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压倒民主？一些回归后民调数据的分析_1》由会员分享，可在线阅读，更多相关《经济压倒民主？一些回归后民调数据的分析_1（16页珍藏版）》请在金锄头文库上搜索。
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经济压倒民主？一些回归后民调数据的分析七一游行之后，民主进程重新成为 社会 议程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一些评论员及学者认为香港的中产阶级已经觉醒，加速民主化是大势所趋。那边厢，不少政府官员及亲中人士却认为市民只是因 经济 持续不景而对政府有所不满。只要经济好起来，繁荣 自然 稳定，稳定自能压倒一切。零三年炎夏，香港经济和社会气氛开始出现一点点的起色。中央一边送礼一边挺董。特首的民望看来又没有那么糟了。纵使是倾向民主的学者和评论员，都以为特区和保皇党们又可过一关，但到
2、了十一月二十三日的区议会选举，无论是投票率或各政党的胜负，都指向所谓七一效应。些微的经济好转，没有令那二十万新选民却步。这一次区议会选举似乎否定了经济好，香港人就不会喊民主这港版经济决定论，但这是七一后才出现的现象吗？这论调在以往的时间里到底有没有事实根据呢？具体点说，在回归后及七一前这六年间，香港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价，以及对民主的诉求，和香港的经济环境到底有着甚么样的关系？以下，笔者会根据回归后首六年的一些民调数字及经济数据作出 分析 ，尝试为以上 问题 提供一些初步答案。一经济环境和政府民望笔者通过 研究 助理的协助搜集了九七年七月至零三年六月间以下几项有关香港经济状况的数据：(1)特区
3、政府所记录的每月份失业率，(2)差饷物业估价署按月 计算 的私人住宅价格指数，(3)每一个月首个股市交易日开市时的恒生指数，以及(4)每季的本地生产总值。这些经济指标之间固然有一定的关系。表一显示，私人住宅价格指数与失业率之间的相关系数尤其高，恒生指数和其他指标之间的关系则较弱。恒生指数日以继夜的上上落落，以每月首个交易日开市时的指数作为指标，其可靠性难免会低一点，但这文章不是专门的对股市的研究，所以笔者选择了一个简单的指标来使用，应该是足够的。 有了这些指标，我们便可以分析经济状况对民意的 影响 。我们可先看经济状况到底在多大程度上断定了市民对特首及政府的评价。这里，笔者借用了香港大学民意研
4、究中心网站所提供的资料1，结合以上的经济指标来作统计学上的回归分析。表二的上半部 总结 了这分析的结果。 整体而言，经济指标对特首及政府的民望有着很强大的影响。这从表二所示的R2值里可看出来。以特首评分为例，回归分析的R2值是百分之七十九点六。用最简单的话说，这代表香港回归后首六年里特首评分的每月升跌所构成的变异值，有百分之七十九点六可以用那四个经济指标的变异值来解释。同样地，市民对政府满意程度及不满程度每月与每月之间的起跌，也分别有百分之六十五及百分之七十八可以用四项经济指标来解释掉。除了经济状况之外，当香港出现社会危机或 政治 争议的时候，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可能被影响。所以，笔者再在分析中
5、加上一个变量，就是到底香港在不同的月份里是否有社会或政治危机存在。不同的学者或评论员可能对社会或政治危机有不同的定义，这里笔者只根据个人的记忆及观感，将以下事件列为社会或政治危机：）九八年一至三月香港首次爆发禽流感，）九九年十月及十一月间连串的公屋丑闻，）零零年七月至九月间的民调风波，）零二年十月及十一月间社会对国安法的激烈讨论，）零三年二月梁锦松买车事件，）同年三至五月的沙士疫潮，以及）同年六月的七一游行前夕。3以上这些月份，在危机这变量上的数值都是，所有其他月份的数值都是零。我们可以预期的结果是特首及政府民望在危机月份里会较低。表二下半部分所示的分析结果引证了社会及政治危机对特首及政府民望
6、的影响。在危机月份里，特首的评分比在其他月份时平均低三点六，满意政府的市民比例平均少三点三个百分点，不满政府的比例则平均多五点八个百分点。4值得留意的是，当四项经济指标及一个很简单的有关社会危机的变量加起来时5，已经可以解释到特首评分起跌的百分之八十六点九，也可以解释到市民对政府不满的起跌的百分之八十二。换句话说，从宏观层面看，政府及特首民望的起跌大部分都可以归因于经济因素。而经济因素若再加上那间歇性出现的社会或政治危机，已差不多可以完全解释政府及特首民望在回归后首六年间的起跌。不过，笔者要强调的是，以上结论只是从宏观层面分析的结果。也就是说，这文章所分析的，是香港的整体经济及社会状况，以及整
7、体市民对特首及政府的评价。如果我们在个人层次上作分析，尝试理解个别市民怎样评价特首及政府，我们可能会发现很多方面的因素其实都在发生作用。但表二所显示的，是当所有个别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分被整合起来时，所得出的整体评分极大程度上建基于经济状况之上。另外，在四项经济指标当中，其实只有私人住宅售价指数强烈地影响着市民对特首及特区政府的评价。这是不难理解的。恒生指数的起跌始终和政府的政策没有最明显而直接的关联。失业所直接影响到的人在全港市民的比例上不会太多，但楼价的下滑却在不同程度上直接影响了所有已经置业的香港人。楼价相对于本地生产总值来说又没有那么抽象。更重要的，是香港市民普遍认为政府的错误政策直接
8、导致楼市持续下挫。概念上而言，就是在市民心中特区政府对楼市下跌有因果责任，故此政府民望便和楼价挂上了鈎。 还有一点须指出的，是表二中的分析假设了经济状况对民意有接近即时的影响。亦即是说，当某月份里香港经济有好转时，特首及政府的民望也会在该月里上升，反之亦然。 理论 上，另一种可能情况是经济转变对民意的影响需经历一段时间才会出现可能是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等都说不定。可是，笔者以现有数据作过以不同假设为基础的分析，发现以经济状况对民意有即时影响这假设为基础的分析解释力最高。这就显示了即时影响这假设符合现实情况。无论如何，根据表二的结果作推论，我们可以预期，当香港经济好转而楼市复苏时，政府及特首的
9、民望也会节节上升。这似乎就是政府官员及亲中人士所期望的情况。其实，这种预期本就很正常，除非我们认为经济好坏和政府施政无关，否则，经济好时给政府打高分一些，是合情合理的。经济状况对政府民望的影响在很多民主国家都是显著的。以美国为例，经济状况好时，莱温斯基的丑闻拖不垮克林顿；经济情况差时，海湾战争的胜利不足以助老布殊连任。问题是，表二的分析并不代表香港市民不会因应政府的构成及产生 方法 来评价政府。表二所分析的是政府民望在回归后六年间的变化，而香港的政治制度在这段期间内，除建立了一个被很多人视为有名无实的问责制外，并没有甚么重大改变。变化中的民望当然不能以没有变过的政治制度来解释。但如果有一天香港
10、的政治制度起了重大改变的话，那特首和政府的民望仍有可能会因此而大变。这也指向了过分着重定期民意调查的一个不良倾向，就是大家的眼光很容易就集中在每次调查之间的变迁上，而忽略了在这起跌背后，可能有一些长久不变的基本问题。不过，以本文的中心旨趣而言，这一点是题外话了。 二 经济 环境与民主诉求 以上 分析 了经济状况对特首及政府民望的 影响 。但市民对政府及特首的评价是一回事，对民主的支持或甚至坚持可以完全是另一回事。港版经济决定论的主要论调是经济压倒民主。那么，经济好转是否真的会淡化市民对民主的诉求？这是我们接着的分析重点。笔者再次借用了香港大学民意 研究 中心网站所提供的资料。从九七年七月到现在
11、，该研究中心一直定期访问香港市民有关他们对特区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8有关调查不是每个月都有进行。但从九七年七月到零三年六月期间，该机构分别在五十一个不同的月份里举行了有关调查，这对本文的分析是足够的了。从表三，我们可以看到政府及特首民望与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评估之间的关系。确切一点，两者之间根本没有甚么特定的关联。当政府及特首民望上升的时候，市民对特区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或不满程度不会同时上升或下降。 表面上，这结果似乎支持着经济决定论，因政府民望起跌并不建基于其推动民主化的工作之上。不过，既然政府民望和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评估无关，那么纵使经济状况和政府民望有很大的关系，也不能代
12、表经济状况一定会跟民主诉求有关了。笔者便以之前所用过的回归分析法来测试经济好坏及 社会 或 政治 危机会否影响到市民对民主的诉求。表四展示了这一分析的结果。果然，经济状况对市民满意民主步伐的程度只有很微弱的影响。同时，经济状况对市民不满民主步伐的程度更是亳无影响的。真正触发市民对政府在推动民主工作上不满的是那一次又一次的社会或政治危机。根据结果，在那些被视为有政治或社会危机的月份中，不满意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比其他月份平均高出百分之四点二。基本上，四项经济指标当中只有失业率和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有着统计学上的显著关系。但这个关系却是一个正相关当失业恶化的时候，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
13、的市民比例竟是随之而上升。亦即是说，根据回归后六年来的调查数字和经济数据，若想市民满意其推动民主步伐方面的工作， 方法 就是将失业率弄得再高一点！这看似荒谬的结果其实一点也不荒谬。当经济出现 问题 的时候，市民很可能再没有太多时间去关心政治，所以他们便会对政治状况较容易表示满意，同时希望政府能集中火力处理经济问题。这解释也切合了表四中只有失业率和市民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有关连这一结果上。因为在四个经济指标所代表的四种经济问题中，政府大概对失业问题有最大的治理责任。10政府虽被不少市民视为楼市下跌的罪魁祸首，但与其说市民希望政府改善楼市，不如说市民希望政府在楼市问题上无为而治。绝大部分市民亦不会
14、认为政府有责任令股市上升，当年政府入市对付国际炒家，只不过是非常时期的非常措施而已。但失业率却是政府须认真面对及处理的问题，所以当失业高企，市民认为政府要首先应付这问题的时候，他们也不会太过在意政治问题。 以上的诠释也符合了一些本地学者对回归后香港政治生态及公共论述的观察。11但我们也可以在这里用民调数字来直接验证这一诠释。港大民意研究中心一直定期访问市民心中的社会议程。问卷的题目让市民选择到底他们觉得当前香港最重要的是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还是社会问题。不过，这项调查做得不算很频密，回归后首六年内只有三十个月有。而同一个月中，既有社会议程调查，又有民主步伐满意程度调查在进行的，只有二十三次。根
15、据表四的结果，笔者在这里化繁为简，只集中处理三个变量之间的关系失业率、满意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市民比例，及以经济问题为最重要社会议题的市民比例。表五展示了这三个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当失业情况严重时，在民调中以经济问题为首要社会议题的市民比例的确会随之而上升。同时，当越多人认为经济问题最重要时，也有越多人满意政府推动民主的步伐。这可算是初步吻合了先前的说法。不过，表五所展示的只是相关性，而不是因果关系。有很多不同的情况都可以导致表五的结果。以这部分统计的分析目的而言，有两种最简单，但亦是在概念上最重要的情况是须要被分辨出来的。第一种可能情况，是失业恶化首先导致市民更关心经济问题，而后者则再导致市民较容易满意民主现状，这也就是文章先前提出的观点。第二种可能情况，是失业恶化导致市民更关心经济问题，同时，失业恶化也透过其他方式和渠道令市民更容易满意民主现状，在这种情况下，满意民主现状和关心经济问题也会呈正相关，但两者之间却是完全没有因果关联的。 幸运的是，要分辨这两种情况其实很容易。我们只要再进行多一次回归分析就可以了。我们可以尝试用失业率及社会议程来解释市民对政府推动民主步伐的满意程度。如果以上所说的第一种情况属实，那么在回归分析中，将只有社会议程能解释市民对政府推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