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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堂吉诃德与人文主义艾树在欧洲中世纪，封建主义神学统治禁锢着人们的思想，基督教的教义宣传人们都是有罪的，因为人类的祖先犯有“原罪”。人类生存的目的和意义就是为了“赎罪”。在这种说教之下，人的现世生活被否定了，人的价值被贬低了，神占据了中心地位。人文主义在当时的作用，就是要把人从这种宗教观念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因此，欧洲各国发起“文艺复兴”运动，充分肯定人的意义、人的价值，把人放在中心位置上。它在人们的思想解放和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中，人文主义思潮实际上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反封建、反中世纪神学世界观的新文化运动。起了巨大的历史作用。因而也产生了不少经典之作，西班牙人塞万提斯的堂吉柯德就是其中代表作之一！
2、堂吉诃德以一个颓废的骑士形象说明光靠幻想是不行的还是要靠自己的努力。它更体现的是人占据着世界的中心位置，统治着世界，是最重要的物种。世界是以人为中心，而不是以神为中心即人文主义。在当时的西班牙文坛上，骑士小说泛滥成灾。这种小说结构千编一律，情节荒诞离奇，都是虚构一个英勇无比的骑士，经历数不清的惊险遭遇，遇上说不清的爱情纠葛，为国王、为贵族去拼命，而最后总能大获全胜。宫廷和教会利用这种文学，鼓吹骑士的荣誉与骄傲，鼓励人们发扬骑士精神，维护封建统治，去建立世界霸权，而许多人也沉湎在这种小说中不能自拔。一直在社会底层挣扎的塞万提斯亲身体会了中世纪的封建制度给西班牙带来的痛苦与灾难，因为他憎恨骑士制度
3、和美化这一制度的骑士文学。他要唤醒人们不再吸食这种麻醉人们的鸦片，从脱离现实的梦幻中解脱出来，他在堂吉诃德自序里斩钉截铁地宣称，这部书的创作意图就是“要把骑士文学的万恶地盘完全捣毁”，“要世人厌恶荒诞的骑士小说。”塞万提斯在小说中故意模仿骑士传奇式的写法，描写了堂吉诃德带着他的侍从桑丘潘沙的“游侠史”。堂吉诃德是一部辛辣的讽刺作品。它以其犀利的语言，亦庄亦谐的情节，鞭笞了苟延残喘的封建制度与迎合统治者需要的骑士文学，嘲笑了企图用打抱不平的方式来改造社会的空想，历史发展就如塞万提斯预期的那样，堂吉诃德的出版给了反动骑士文学以致命的重击，从此，西班牙再也没有出现过一部新的骑士传奇，当然，骑士文学的
4、消亡主要是封建制度日趋崩溃，作为其观念形态的封建文学必然衰落的结果。堂吉诃德同时又是一部伟大的现实主义巨著，它通过堂吉诃德主仆在西班牙大地游侠的经历，为我们展现了一幅宏大的社会生活画面，真实地反映了、世纪西班牙的社会生活现实。在这部将近一百万字的作品中，共描写了近七百个形形色芭从事各种职业的人物，他们有贵族、僧侣、地主、市民、农民、士兵、演员、商人、理发师、牧羊人、强盗，等等。作者揭露了封建贵族的傲慢、自私、伪善、恶毒、残忍，以鄙视的口吻描写了封建上层社会的穷奢极欲、空虚无聊和庸俗自私。小说第二部中关于公爵与公爵夫人的情节，集中地揭露了封建贵族的丑恶本质：他们表面上慷慨好客、温文尔雅，实际上百
5、无聊赖、无所事事、阴险狠毒。在彬彬有礼、慷慨仁慈的假面具下，为寻求新的刺激，他们想出种种花样捉弄堂吉诃德主仆，把自己的快乐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与不幸上。在抨击侈奢专制的统治阶级的同时，书中还为我们展示了西班牙普通劳动人民的贫困生活，描绘了他们遭受的苦难与压迫。在主人公漫长的游侠途中，所见所闻的是：凶恶的地主阿尔杜多不仅克扣牧童的工钱，还找借口把他绑在树上打得死去活来；老使女堂娜罗德利盖斯的丈夫因为一点小事被公爵夫人用别针活活戳死；少年因生活困苦被迫去当兵；大地上到处是贫穷与饥谨，妓女与盗贼；念念有词的教士散布着愚昧；强娶美貌贫穷女人的富豪正在大摆婚宴。一个曾经威震世界的王国正在衰落，用堂吉诃德的话
6、说这是“多灾多难的时世”，“可恶的时代”，“现在这年头，懒惰压倒了勤快，闲散压倒了美德，傲慢压倒了勇敢。”塞万提斯笔下的堂吉诃德是个矛盾、复杂的人物。当时的西班牙社会上黑暗重重，鲁迅先生曾指出：“堂吉诃德的立志去打不平，是不能说他错误的。不自量力也并非错误，错误的是他的打法。”堂吉诃德一心要匡正这个社会，但却一厢情愿地把骑士小说的描写当成现实生活。他无视已经发生变化的时代，企图以自己的游侠行为来复活过时的骑士制度，把单枪匹马打抱不平当做主持正义、改造社会的途径。他在声疾呼：“不恢复骑士道的盛士是个大错。”虽然他怀着满腔真诚，却总是四处碰壁，他沉浸在幻想中，完全丧失了对现实的感觉，在他眼里，处处
7、有妖魔为害，事事有魔法师捣乱，因此他到处不分青红皂白，对着臆想出来的敌人横冲直撞，乱劈乱刺，成为一个滑稽可笑的人物。其实他所做的那些荒唐可笑的蠢事，大都出自他善良的动机：他攻打风车，自以为是与残害人类的巨魔作战；他释放了苦役犯，是为了反对奴役，给人自由；他攻击抬着圣母像求雨的*队伍，是把他们当做抢劫美女的强盗但由于他无法对现实事物作出正确判断，往往是事与愿违。他放走了苦役犯，苦役犯不但不感谢，反而恩将仇报，把他揶揄一番，毒打一顿，并抢走了他和桑丘的衣服。他从地主手中救下牧童安德列斯，刚一转身走开，地主又把牧童绑起，打得更狠，以致使牧童诅咒“天底下所有的游侠骑士”。尽管现实无情地嘲弄了堂吉诃德，
8、但他却执迷不悟，不自量力，做事从不考虑方式方法，一味凭幻想蛮干下去，一次又一次落得可悲的结局，成了一个“最讲道德、最有理性的疯子”，一个既可笑又可叹的人物。然而，作者笔下的堂吉诃德又是一个为了维护正义，拯救世人，甘愿牺牲自身生命的无畏勇士。他痛恨专制残暴，同情被压迫的劳苦大众，向往自由，把保护人的正当权利与尊严，锄强扶弱，消除人世间的不平作为自己的人生理想。他见义勇为，从不胆怯退缩。他具有民主、平等的思想，主张“一切东西都平等”，社会地位的尊卑是暂时的，只有“美德”才是真正的高贵。他尊敬妇女，主张个性解放、男女平等、恋爱自由。他心地善良、幽默可亲，学识渊博。作者实际上把自己的爱憎与希望寄托在了
9、这个人物身上。堂吉诃德又是理想主义的化身，他执着于他那理想化的骑士道，从不怕人们议论与讥笑，更不怕侮辱与打击，虽然四处碰壁，但却百折不悔，一片赤诚，无论什么都不能使他改变初衷，不愧为真理与正义的捍卫者。这个只身向旧世界挑战的孤单的骑士，虽然屡战屡败，却越战越勇，不禁令人肃然起敬。在堂吉诃德表面的喜剧因素之下，实际隐含着深刻的悲剧意蕴。他对社会正义和人人平等的要求，在扼杀人的一切美好愿望的强大的封建黑暗势力下，是不可能得以实现的，他以过时的、虚幻的骑士道来改造现实社会，更是一个时代的误会，完全不足为训。但他的进步思想，闪耀着资产阶级人文主义的思想光辉，他的失败，是一个人文主义者的悲剧。小说中的桑
10、丘潘沙则是塞万提斯刻意安排的与堂吉诃德相互对立、又相辅相成的角色。作者在描写他们的游侠生涯中，广泛地采用对比与夸张的手法，反复强调他们从外形到性格上的某些特征，形成鲜明的对照。桑丘的表面愚钝配合与堂吉诃德的疯颠，取得了独特的艺术效果。桑丘是一个又胖又矮的西班牙普通农民，由于家境贫寒，在堂吉诃德的劝诱下当了游侠的侍从，指望能通过游侠冒险生涯，做个海岛总督，他的驼背老婆也能坐上金光闪闪的马车，没有嫁妆的女儿说不定能成伯爵夫人。他性格中既有农民的狭隘自私、目光短浅、胆小怕事，处处为自己打算的一面，又有讲求实际、冷静与清醒的一面。他时时在提醒堂吉诃德从幻想中回到现实中来，在他眼里，风车不是巨大，就是风
11、车；羊群不是大军，就是羊群。在堂吉诃德的每次冒险之前，桑丘总是要劝阻，而每次劝阻都毫无效果，而最终却总是证明桑丘的劝阻是正确的，这正好与堂吉诃德的狂热形成了强烈的对比。在小说开始时，他一边咒骂游侠骑士的疯狂幻想，一边希望赶快碰个发财的机会，一改家中的窘境。随着情节的发展，桑丘进步了解了堂吉诃德的为人，开始看重他的“好心肠，喜爱上了堂吉诃德，并且爱得比自己的眼珠还要厉害。”尽管他吃尽苦头，也没有得到半分工钱，但始终没有抛弃他的主人，对堂吉诃德的忠诚与友谊感人至深。堂吉诃德的崇高品德和追求正义的理想也对他逐步产生了影响。由于受到人文主义理想的熏陶，他在当总督时，发财欲望已经改变为改革现状的民主要求
12、。他不仅判案机敏公正，而且态度光明磊落，为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体现了他来自实践的智慧与才能。他观察敏锐，一旦察觉公爵夫妇设下的陷阱，就毫不贪恋权位，立即辞职。他决绝地说：“请告诉公爵大人：我光着身子出师，如今还是个光身，我没吃亏也没占便宜，换句话说，我上任没带来一文钱，卸任也没带走一文钱，这就和别处岛上的卸任总督远不相同了。”这光明磊落的相互朴素语言，显示出他在道德上的真正胜利。桑丘讲话诙谐生动，一张口就是一串谚语，也表现了他健康乐观的性格。在当时像这样描写农民形象的作品是极少的。堂吉诃德采用了西班牙独特的流浪汉小说的写法，幽默、讽刺、滑稽、夸张手法的广泛运用，是这部小说的重要艺术特色。塞万提斯
13、善于把悲剧与喜剧、严肃与滑稽巧妙地结合起来，提示出堂吉诃德这一形象的错综复杂的品质：堂吉诃德越是把自己认做救世的英雄，就越落得个丑角的下场；他为人处世越严肃认真，就愈加显得滑稽荒唐；他的行为以喜剧情节开始，却往往以悲剧告终，令读者忍俊不禁，而在笑中又含着感慨、辛酸-这其中也蕴含着对封建专制的深刻批判。塞万提斯还大量借用了骑士小说的描写叙述手段和那种装腔作势的语言，加以模拟、夸张并与现实社会做对比，形成了极不协调的可笑对照。如在骑士文学中，骑士受封典礼本是非常神圣庄严的宗教仪式，但在这部小说中，受封仪式不是在任何重要的集会场所，却是在一个破旅店的马棚里进行。主持人不是有威望的神孙人员，却是一位退
14、隐下来的走江湖的流氓与骗子-旅店老板，而且他手里高擎的不是圣经，而是供给骡夫草料的账簿，而为堂吉诃德挂宝剑的竟然是旅店中的妓女！在堂吉诃德眼里，意中人杜尔西内亚是绝代佳人，美丽的公主，她的“眼睛是太阳，脸颊是玫瑰，嘴唇是珊瑚，牙齿是珍珠”，但其实她不过是一个与他从无来往的乡下姑娘，而且长得酷似男人，“身子粗粗壮壮，胸口还长着毛呢”。作家对骑士小说的讽刺可谓辛辣之极。但堂吉柯德所表现的人文主义存在很大的资本主义的局限性，它把资产阶级一个阶级的特性看作全人类普遍的人性，掩盖了资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对立。在屠格涅夫看来，堂吉诃德性格最大的特点是“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对真理的信仰”和“对理
15、想的信仰”。倘以此为标准来衡量那些“野蛮人”，他们的理想和信仰自然不能登大雅之堂。然而，所谓“真理”或“信仰”的标准又何在呢？真有“对某种永恒的不可动摇的事物的信仰”吗？如果真理与信仰的标准是可以与时俱进，因时而变的话，那么，在以小康为奋斗目标的信息化时代，追星与上网又何尝不是一种理想与信仰？至少也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一种生活方式，无论你如何地厌恶它、诅咒它或千方百计地抑制它、引导它，恐怕都无济于事。从来都是时势造英雄。至于英雄造时势嘛，套用鲁迅先生捣鬼心传中的那句名言来说，就是：“英雄造时势有术，也有效，然而有限，所以以此成大事者，古来无有。”堂吉诃德的确是一个忠实于理想与信仰的实践者
16、，说他是“一位充满热情的战士”并不过分。但是，如果不问他忠实的是什么样的理想和信仰，而一味地赞美和推崇所谓的“堂吉诃德精神”，那么第三帝国的纳粹或大日本帝国的神风敢死队，又何尝不是高扬“堂吉诃德精神”的“充满热情的战士”呢？在那些死硬的纳粹分子和日本右派的心目中，第三帝国和大日本帝国，一何尝不是他们的英雄时代？如果说，只有忠实于正确的理想与信仰的战士，才算是“堂吉诃德精神”，那么，堂吉诃德本人是否具备真正的“堂吉诃德精神”呢？瞧，这就是塞万提斯所处的那个英雄时代的真理与信仰。而塞万提斯就是基督教国家“最后十字军”联合舰队、重创土耳其人的来邦德战役里的一名奋不顾身的战士。那么，西班牙和欧洲中世纪的英雄时代，叱咤风云的英雄又是些什么样的人呢？从丹纳的艺术哲学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他们曾是各个封建王国的诸侯，15世纪时已经变成国王的将领，17世纪时又降为国王的侍臣。但由于他们的高祖的高祖是与国王同辈的、不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