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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一岗双责落实还不到位。受事务性工作影响，对分管单位一岗双责常常落实在安排部署上、口头要求上，实际督导、检查的少，指导、推进、检查还不到位。31万字环保整改方案勿成“空头支票4月27日到30日，河南等8省（区）政府先后公开了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发现问题的整改方案，字数合计长达31万字，平均每个省（区）的整改方案均在4万字上下。31万字，单就字数而言，已是一部长篇小说。放在文学创作领域，尚不稀罕，但置于政府文件，即便平均下来4万字左右篇幅，亦属罕见，也无怪媒体称其为“大作”。8省（区）环保督察发现问题整改方案成“大作”，表面看，地方政府的态度值得肯定，往里追究，折射出的深层次问题不能忽视：一是目前环
2、保形势依然严峻，环境治理依旧任重道远；二是地方政府治理环境污染的主动性、能力与中央要求还有差距。环保形势严峻，督察才会问题频出；能动性有差距，才总会事后补救。作为地方政府，整改方案字数多少一定程度上体现出政府诚意，但只靠诚意并不能完全赢得民意，特别是此种在上级督察倒逼情况下的诚意。须知，普通民众的关注点从来不在形式，而在实质，诚意再满也得用行动说话、用效果答复。民众真正所想、所需的是环境质量的明显改善与长期保持，从这个角度看，地方政府整改方案字数多与少不重要，落实才是当务之急。说到底，只靠上级倒逼而采取的行动只能治标，不能治本。关键还是在于地方政府的责任心和能动性，不仅要能主动履职，而且还要能
3、履好职，如此，方能争取民意，赢得民心。所以，此番31万字的整改方案切勿成为一张张“空头支票”。环保督察不是“稻草人”媒体报道让人心堵。石家庄市力龙陶瓷有限公司偷排窑炉废气，检查时临时开启脱硫塔，督察组离开5分钟后即关停。环保部部长陈吉宁的遭遇更为尴尬，他在燕山石化安全生产指挥中心，要求调阅企业泄漏检测与修复电子数据台账，等了20分钟，一无所获。更有甚者，4月16日，环保部督察组在对山东绿杰环保节能科技有限公司检查执法时，尽管出示了执法证件，仍被扣留超过一个小时。各种虚报、瞒报、造假、偷排，套路旧得让人无奈。表面来看，是此前很多企业因为执行地方的错峰生产计划被限产停产，恢复生产后，排放总量增加。
4、深层去想，其实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协调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时失衡，产业布局老旧，产业结构未能实现环保节能的综合考量。比起污水、废气，部分企业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欺瞒、干涉甚至敢扣押环保部督察组，恐怕这才是更大的“污染源”。为何有的地方总是在吸取教训，总是在重复错误，总是让恶劣的环境成了发展的负资产？恐怕，对某些地方政府来说，只要企业能下蛋，哪怕是毒蛋，也是好母鸡。对污染，奉行属地治理，对跨区域、跨流域的问题再三推诿；标榜任期清算，对自己任期前后的环保问题一概不买单。个别领导干部，没有正确认识环境保护“党政同责”“一岗双责”，为发展牺牲环保，抓业务放松治污。今年以来，环保部领导多次带队督查，直奔基层、
5、直查现场，以严格执法倒逼企业遵守环境法律法规，倒逼地方严格执法监管。但，这恰恰说明一些地方在环境保护方面喊得多、做得少，环境保护监管执法并没有真正动起来。环保执法难在哪？说到底，治污根本在治人。没监督，再严格的措施也经不起不作为的消磨。不落实，制度糊住的监管漏洞总是一再被捅穿。如果监管继续无序，执法继续无力，如何让人们相信政府有能力治理污染？中央环保督察不是任人摆布的“稻草人”，不顾环境、资源及能源的消耗，只顾经济的发展，这次督察就是要扭转这种不良政绩观。地方政府必须拿出强硬态度，积极配合督查组监督执法，坚持问题不查清不放过、不整改到位不放过、不建立长效机制不放过。全面落实环境保护“党政同责”
6、“一岗双责”要求，切实明确责任、及时传导压力，坚决杜绝推诿扯皮现象。鼓励环保举报,依法处理比奖励重要惩治环境违法行为,离不开公众的积极举报。也正因如此,近年来各地才对此不遗余力地进行探索。安徽省2014年初出台暂行规定,对举报人给予3000至5000元不等的奖励。2015年2月,深圳市出台办法,将奖励的最高金额提升到10万元。各地纷纷推出环境违法行为举报重奖政策,彰显了依靠公众向环境违法行为“开刀”的坚强决心,令人倍感欣慰。然而,欣慰之余,又多少有些遗憾。从各地的情况来看,重奖政策不但没有导致勇夫群起,反而陷入了“门可罗雀”的尴尬。相关统计数据表明,安徽省的暂行规定在试行的一年时间内,仅一人领
7、取奖励；深圳市高达10万元的重奖,至今还无人问津。北京市此次调高举报最低奖励金额,能否走出“冷眼观潮”的尴尬,显然有待观察。重奖之下,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遭遇“冷眼”,凸显了其背后存在的诸多掣肘因素。一方面,对举报人保护不力,直接令其顾虑重重而选择放弃。以安徽省的相关规定为例,举报人需“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环保主管部门核对信息”,然后“按照税务部门的有关规定”领取奖金。如此这般,举报人的身份必然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举报人必然心存顾虑,盘算可能遭到打击报复的风险,无奈之余只能选择放弃。另一方面,举报人甘冒风险进行举报,领取高额奖金固然是其参与举报的动力之一,但相信更多时候,举报人不是仅仅冲着奖励,
8、而是希望自己举报的问题能得到解决。揆诸现实,被举报的问题久拖不决并不鲜见,甚至举报后“烂尾”的情形也时有发生,这无疑令举报人心寒。只有被举报的每一起违法行为都得到依法处理,举报人才会由衷感到欣慰,也才会由此催生出更多人参与举报的“涟漪效应”。可见,重奖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固然重要,但有效保护其举报热情更为重要。公众参与环保举报热情的高涨,直接关系到环境治理的改进与优化。因此,保护公众的举报热情,显然至关重要。尽管新环保法赋予了公众参与举报环境违法行为的权利,但在实践中仍面临依法保护力度不够、公众担心被打击报复等诸多问题,迫切需要在依法保护方面下足功夫。否则,就极有可能损伤公众参与举报的热情,不但
9、悖离了立法的初衷,也直接抑制了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制度正能量的有效释放。如果说环境违法行为举报制度是环境治理不可或缺的要素,那么保护举报人的举报热情,就是打好环保“人民战争”的不竭力量源泉。故此,在重奖环境违法行为举报人的同时,面对公众参与举报还心存风险顾虑的现实语境,有必要进一步探索并构建起全方位呵护公众举报热情的长效机制。唯有如此,才能对环境违法行为形成群起而攻之的浓厚氛围,从而释放出人人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的强大正能量。这是问题的关键所在,须臾不得忘却。对分管部门的党风廉政建设抓得不够紧，找问题的多，批评教育的少，放松了对分管部门的日常监督、管理和教育。对分管部门干部发现的一些违规违纪小错提醒不够、批评教育不力，监督执纪“四种形态”作用发挥不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