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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精神，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进一步巩固党的执政基础，束城镇深入贯彻全市扫黑除恶会议精神，强化措施，深入扎实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专题14 论述类文本阅读五一、阅读下面文字，完成各题。现代的思想家们常常说，语言文字构建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可以呈现一个民族深层的思维和意识结构。那么从汉字中，我们能够看到什么呢？汉字是现在世界上唯一还在使用的、以象形为基础的文字，是由图画抽象、规范、滋生而成的。古代的汉字表明，古人不习惯于抽象而习惯于具象，比如“牛”，各种字形始终突出地显现着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又如食物，有“米”“稻”“
2、禾”“黍”等等，但并没有一个总的类名，如庄稼、粮食之类。反过来看，汉字的这种象形性也对中国人的思想世界产生极大影响，使中国人的思想世界始终不曾与事实世界的具体形象分离，思维中的运算、推理、判断始终不是一套纯粹而抽象的符号。汉字的衍生和分类也显示了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和对世界的感知方式。汉字的衍生是一个树形滋生的过程，以造字时代独立产生的象形“初文”（章太炎语）为根，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几种造字的方法，滋蘖出“字”。从每个“初文”中产生的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字，在后来被视为同属于某一个“部首”，它们所表示的现象或事物，在古人看来就是事实世界的一个“类”。这种分类方式与近代西方有所不同，古代中
3、国人特别注意一个现象、一个事物可以感知的表象，以此作为分类的依据。因此那些以类相从的字，无论以什么“初文”为义符，“初文”的象征性总是使这个字与原初的形象有联系，使人们一看就可以体会它的大体意思。这种归类的思路，以事物可以感知的特征为依据，通过感觉与联想，甚至隐喻的方式进行系联。例如“木”作为“初文”，是植物的抽象名称，那么以“木”为义符的字应该都表示树木，如梅、李、桃、桂等等，但实际上，“木”这一类名的范围却远远超出了树木，它可以是树木的一部分，如“本”“末”，可以是与树木有关的某些性质与特征，如“柔”“枯”，甚至还可以是与树木并不直接相关，却可以从树木引申的其他现象，如“杲”（日在木上，明
4、也）、“杳”（日在木下，冥也）。再如“彳”字，本来是象形的通衢大道，殷商时代的卜辞中，不少字就与它有关，而“役”字，在甲骨文中本不从“彳”，但当它在后世以“彳”为义符后，就使人觉得从役之人好像真的总是在路上奔波。当汉字作为一种不言而喻的思想运算的符号被接受时，人自己创造的文字就反过来影响、制约和规范了人对世界的认识。汉字的象形性也影响了汉语的句式，独立呈意性使汉字在任何场合均无需严密的句法即可表现意义。这就使得古代中国人的思维世界似乎不那么注意逻辑、次序和规则，话语发出者和接受者凭着共同的文化习惯，就能够表述和理解很复杂的意义。我们除了能从汉字本身大体了解古人“怎么想”，还可以从中了解他们“想
5、什么”，比如能从汉字的字形中探寻某种思想和制度的起源，从汉字的分类中理解古人生活的重心和兴趣等等。因此，我们有必要把古老的汉字置于思想史的视野之中，考察其中的思想史意义。 （摘编自葛兆光作为思想史的汉字）1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语言文字建构了人们意识中的世界，因此从汉字中，我们能读出古代中国人深层思维和意识结构中的一些东西。B汉字以象形为基础，由具体图画演变而成，它通过会意、指事、形声等方式衍生滋蘗，构成了一个独特的符号体系。C在古代汉字中，“牛”的各种字形都突显牛正面的头部和对称的双角，这体现了古代中国人习惯于具象而不习惯于抽象的思维特征。D古代中国人创造了许多表具体
6、事物的文字，却没有表抽象意思的总的类名，如指食物时有“米”“黍”等字，却无表“庄稼”“粮食”这类抽象意义的字。2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A汉字的分类中包含着古代中国人关于世界的知识，分类的依据是现象与事物的表象，这种分类方式不同于近代西方的分类方式。B象形的“初文”是汉字衍生的根基，作为义符，每个初文都能提示与它意义相关的一批汉字的大体意思，后来又被视为该类汉字的“部首”。C由“木”引申出“梅”“李”，进而引申出“本”“末”，再引申出“杲”“杳”，体现了汉字归类通过感觉、联想、隐喻等方式进行系联的特征。D“役”字原不从“彳”，后来才以“彳”为义符，因为“彳”是通衢大道的象形，
7、所以人们看到“役”字就会产生从役之人奔波于路的联想。3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文字既留下了创造者思维方式的烙印，反过来又会影响使用者的思维方式，古代中国人旳思维始终与具体形象相联系，就与汉字的象形性大有关系。B象形性使汉字能独立呈现意义，因而说话者在缀词成句表达某个意思肘，无需严密的句法，听话者就能借助共同的文化习惯顺畅理解话语的意思。C古代中国人主要通过表象来感知世界，无需借助运算、推理、判断等思维活动，这种感知世界的方式使汉字具备了强烈的象形性。D古老的汉字能让我们感知古人的思维方式和知识观念，因此具有重要的思想史意义，应当被作为思想史的研究对象。【答案】1. D2 C
8、3 C【题型】现代文阅读【难度】一般 二、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清顺治八年(1651年)，顺治在祭告黄帝文中曰：“自古帝王，受天明命，继道统而新治统。”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皇帝这句话看似简单，实则内涵非常丰富，可以说是探析中国现代转型之艰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视角。何谓“道统”与“治统”?简单来说，前者主要指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孟这些圣人的思想传统，即儒家思想传统。后者主要指体现为一定继承性的政治统治的传统。作为“道统”的儒家思想传统，虽在历史上也曾遭到其他思想挑战，但几千年里基本上“天下所极重”。儒家思想自有真理的闪光点和恒久的魅力，但历代帝王看重的是它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等对封建专制
9、统治合法性的诠释，倚重的是它所宣扬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的巩固，从而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历代帝王都把“继道统”作为巩固自己统治的重中之重。不过，以“继道统”为基础的“新治统”，其“新”是极其有限的。一个新王朝替代前朝，不会去否定其封建专制，而是认为前朝统治失德离道，所以天命转移。不去否定封建专制的“新治统”，只能表现为对治理之术细枝末节的修修补补，实践中则是封建专制统治在总体上不断强化。中国历史上，“道统”与“治统”根深蒂固，强大到把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政权纳入自己的发展轨道，强大到在西方列强不断的侵略下始终没有瓦解。从这个意义上说，“道统”与“治统”对于保
10、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有着积极作用。但是，这种深厚的积淀也使中国天然地缺乏走出传统社会的思想资源和体制基础。当中国要向现代社会转型时，“道统”与“治统”就成为沉重的历史包袱。 世界上许多国家经历过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的艰难历程，但像中国这样历经百年、遍尝艰辛的却很少。譬如，日本在19世纪中叶与中国境遇相似，但它通过明治维新顺利地向现代转型，不应忽略的一点就是它没有中国这样的“道统”与“治统”。历史底蕴的缺乏在转型时反而成为优势，使其更容易放弃“原来的自己”。而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有识之士也希望通过改良挽救民族危亡，但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却阻碍中国的现代转型。近代历史上，早期改良
11、派人物王韬说：“器则取诸西国，道则备自当躬。盖万事而不变者，孔子之道也，儒道也，亦人道也。”这是当时的代表性思潮。此后的“中体西用”思潮和洋务运动，与其说是向现代转型的一种努力，不如说是对“道统”与 “治统”的竭力维护。再往后，即使辛亥革命敲响了封建专制的丧钟，依然有袁世凯称帝的闹剧。只有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才真正终结维护封建专制的“道统”与“治统”，中国也由此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向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迈进。 (摘编自叶帆道统、治统与现代转型之艰)4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中国向现代转型艰难的原因，从刚刚入主中原的满族顺治皇帝祭告黄帝文中关于“道统”“治统”的话中可见一斑。
12、B道统主要指古代圣君、贤臣、孔孟诸位圣人的思想传统，即儒家的思想；治统主要指体现为一定继承性的政治统治传统。C儒家思想传统被认定为道统，历史上虽然也曾遭到其他思想挑战，但在几千年里可以说被天下人极为看重。 D历代帝王注重的不是儒家思想的真理和魅力，而是其对封建专制合法性的诠释及对统治秩序的巩固作用。5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为巩固统治，历代帝王均对承继道统极为看重，在此基础上，形成“天下以道而治”的共识，因此，道统与治统根深蒂固。B替代前朝的新王朝不会去否定封建专制，只能表现为对统治细节的修补，客观上强化了封建专制统治。C道统与治统在中国历史上根深蒂固，非常强大，并未因少
13、数民族政权强势侵入而被弱化，并未因西方列强不断侵略而被割裂。D作为思想资源、体制基础的道统与治统保持了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和统一性，却成为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沉重的历史包袱。6根据原文内容，下列说法不正确的一项是( )A19世纪中叶中国与日本境遇相似，却没有能够通过改良或革命向现代转型，不可忽视的一点是中国有根深蒂固的道统与治统的羁绊。B中国在鸦片战争之后，各种关于改良的思潮、运动，与其说努力向现代转型，不如说竭力维护道统与治统。 C辛亥革命敲响封建专制的丧钟，仍有称帝闹剧发生；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中国开始真正向现代转型，区别在于是否真正终结道统与治统。 D所谓“继道统”，是为巩固专制统治；所谓“新
14、治统”，是为完善专制统治。两者均是对中国向现代社会转型的阻碍。【答案】4.B5.A6.B【题型】现代文阅读【难度】一般三、阅读下面的文字，完成各题。“缀段性叙事”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中俯拾即是。胡适曾在评价儒林外史时对“缀段性叙事”的特点进行了概括：“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这种叙事方式在现代影视传媒领域广受青睐，一些中外电视系列剧具有明显的“缀段性叙事”特点。然而，在文学批评史上，“缀段性叙事”曾被指有“致命弱点”。不少学者以西方小说的结构标准，借用胡适等人对儒林外史结构布局的论述，采论证明清长篇章回小说缺乏“结构”意识，
15、认为这种结构上的缺陷，就在于叙事作品的“缀段性”。殊不知，和西方叙事传统不同，中国的叙事结构自有其特点。西方叙事观强调一以贯之的整体性，强调叙事的“头、身、尾”相统一，体现出结构的时间线性。但中国叙事传统，自先秦的史传文学始，重心就在于以人物为中心搭建的空间结构，并且外在的结构形式往往和内在的精神紧密相联。到了现代影视大行其道的时代，胡适等人对儒林外史叙事方式的评点，恰成了对当今电视系列剧叙事优点的阐述。西方学者关注到的当代系列叙事的特征和要素，早在中国明清长篇叙事作品中就有所体现。西方系列剧和中国传统叙事的“巧合”，勾勒出的是中国传统叙事在经历“西学东渐”遭遇“迷茫”后，又在当代与世界的接轨，向人们展示了中国传统叙事蓬勃的生命力。这恰恰反映出一种“必然”：在全球化、现代和后现代的背景下，随着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进一步认识、整理和挖掘，它将迸发出更加灿烂的光芒。事实上，中国传统叙事原本即有着不同于西方叙事的独特魅力和审美特征，没有任何一种西方文论能够直接拿来套用在中国叙事作品上。中国传统文学批评更是如此，它看似体系性不强，实则形散神聚，在貌似随意、自由的评点中有着独特的审美情趣，凸显了评论者的主体意识和情感，更着重于阅读的同感与共鸣。明清评点派对具体作品的点评和各种批注与其说是对其他阅读者的一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