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21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许倬云西周史选载（四）第七章“封建制度”第1、2、3节第一节 分封的本质成康之世，实是西周建国的成型期。东方的叛乱底定了，姬姜的诸侯在东方巩固了立足点。显然周人认为成康之世是安定的开始。1976年新出的史墙盘，对于成康两世的评价是“宪圣成王，右刚，用肇彻周邦。康王，兮尹彊”。其中文字未易全解。如果放开一些小异，则诸家意见大致都以为此段说成王开始以法度治理周邦，而康王则厘定了各处的疆土。这一段话基本上颇符合左传昭公二十六年：“昔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
2、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后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于难，则振救之。”西元前516年王室内乱之后，晋人纳王于成周，王子朝列数周代各王的大事，可以代表周人对本朝 历史 的了解。由这一节文辞看，成康之时是周人封建亲戚的 时代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周王计划以狄伐同姓的郑，富辰反对以狄人伐亲属，也回溯周代的封建：“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管、蔡、郕、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邗、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荀子“儒效篇”：“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两段资料均以封建姬姓诸国的史事归之周公。但是富
3、辰所说周公封建动机为了三监之乱中管蔡的背叛；如以此为封建亲戚宁非自招祸患？大约富辰之说及荀子的记载均以周公为周初创业的代表人物，不应胶柱鼓瑟以为周初封建完成于周公的时代。史墙盘和左传昭公二十六年的记载，均可解释为周人封建大致在成康之世完成。成康之世，据说四十年刑措不用，号为太平。究其实际，北方并未完全肃清。康王时代的小盂鼎铭文残缺，不见全貌，但由其残文看来，周人与鬼方之间，曾有十分激烈的战事，献捷礼上呈献的战果有四千八百余，俘虏有一万三千八十一人，卤获马若干，车三十辆，牛三百五十五头，羊三十八只。第二次又呈献了若干首级俘虏车辆及马一百四十匹。另一方面，南方的淮夷及荆楚，迟至昭王之世仍未完全纳入
4、周王国的势力圈。上述史墙盘对于昭王的记载是“广楚荆，隹南行”，恰证实了昭王有南征之行的传说。成康时代有不少器铭具有南征的记载，如、伯、小子生尊、以及安州六器的中氏诸器，均有“伐南国”“省南国”的事。成康之世，周人的封建，大约只用于在中原，亦即殷商旧地，加上在东方与北方开拓的疆土，如齐燕诸国，往南则不过及于淮汉一带，所谓汉上诸姬。周室封建事业大成于成康，则说明了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室，属于周初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并不是在后世仍继续推广进行的常制。周人与姜族的封君中，大部分在成康之世已经建国了。即使后世仍有少量新封国出现，如郑国，其数量不能与周初所封的等量齐观。这一现象特有的时间性，对于封建的性质
5、当有所启示。封建究竟是什么？由于人类历史上曾数度有过类似的情况，封建制度成为史学上的一个课题。一方面，西方史学传统对欧洲封建制度的 研究 ，引发了史家对东方类似现象的兴趣，进一步以封建制度当作比较研究的对象。另一方面，在马克思唯物史观的史学系统中，封建 社会 是一个介于奴隶社会与资本主义社会间的阶段，唯物史观的学者必须要在 中国 历史上确定一个封建时代，甚至削足适履也在所必行。中国的分封制在秦统一以后基本上即已结束，而中国的资本主义社会又迟迟不出现。于是中国的马克思史学家不能不在这一矛盾中找出路，不能不以如何划分资本主义未出现以前的中国历史，甚至分封制度本身，是划归奴隶社会？抑划归封建社会？都
6、是近三十年来聚讼的焦点。西周分封制度的本质，颇可借柳宗元的话说明，封建论：“彼封建者，更古圣王尧舜禹汤文武而莫能去之，盖非不欲去之也，势不可也。势之来，其生人之初乎？不初无以有封建，封建非圣人意也。彼其初与万物皆生，草木棒棒，鹿豕狉狉，人不能搏噬而且无毛羽，莫克自奉自卫。荀卿有言，必将假物以为用者也。夫假物者必争，争而不已，必就其能断曲直者而听命焉。其智而明者，所伏必众，告之以直而不改，必痛之而后畏，由是君长刑政生焉。故近者聚而为群，群之分，其争必大，大而后有兵有德。又有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属，于是有诸侯之列，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诸侯之列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封。于是有方伯
7、连帅之类，则其争又有大者焉。德又大者，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以安其人，然后天下会于一。”又说：“盖以诸侯归殷者三千焉，资以黜夏，汤不得而废。归周者八百焉，资以胜殷，武王不得而易。徇之以为安，仍之以为俗，汤武之所不得已也。”柳宗元以为封建制基本上是 政治 权力层级分化，其渊源甚早，几于生民之初即已开始，随着社群组织的扩大而逐步向更高的政治权力汇聚。商周的封建，事实上是基层地方社群政治权力的延续。许宗彦在读周礼记的一段话，正可为补充柳宗元封建论：“武王观兵孟津，诸侯会者八百，此皆二代之所建。至于纣时，其地之广狭，固未必悉仍其初封，文武抚而有之，要与之相安而已，岂得而易其疆界哉，武王克商封国七
8、十有一，所可限以封土之制者惟此，而其封，取之所灭国与隙地。”柳许二氏的意见，均立足于周在克殷之后，没有改易疆界的能力。本书第四章，也讨论了周人必须在各地区与殷人旧族及当地土著建立“三结合”的政治权力。周初的情势颇符合柳许二氏描述的局面。这种“三结合”的分封，其中主动的结合力量 自然 是周人与友族的宗亲子弟，他们也是最居优势地位的成分。这是一批外来而居上层的分子。Eberhard认为西周分封，事实上是建立在征服形势上的社群重叠，周人姬姜及其族类是高踞在当地土著之上的新成分，也是封建结构的上层。Eberhard早期的立场，以为西周的征服是土耳其种或蒙古种的东来。姜姓与西藏族的羌人有关系，已如本书第
9、三章所述，姬姓与西北游牧土耳其族的关系则至今不能证实。分封制下的社群叠合，基本上是不稳定的形态，叠合的成分彼此之间的文化差距越大，其不稳定性当然也越大。西周分封诸国，诚有内部文化二元性的现象，例如鲁国有周社与毫社的并存。然而西周各封国在历史上未见有因不稳定而覆灭的个例。相对的，各国在春秋时代表现的地方性特征，正说明了封国内部都曾有过相当程度的同化过程，以整合新的地方性文化。是以周初在东方各封国内部的文化成分之间，其文化差异是存在的，却未必是极大。事实上，中国北方由陕西到山东的平原上，在新石器文化的晚期，各地方文化之间已有交流与互相 影响 的现象，尤以相邻文化之间的差距，表现为逐渐的转变。这个以
10、华北黄土平原为领域的大文化圈，也就是夏商二代的活动范围。周初分封各国，大致也在这个范围内。成康时代，克殷已数十年；对这个范围的控制已大体完成了，也因此封建七十一国的工作即在成康时代，此后则不再有很多可以封国的空间了。昭王以后对南方的经营，一则说明了黄河流域黄土平原文化对外的扩展，再则，也说明了淮汉地区是中原文化与江淮地区土著文化的交界。由大溪文化一脉相承的屈家岭文化，是江汉流域的新石器传统，与中原文化间的差距颇大。殷商文化虽然也远达江汉地区，到底只是点状的扩散。因此，周人在北方黄土地带的优势，虽是征服，却不应当作异民族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而是大文化圈内族群间关系的重组合，以周人的族群代替殷商族群
11、居于主要的地位。分封制度，在这一层意义下，是统治族群与各地土著族群的重叠关系。回到分封制度的本身来看，直接有关的史料在 文献 上有左传定公四年的那一段记载及诗经“大雅崧高”和“韩奕”，在金文铭文中则为西周早期的宜侯及中期的大盂鼎。左传定公四年的文字，已在上章引过，不再重复。鲁卫唐三国个别的分配到若干礼器，如车、旅、弓剑、革鼓、玉器，若干成族的殷民，若干官职的属吏以及指定大致疆界的土地与该地的人民。分配给诸侯的殷民，如以其族名推测，当是有专门技术的工人，如陶氏作陶，繁氏作繁缨，而且保持其原有宗族的组织，所谓“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丑类”。在有关鲁侯的一段中，还提到“分之土田陪敦”，杨宽以为土田
12、陪敦，即是诗经“鲁颂閟宫”：“乃命鲁公，俾侯于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的“土田附庸”，而且也即是金文铭文中出现的“庸”，当是指附着于土地上作为“庸”的耕作者，庸也即是仆庸。在鲁的奄民，就是这种附着奄地的原居民。是以由定公四年的记载言，一个分封的侯国，拥有三批属民，一是担任官司的人，一是分配的殷民旧族，一是附着在封地上的原居民。由诗经的“崧高”及“韩奕”两诗来看，“崧高”：“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执其功。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王命傅御，迁其私人。王遣申伯，路车乘马。我图尔居，莫如南土，锡尔介圭，以作尔宝，往近
13、王舅，南土是保。”其中也提到王室颁赐的礼物，如车马及介圭，王室分拨的“私人”以及“于邑于谢”的“谢人”，“以作尔庸”。属民中有王室的人同去，借召伯的力量立国，而以当地的原居民作为仆庸。“韩奕”：“奕奕梁山，维禹甸之，有倬其道，韩侯受命，王亲命之，缵戎祖考，无废朕命，夙夜匪解，虔共尔位，朕命不易，榦不庭方，以佐戎辟。韩侯入觐，以其介圭，入觐于王，王锡韩侯，淑旂绥章，簟茀错衡，玄兗赤舄，钩膺镂锡，鞹鞃浅幭，鞗革金厄。溥彼韩城，燕师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实墉实壑，实亩实籍。”韩侯不是初封，只是因朝觐而再受王命，确定合法的诸侯地位。因此，韩侯受王命戒饬，敬
14、奉祖考的典型，正与金文中锡命礼的语气一样。韩侯受赐的礼物也不外旅章车马装饰及衣服，也与左传所述颇为一致。韩国初立时，燕师完筑城邑，而“因时百蛮”，语同“崧高”的“因是谢人”及左传的“因商奄之民”，也指藉百蛮的服役，以服事韩侯。韩已立国颇久，却仍述及立国之初由“燕师所完”，其情形颇似“崧高”中屡次提到申国是“召伯是营”。二例合观，可能曾有召伯的人留在申国，有燕师的一部分留在韩国。左传僖公二十四年，晋侯重耳借秦国的力量入晋。“晋侯逆夫人赢氏以归，秦伯送卫于晋三千人，实纪纲之仆”。又左传闵公二年，卫亡于狄，齐国帮助卫文公复国，其时卫国的遗民，只有男女七百三十人，另有别邑共滕之民五千人。齐国派遣三百乘
15、的兵力及甲士三千人留戍在卫文公的左右。这两件事都属春秋时，但借此二例或可说明诗中“召伯是营”及“燕师所完”二语的意义，至于召伯之众及燕人是否在申韩长期留驻，则不易考知。成康时代的宜侯，全铭已见上章，兹不具引，其中锡命虎侯移封于宜，赏赐的礼物也是若干彝物及弓矢，以及“易土，厥川三百，厥百又，厥邑卅又五，厥百又卅”，比较前引左传及诗经的记载为精确，然而仍不易明白其确实四止。唐兰以为虎侯当是虞侯，本铭亦即泰伯仲雍受封吴国的记载，可备一说。“易才宜王人又七生，易奠七白，厥用千又五十夫，易宜庶人六百又六夫”。明列了三种属民，王人与奠，都以姓为单位，当是一个一个宗族，与左传殷民六族七族的情形相似。王人可能
16、为周人，莫人则可能是殷代旧族郑人，随虎侯南戍。“厥”若干人，可能是附属于上述二类高级属民的服役人口，在宜庶人则是宜地的原居民，相当于左传的陪敦与金文的附庸。也属于成康时代的大盂鼎，其铭文记载盂受锡命继承乃祖南公的职务，受民受疆土，先列举赐予衣服车马旅饰及“易女邦四白，人鬲自至于庶人六百又五十又九夫，易夷王臣十又三白，人鬲千又五十夫，自厥土”。人员的分配与宜侯矢的比例也很相似。邦以下当是在盂地的服役人口，相当于宜侯矢的在宜庶人。夷王臣以下则相当于在宜王人那一项的服役人口。王臣的“臣”，人数少，而又有“伯”的尊称，显然不是低级奴仆，汪宁生以为此处之“臣”，并不是奴隶，而是职司服役人口的管理人员。人鬲的定义，有人以为是俘虏，也有人以为是俘虏转化为奴隶，也有人以为是可以按簿册校点人数的服役人口。不论语源如何，人鬲是服役的人口则无可置疑。图23大盂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