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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近五十年来的明代史论研究【正文】 一、怎样看待明代史论 明代史论是明代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明人在 理论 上对客观 历史 的认识水平。怎样评价明代史论，很大程度上 影响 着人们对明代史学在 中国 史学史上的地位与价值的评价。 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明代没有出色的史学可言。这一方面是因为，明代只是到嘉靖、万历之后才出现几部值得称道的史书，而明代前期的史学几乎是空白；另一方面是因为，明代虽然有着数量极其丰富的史籍，但是这些史籍因质量不高而受到人们的批评。在这种看
2、法下，不少史学史著作对明代史学的论述就很薄弱。 研究 者对明代史学评价不高，原因之一是对明代史论的低估。明代丰富的史籍中，包含着大量的史论著作。有的研究者曾指出，“明代史论极多，散见于各文集的不计，仅成专书的，便多达近百种”；甚至还指出，明代史论事实上“超过宋、元史论之数”。明代史论的数量蔚为壮观，但这些史论的价值却遭到后来学者的轻视。清代四库馆臣对明代史论的批评就十分严厉，他们认为“明代史论至多，大抵徒侈游谈，务翻旧案，不能核其始终”。这种看法一直影响到现在。人们很少去关注明代丰富的史论，并且认为明人对历史的认识没有突出的价值可言。有些研究者将明代的历史思想与明代 理学 纠缠在一起，甚至用明
3、代理学家的历史思想来代替史学家的历史思想。 近些年来，由于明代史学的深入发展，明代史论研究也逐渐发生了变化。不少学者发现，明代史论中其实有着宝贵的史学遗产，并且从不同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发掘。为推进明代史论研究，本文考察了近五十年来人们对明代史论的研究状况，以备 参考 。 二、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的进展 有关史家之史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明代史论研究中涉及到的史家有王世贞、李贽、朱国祯、宋濂、王祎、吴士奇、陈建、张岱、焦竑、谈迁等人，其中又以李贽、陈建等为主要研究对象。 有关李贽的专门性研究，成果已经十分丰富，这里不作赘述。本文仅限于对李贽史论的研究。对此，研究者从史著、历史思想、史学地位等方面，
4、都进行过详细深入的讨论。在史著方面，研究者主要 分析 了李贽的史著如藏书、续藏书、李卓吾批点皇明通纪、初潭集、史纲评要中历史评论的特点，及其对研究李贽史学思想的重要性。有关思想方面的研究较多，而角度多有不同。李贽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学修养、历史观念、史学 方法 、价值取向等思想都得到了相当深入的发掘，可谓仁智俱现。如有的研究者从李贽的序论、短评以及史论中看出，“李贽是位很有史识和史德的史学家”；在历史观上，一种观点认为，李贽的史论受传统的儒家 政治 观的制约；在论史的方法上，多数研究者认为，李贽是以历史人物的实践活动给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功利效果，即以“利”而不以“义”来品评历史人物的；在价值取向上，
5、李贽也由传统注重道德规范转变为侧重于实践活动的后果，即舍义取利。 在史学地位方面，有的文章认为，李贽“把 社会 批判的思想融入史学领域，开辟了利用历史编撰与评论来全面表达政治见解的新思路，有其重要的史学意义”。还有学者凭藉其深厚的史学史修养，把李贽对孔子之是非的认识同他前代有类似思想的刘知几、皇浦湜、李翱等人进行比较，从而清晰地揭示出李贽的史论在历史评论发展中重要的历史地位。 另一位逐渐受到关注的史家是陈建。他所著的皇明资治通纪是一部重要的纲目体史著，在当时的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学者对陈建史论的特点和价值作过相当详细的分析。文章对他这样一个卑微的乡绅编撰国史、臧否当朝君臣的勇气加以称道，对
6、他忧急天下的情怀感叹不已，对他广泛深刻的史评政论尤为推崇，认为他的史论“上下古今，纵横捭阖，机锋犀利尖锐，往往切中时弊的症结，体现了陈建对于历史，尤其是当代历史研究认识的深刻”，他的史论“既富有 时代 特色亦富有思想价值”。 除此之外，研究中提到的、史论有所称道的史家还有一些。如有文章称撰写史概的朱国祯“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反映了他的史识”。如宋濂所写的浦阳人物记中，最能代表其历史观点的就是“每一类传的序和传后的论赞”；而王祎“在元史中被删去不用的四篇列传的论赞”，“仍保留在文集中，写得很好”。如祝允明的祝子罪知录，“其史论多有创见，开明代反传统史学之先河”。再如谈迁，他的史论有不少地方反映
7、出对他对明王朝统治的批评和对历史的反省。 明代史论研究所着重关注的史家较少，其中只有李贽的有关研究相对丰富些，多数史家的史论研究还只是只言片语，不少史论还不曾见有研究成果面世。有的研究透露出一些有意义的信息，有待于我们进一步加强研究。 有关史著之史论的研究。近五十年来有关明代史论研究涉及到的史书主要有藏书、续藏书、皇明资治通纪、大政记、史概、史纲评要、弇山堂别集、浦阳人物记、考信编、石匮藏书、石匮书后集等等。 有关李贽藏书、续藏书的研究较多。除对其史书中史论的思想 内容 进行研究外，关于体例及史料研究也有新的收获。如在史书真伪上，有的文章提出续藏书有“可信、基本可信与可疑”几部分；在思想来源方
8、面，有的文章认为“藏书体例、内容本唐顺之左编而来”；在体例上，有的学者具体分析了藏书在世纪、列传上的独特与卓识之处，说明了李贽“实不与旧时公案同”的创见与胆量；有的文章则进一步指出这种体例融记述、评论于一体的贯通古今的史书编纂不仅为一种创例，而且其具有的历史批判精神，在中国史学思想史上产生了启蒙作用。还有文章对史纲评要中的“批”与“评”作了简明生动的概括与分析。 另外一些史书的史论虽然被关注的程度不及藏书、续藏书，但它们也被研究者提出来以引起注意。朱国祯的史概是其中之一。有的文章指出，“史概对史论非常重视，除大训记中未有评论外，其它四部分对每朝皇帝、重要事件和人物都加以评论。广引诸家史论是史概
9、的一大特色”。虽然也有学者对它非议，认为“大政记每帝论赞，附录别人论赞过多，不合独撰史著要求”，但这似乎不足以否定朱国祯的识见，因为“史概全书的百余条史论中，朱国祯本人发论即占半数以上”，而且他所持议论大多切实中肯。 有的学者对明代浙东史学的史论作了介绍。如胡翰、张孟兼、朱廉、苏伯衡等人的文集中，都有像衡运篇、尚肾篇、井牧篇、空同子瞽二十八首等类讨论历史 问题 的篇章，在史学史上有一定的价值；冯士元所撰测史剩语，“杂取春秋至唐代史事为之论断”，是一部史论作品；胡粹中在元史续编中采用“评曰”的形式对政治、 经济 、文化、教育等方面都发表了不少中肯的评论；范理的读史备忘、孟称舜的孟叔子史发，通过人
10、物评论史事，亦有善恶褒贬之意，是明中后期史学经世致用的主要形式，等等。 明代史学研究中发现的史论还有：史论专著，如朱权的通鉴博议、刘定之的宋论、赵弼雪航肤见、郭大有的评史心见、钟惺的史怀、朱明镐史纠、王志坚的读史商语、唐顺之的两晋解疑等；其它史论突出的史籍，如吴士奇的考信编、祝允明的以举、刺、说、演、系五例来评价历史人物的祝子罪知录、谈迁的“长于评论”的国榷等；以及史论散篇，如前文提到的，王祎在元史中的几篇传论，即卷一五八的许衡传、卷一六四的郭守敬传、卷一八九的金履祥传和许谦传，等等。 这些已经被发掘出的、又各具特色的史论书目，反映了明代史论的盛行以及其中隐含的史学价值，这对于揭示明代史学有重
11、要的意义。同时也应看到，对这些史书的研究也显得失衡，大量的史论书籍仅仅是引起了学者注意，还没有展开研究。 明代史论研究中提出的几个主要问题。从五十年来关于明代史论的研究来看，明代史论中所包含的明代史家或史书的历史观点、史论的社会意义、历史评论的理论与方法、史论的体例及史论的学术源流等，是多数研究者所关注的几个主要问题。 问题之一：明代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或史书的历史观点，这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一个重点。已有的研究中对此展示出不同的角度和深度。有的研究侧重于历史思想，并从中发现了一些对历史有卓越见解的史家， 总结 出不少重要的历史认识。如肯定李贽对秦始皇统一中国、武则天爱才安民、商鞅富秦、陈胜首创农
12、民起义等历史人物功绩的赞誉；阐发王世贞对明朝诛杀功臣的揭露与批判、对分封诸王的不满、对礼教的斥责等；论述陈建对科举制度、王朝权贵的贪婪掠夺、滥设皇庄而引起的土地兼并、贫富不均等社会问题的批评，等等。从中可见，明代史论涉及到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遍及明以前各个朝代和明代，且褒贬不一、良莠不齐。 有的研究则另辟蹊径，从明代的历史评论中考察明人的史学自觉性，以及他们在史学史上的价值与贡献。如有的作者看到了李贽“颠倒千万世之是非”的历史评论实为卓越史识的表现，而他敢于与传统作斗争，实事求是地彰善贬恶，甚至以身殉史，正反映了他高尚的史德。有的研究者看到，李贽对李悝变法、吴起知兵、李斯改制、汉高祖开基、元朝
13、的多民族统一等历史事件的称赞中，包含着按照客观标准进行评论的原则；并且指出，李贽既称颂秦始皇统一全国的功绩又揭露他的荒淫残暴、既抨击武则天谋权杀冤又肯定她明察善断、举用人才等看似矛盾的人物评价，实际上正体现了据事直书、绝假存真的作史精神。对李贽史论中体现的史学思想，有的研究曾作了较详细的总结，认为他在“治史目的、识史原理、评史标准、撰史方法上，显示出一种不同于前人的新思路”；而有的学者将李贽史学与中国传统史学联系起来，认为“把义理史学批判风推向了高潮”，从而深化了对李贽史学思想的研究。 有的研究则是针对史论中体现的 哲学 思想的层面而言的，如从哲学的高度来研究李贽的史论，就有截然不同的观点：有
14、的学者认为李贽哲学属于王守仁学派的体系，是王学在新条件下萌发的具有革新精神的正统主张；而有学者认为李贽是王学的对立者而不是王学的嫡传之一。对史论进行哲学分析深入了对史论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提高对历史思想与史学思想的理论认识。 问题之二：明代史论与明代社会之间的关系。这是明代史论研究要重点关注的方面，近五十年来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大致有三种方法。最常见的一种是宏观介绍某种史论出现的时代背景。如认为李贽的命运与史论“既从一个侧面反映出16世纪前后中国社会发生的一些令人瞩目的变化，又在深层次中揭示出一个无法解脱的自相矛盾的时代”。另一种是将史论与其它思潮或文化结合起来理解。如将李贽史论置入僵化、保守、沉闷
15、为特点的理学氛围中认识，反衬出李贽鲜明的反叛精神。还有一种方法是具体分析史论中所包含的史家的现实情怀。如研究者指出，通纪作者陈建因“阅事变不能自己于怀”，而“辄僭著评议，或采时贤确言，诚欲为当世借前箸筹之”的撰史动机，反映了一位史家于叙史之外率直地评议当朝王政、臧否当朝君主朝臣的经世之心；而王世贞在赏赍考即位之赐中批判最高统治者不断走向奢靡的弊端，在中官考序中饱含他对宦官危害政治、毒化世风的忧虑，也正是史家将对时代的关切注入历史评论的生动说明。这三种方法各有得失，将三种方法结合起来去探讨史论与时代的关系，我们将获得更丰富的认识。 问题之三：明代历史评论的理论与方法。这是明代史论研究中的另一个重要内容。在史论理论上，研究者总结出明人提出的不少宝贵认识，如针对明代“褒贬出之胸臆，美恶系其爱憎”的史学风气，明代史家焦竑提出的尊重公论的看法；针对“史论袭旧，不下一意”的论史作风，朱明镐提出的“苟无创论别闻”，“不必作论”的批评意见等，这些在史学上都具有积极的理论意义。在评论原则上，研究者或从思想的角度出发，将李贽史论的原则视为痛斥虚伪、褒扬纯真的“童心说”以及社会崇尚功利的主张；或从传统的角度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