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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简析中国刑事司法鉴定制度实证调研报告（下）二、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实证分析 这一部分的调研工作，调研组主要通过对未来改革的利益各方，即法官群体、检察官群体、律师群体、鉴定人群体和侦查人员群体进行问卷调查的形式展开，以期掌握这些司法群体对刑事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整体需求及具体的改革意见和建议，为后续的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立法和理论研究提供翔实、准确、客观的实证资料。 司法鉴定制度的宏观改革 1改革的整体需求 关于现行鉴定制度是否需要进行改革的问题，总体而言，的调查主体
2、认为有必要对现行的刑事司法鉴定制度进行改革，的调查主体认为现行司法鉴定制度基本能够适应当前刑事诉讼发展的要求，在近几年的时间内不需要进行修改。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分析，在填写问卷的74名法官中，认为需要修改现行鉴定制度的有61人，占法官总数的%；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13人，占法官总数的%。在填写问卷的85名检察官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65人，占检察官总数的%；认为鉴定制度无需修改的有20人，占检察官总数的%。在填写问卷的61名律师中，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的有54人，占律师总数的%；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占%。在填写问卷的20名鉴定人员中，17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鉴定
3、人总数的85%；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3人，占总数的15%。在填写问卷的49名侦查人员中，42人认为现行鉴定制度需要修改，占总数的%；认为不需要修改的有7人，比例为%。 以各调研地区为轴线进行对比分析，北京市有118名司法人员认为应当对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进行修改，占北京地区调研总人数的%；青岛市有52名司法人员表示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很有必要，占青岛地区调研总人数的%；在呼和浩特市，有69名司法人员表示赞同修改现行鉴定制度，占内蒙古地区调研总人数的% 上述数据可以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在司法实践中，无论是从总体而言，还是各地区抑或各司法部门的角度，赞同改革现行司法鉴定制度的比例都在75以上。可见，在实
4、践中对于修改司法鉴定制度的需求比较高。 第二，与上文司法鉴定制度落实情况的统计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发现，在司法实践中存在约的司法主体认为虽然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能够得到基本落实，但仍然需要对其进行改革。这说明现行鉴定制度在实践中所反映出的各种问题，不仅仅是由于各司法部门有法不依造成的，现行制度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改革的主要方面 课题组设计了“目前司法鉴定制度中亟须改革的事项”这一问题，选择内容共涉及“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鉴定人的选任程序”、“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五个方面。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104名填写问卷的法官中，有41人选
5、择了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9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45名检察官中，有57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17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18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22人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31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05名填写问卷的律师中，有36名律师首先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8名律师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5名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1名
6、律师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在23名填写问卷的鉴定人中，有7名鉴定人选择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名鉴定人选择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5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8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162名侦查人员中，有3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2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4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14人选择修改“鉴定结论的效力”。 比较上述数据，可以发现：法官和检察官群体对改革事项选择的比例是大致相同的，都认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最需要改革的事项，其余各方面的比例
7、都维持在10至20之间。在律师群体中，仍然以司法鉴定的管理体制为首选改革事项，但其迫切程度显然要低于法官和检察官群体。此外，律师群体中仅次于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需求是鉴定人的启动权问题，其比例接近2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首选事项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其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鉴定人的选任程序”和“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二者的比例相对较低，都低于10%，这可能是因为这两个改革事项与侦查人员自身的侦查工作关系不大的结果。对于鉴定人来说，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最高，远远超过其他群体对于这一改革事项的比例，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和鉴定事项的范围，可见，这三类改革事项都与鉴定人的日常鉴定工作有重要的联系
8、。 以修改的主要事项为主轴进行统计，五类改革事项从高到低排序依次为“司法鉴定管理体制”，占总数的%;“鉴定结论的效力”，占总数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占总数的16. 17%；“鉴定事项的范围”，占总数的和“鉴定人选任程序”，占总数的%。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北京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86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22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34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31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4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青岛市，有37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4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
9、鉴定事项的范围”，有19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5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在呼和浩特市的五类司法主体中，有52人选择了修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有11人选择了修改“鉴定人选任程序”，有10人选择首先修改“司法鉴定事项的范围”，有20人选择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有22人选择“鉴定结论的效力”。具体对比见下图：这一组统计数据可以说明三个问题：第一，总体而言，司法鉴定管理体制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各司法主体普遍认为应当进行修改的事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同样也占有较大的比例。这就说明，虽然决定对司法鉴定体制进行了改革，但改革之后，实践中仍然存在较多的问题。 第二，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主观意
10、见可谓各有侧重。例如，侦查人员对鉴定结论的效力问题最为关注。鉴定人对司法鉴定管理体制的改革最为迫切，其比例近乎半数。律师对于鉴定程序启动的改革较为关心，其比例是各主体同一改革事项中最高的。各主体对于改革事项的侧重点具有鲜明的职业特征。对于侦查人员来说，鉴定结论无效将直接影响其侦查的效果，鉴定管理体制对于鉴定人个人来说至关重要，律师对于鉴定制度能否向控辩平衡改革即辩护一方能否取得与控诉方相同的鉴定程序的启动权为主要关注点。由是观之，在推动刑事司法鉴定制度的改革中，要注意各诉讼主体之间的利益平衡。 第三，从调研城市的角度进行分析，三个城市的大致比例是相同的，都是以“司法鉴定管理体制”为最需要修改的
11、事项，其次为鉴定结论的效力，鉴定管理体制的比例都在35至45%之间。其中，青岛市的这一比例略低，呼和浩特市略高，北京市居中。即在司法鉴定改革的宏观方面，地域之间的差距并不明显，经济因素不是导致其改革的主要因素。 司法鉴定程序改革 1.控辩双方的鉴定程序参与权 鉴定程序参与权是一项非常广泛的权利集合，其一般包括鉴定程序的启动权、鉴定结论的质证权、鉴定过程的审查和监督权、鉴定的知情权等一系列具体的诉讼权利。现行的司法鉴定制度没有赋予控辩双方平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承担控诉职能的检察官享有依职权启动鉴定程序等各项与法官相同的鉴定程序的权力，辩护一方的当事人享有的鉴定程序参与权极少，其只享有申请鉴定人回
12、避和鉴定程序启动的申请权。如何维持控辩双方诉讼力量的基本平衡，遵循对抗制下平等武装的基本原则，尊重当事人的诉权行使，是改革鉴定程序参与权分配时首先要考虑的因素。课题组针对该问题设计了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和控辩双方都不享有鉴定程序的参与权两种改革的模式。总体而言，在所有受调查的276名司法主体中，有215人认为控辩双方都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较为合理，占%；有61人认为双方都无权的改革模式更合理，占%。 以各司法主体为主轴进行统计，在填写问卷的76名法官中，有61人倾向于控辩双方都享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方式，占法官总数的%；有15名法官认为控辩双方都无权的方式更合理，占法官总数的%。
13、在检察官群体中，共有83名检察官参与了调查，其中有58名检察官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检察官总数的%；有25名检察官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在61名律师中，有58名律师赞同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占律师总数的%，其中有部分律师强调这种参与权必须是平等有效的，有1名律师特别说明如果无法保障控辩双方享有相同的参与权，则其宁愿选择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有3名律师选择支持控辩双方都没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律师总数的%。在20名参加调查的鉴定人中，有17名鉴定人表示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占鉴定人总数的85
14、%；另有3名鉴定人持反对意见，占总数的15%。在侦查人员群体中，36名侦查员中有21人赞成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其比例为%；认为控辩双方都没有程序参与权的改革建议更符合我国国情的有15人，占侦查员总数的%。 以各调研地区为主轴进行统计，北京市的135名参与调研的人员中，共有102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33人，占总数的%。青岛市的59名接受调研的人员中，有47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2人，占总数的%。呼和浩特市的82名被调研人员中，
15、有66人表示赞同控辩双方都有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改革模式，占总数的%；选择“控辩双方都无鉴定程序参与权模式”的有16人，占总数的%。 这组统计数据着重说明两个问题： 第一，大部分受调查群体都支持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参与权的模式，其比例与各地区之间的比例大致相同。各司法主体之间赞成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的比例要高于反对该改革措施的比例。在各调研地区之间，这一比例也不存在本质性差异。 第二，从各司法主体对待该问题的态度上还是能够解读出部分对司法鉴定制度改革有价值的信息。显而易见，律师是赋予控辩双方程序参与权这一改革建议的最大支持者，其比例高达90以上。而相对来说，其他诉讼主体对待该问题则要平和得多，尤
16、其是鉴定人群体，两种模式的支持率几近平分秋色。律师支持赋权给双方当事人是因为在现行制度下，辩护人一方根本无法参与到鉴定程序中去，无形中加大了辩护工作的难度。而对于鉴定人来说，赋予控辩双方鉴定程序的参与权意味着其鉴定工作将在一定程度上面向当事人公开，接受双方当事人的审查和监督，其对待该问题的支持率与其他主体相比处于最低也就是可以预料的了。鉴定程序的启动权 从本文对司法实践中鉴定程序启动的实证调研统计来看，目前实践中绝大部分的刑事司法鉴定都是由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自行启动的，由控辩双方当事人依其诉权和法官依职权启动的鉴定程序极少。而从对鉴定制度改革的总体评价的统计中，可以看出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在所有鉴定制度改革事项中排第三位，仅次于鉴定体制改革和鉴定结论的效力两个事项。由此可见，鉴定程序的启动问题是实践中存在问题较大的鉴定事项之一，也是司法鉴定制度改革的重点问题。 课题组认为，目前我国现行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