留下了宝贵的民歌遗产宋濂《送东阳马生序》 这是一篇赠序明洪武年间，宋濂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制诰，洪武十年（1377）致仕第二年，宋濂至应天（今江苏南京）去朝见明太祖朱元璋其时，在国子监读书的马君则，以同乡后辈的身分前来拜访，宋濂就写了这篇文章赠送给他作者以自己勤苦求学而功成名就的事实，现身说法，勉励后辈专心向学，刻苦自励，情真意挚，语重心长 就文章的内容而言，作者主要以自己青少年时代求学的艰苦经历，与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进行对比作者简洁生动地叙述早年的经历：幼时酷爱学习，但因家境贫寒，无书可读，只得向人借阅。
借到书，即使在严冬季节，也要自己动手抄录；为了取信于藏书之家，到期一定归还，可见得书之难年长以后，仰慕圣贤的道统，渴望名师指点，且又并非容易的事；为了求师，不顾穷冬烈风，负箧曳屣，奔走于深山巨谷之中，以致足肤皲裂生活上，自己也甘于贫苦，自得其乐这些典型事例全面地叙述了作者艰苦勤奋的学习生活从中可以看出，作者正是以一种坚忍不拔的毅力，不断地克服障碍，最后才功成名就的笔墨酣畅，说理透彻，为下文的对比蓄满了气势接着，有针对性地指出了太学生的优越条件：“无冻馁之患”，“无奔走之劳”，有教授相伴，有丰富藏书这样，“其业有不精，德有不成者，非天质之卑，则心不若余之专耳，岂他人之过哉”！结论只有一个：学业道德上的成长，取决于自己主观上是否努力，确凿的事实，强烈的对比，得出了无可置疑的结论，完成了所要揭示的主旨此后，又交代了写作的缘由和宗旨 就文章的写法而言，除全篇主体结构进行对比之外，在具体记叙的过程中，又处处予以对比在记叙自己勤苦求学生活时，以主观上的勤奋与客观上的艰苦作对比譬如，写读书需“手自笔录”时：“天大寒，砚冰坚，手指不可屈伸，弗之怠”；写求师时，师严而礼恭：“或遇叱咄，色愈恭，礼愈至”；写求学时，不辞劳苦，困难愈大愈见其志坚；写生活方面，以同舍生若神人的打扮与自己的緼袍敝衣作对比；在记叙太学生优越的学习条件时，又以客观条件的优越与主观上的努力与否作对比……作者以鲜明的对照，分辨事理，增强了文章的感染和说服力量。
而在对比中，又可看出文章错综变化，富有波澜，毫无单调呆板之感加之，措辞委婉，如话家常，表达出一种恳挚的感情，自然会亲切动人，催人奋进王磐《朝天子·咏喇叭》 明朝正德年间，宦官当权，欺压百姓，行船时常吹起号来壮大声势，这支散曲就是为了讽刺宦官而作诗中表面上写的是喇叭和唢呐，实则处处写的都是宦官曲小”比喻宦官的地位低下，“腔大”比喻他们的仗势欺人军愁”“民怕”说明他们走到哪里，就给哪里带来灾难水尽鹅飞”则形容他们把百姓们欺压得倾家荡产整首曲子虽然没有正面提到一个宦官的字样，但是却活画出了他们的丑态，在轻俏诙谐中充满了对宦官的鄙视和愤慨茅坤《青霞先生文集序》 此一篇文章本无特出之处，唯一事有趣：盖茅坤虽应邀作序，却并不以青霞先生之文章为佳，而以为其讥刺过多，文词未工，且不当古作者之旨也然而茅先生竟因短就长，于一篇序文中将此数处缺点一一盖过，使倘有人读青霞文集而抱怨其辞粗鄙者，纵复读茅先生之序文，亦终不能指责其有不实之誉——以此观之，此乃一篇八面玲珑之“锦绣”文章也李挚《童心说》 明代初期是程朱理学占统治地位的时期朱子学本来自有其丰富、深刻之处，朱熹的理性主义精神也在中国传统哲学的发展过程中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当程朱理学被立为官学，取得了学术思想上的统治地位以后，它就逐渐走向僵化，并成为明朝加强封建专制主义统治的工具之一明初士人读书议论都不能背离程朱的规矩永乐年间（1403—1424），三部《大全》的颁定，一方面标志着程朱理学成为统治思想，同时也表明程朱理学开始走向衰落顾炎武说：“自八股行而古学弃，《大全》出而经说亡《日知录》卷十八）《大全》以抄袭前人（尤其是程朱）为主，这正是加强思想统一的需要《童心说》是《焚书》卷三里的一篇杂论，主要揭露道学及其教育的反动性和虚伪性，阐明了李贽的读书作文教育观，洋溢着自由主义教育反对封建教育的桎梏，追求个性自由和解放的精神 李贽的“童心”，其实是新儒家学者先天性善论的继承和发挥他说，所谓“童心”就是“绝假纯真最初一念之本心”这种“本心”是最纯洁的，未受一切污染的，因而他也是最完美的，最具一切美好的可能性的童子者，人之初也；童心者，心之初也实则是人的个性和主体价值的自觉如果丧失了这种自觉的“本心”，那么，人就失去了个体价值，人就不再能以一个真实的主体而存在：“若失却童心，便失却真心；失却真心，便失却真人人而非真，全不复有初矣而道学及其教育却使人的这种纯洁“童心”丧失殆尽，丧失人的真实存在的价值：“方其始也，有闻见从耳目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长也，有道理从闻见而入，而以为主于其内，而童心失；其久也，道理闻见日以益多，则所知所觉日以益广，于是焉又知美名之可好也，而务欲以扬之，而童心失；知不美之名之可丑也，而务欲以掩之，而童心失。
夫道理闻见，皆多读书识义理而来也总之，由于道学的教育，闻见、道理、名誉等的刺激引诱，人就会失掉其本来的善良本性，从而失去为善的内在根据反过来说，只有断绝道学教育所灌输的闻见、道理等，才能保证“纯真无伪最初一念之本心”而所谓闻见道理都来自圣贤之书，即是程朱义理多读书识义理”，使仁义道德的说教由耳目闻见入主于身心之中，取代了“童心”，使人们的语言、行为都变得虚伪，“欲求一句有德之言卒不可得”想由“多读书识义理”的途径达到“内含以章美，笃实生辉光”，只能适得其反正是这些圣贤之书所传播的“闻见道理”障人“童心”，使人“发而为言语，则言语不由衷，见而为政事，则政事无根柢，著而为文辞；则文辞不能达”正是道学教育败坏人才，败坏政事，败坏社会风气，造成一派虚假其人既假则无所不假矣由是而以假言与假人言，则假人喜；以假事与假人道，则假人喜；以假文与假人谈，则假人喜无所不假，则无所不喜满场是假，矮人何辩也！然则虽有天下之至文，其湮灭于假人而不尽见于后世 者，又岂少哉？”总是，道学教育使人丧失自然纯朴真挚的“童心”，道学家们都是一伙“失却真心”，专门说假话、做假事，写假文的“个人”，他们把社会变成了“无所不假”的欺诈场所。
李贽从“童心”出发，大胆地揭露了伪道学家的虚伪本质，把“六经”，“《语》、《孟》”等圣经贤传当作一切虚假的总根源，大胆地否定了传统的经典教材李贽认为这些圣经贤伪难考，是非不辨，根本不能奉为经典夫六经语孟，非其史官过为褒崇之词，则其臣子极为赞美之语；又不然，则其迂阔门徒，懵懂弟子，记忆师说，有头无尾，得后遗前，随其所见笔之于书后学不察，便谓出自圣贤之口也，决定目之为经矣，孰知其大半非圣人之言乎？”即便是圣人所说的话，也“不过因病发药，随时处方，以救此一等懵懂弟子，迂阔门徒云耳药医假病，方难定执，是岂可遽以为万世之至论乎？”因而，“六经语孟，乃道学之口实，假人之渊薮也，断断乎其不可以语于童心之言明矣这种观点在当时是十分大胆的，表现了李贽反教条、反传统、反权威的叛逆精神这对人们摆脱程朱理学的思想束缚，敢于发露“童心自出之言”，具有思想解放的意义李贽的时代，正是八股盛行，依经出题作文、代圣人立言，不能表达独立见解的文风泛滥的时代李贽却认为，“童心”即“真心”是文章的直接本源他说：“天下之至文，未有不出于童心焉者也换句话说，即天下最好的文章，都是作者真性实情的流露，性情已真，则其文无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