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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中国古代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应回归中华文化本位2改革开放以来，学界做过系统整理和研究中国史志子部小说文献的不懈努力，编辑了不少小说书目或小说资料，以作为治史志子部小说的门径，取得了可观的成绩。如书目类有程毅中的古小说简目(1981)，袁行霈、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书目(1981)；书目提要类有宁稼雨的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1996)，刘世德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1998)，石昌渝主编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文言卷)(XX)，朱一玄、宁稼雨、陈桂声的中国古代小说总目
2、提要(XX)等；小说资料类有侯忠义的中国文言小说参考资料(1985)，丁锡根的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1996)等，这些都是试图对中国古代小说或文言小说进行系统清理，摸清古小说的家底，以便进一步做好文献整理与研究工作。然而，由于古今小说观念的差异以及各自理解的不同，大家在确定哪些作品属于小说哪些不属于小说的问题上出现了分歧，并没有能够形成完全一致的意见。例如，刘世德在中国古代小说百科全书前言中说：“如果完全依据今天通行的小说的概念，那么，一大批的古代文言小说势必无缘进入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而如果完全依据古人的种种有关小说的概念，那么，我们的这部百科全书又将显得内容芜杂、大而无当。因此，对待古人的小
3、说概念和今人的小说概念，我们既不摈弃前者，也不拒绝后者；既尊重前者，也采纳后者，力求把二者结合起来，加以灵活的运用这就是我们所遵循的原则。”这一原则简单概括就是：宋以前从宽，宋以后从严。所谓从宽，即基本遵从古人的观念。所谓从严，即主要采用今人的观念。然而，宽严的尺度如何把握，就只能取决于编者的认识和态度了。而一书之中两种标准，总让人感觉别扭和无奈。宁稼雨在编写中国文言小说总目提要时也基本采用同样的方法，不过他的理解却有所不同。他后来说：“他们(指刘世德先生们引者)对其具体作法的陈述，从总目的角度考虑，我仍然觉得有些模糊和不足。比如，对宋以前的文言小说，如果按照他们的意见，事实上还有一些可以人选
4、的作品。比如南北朝时期的宋拾遗、宋齐语录、类林等作品，完全是晋代郭子、语林、殷芸小说(此为南朝小说引者)一类作品的流变。刘知几在史通杂述中也将其与世说新语、西京杂记一类作品等量齐观。所以尽管史志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却有充足理由将其列入志人或杂俎小说中。至于南北朝至唐代志怪一类的作品，可以人选的就更多了。”因此，他在书中所确定的划定文言小说界限的原则是：“在尊重古人小说概念的前提下，以历代公私书目小说类著录的作品为基本依据，用今人的小说概念对其进行遴选厘定，将完全不是小说的作品剔除出去，将历代书目小说家中没有著录、然而又确实可与当时的小说相同，或能接近今人小说概念的作品选人进来。”这样，他所著
5、录的小说有的比历代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目录要宽，有的则要严，而宽严尺度的掌握，当然全靠他个人对作品的判断。袁行霈、侯忠义编纂中国文言小说书目，处理原则又有所不同。其凡例云：“古今小说概念不同，以今例古，其中多有不类小说者。为保存历史面目，本书不以今之小说概念作取舍标准，而悉以传统目录学所谓小说家书为收录依据。”然而，他们的努力仍然受到质疑，石昌渝便指出：“虽然该书凡例称本书以审慎、完备为目标，凡曾见于小说家类之文言小说，一般均予收录，却仍然不够审慎和完备。如果不以个别人的看法，而依据传统目录学的经典意见，像剪灯新话、剪灯余话、娇红记、钟情丽集、怀春雅集、觅灯因话、燕山外史等等这类明显出自虚构的作
6、品就不能著录；如果这类小说可以入选，那么像刘生觅莲记、寻芳雅集、花神三妙传、天缘奇遇、如意君传、痴婆子传等等作品未予著录，就是一个疏漏。”显然，这是因为他们对传统目录学小说著录标准的理解不同所导致的分歧。也就是说，即使将问题局限在传统目录学的范围之内，学术界也很难形成统一意见。有鉴于此，石昌渝主编中国古代小说总目时，“采取宁宽勿缺的方针，除了著录文学门类的小说作品之外，还将古代主要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也一概收录，对于其中非叙事性的作品则在提要正文中加以说明”。然而，为了“与古代目录学传统接轨”，将古代公私书目著录的“小说家类”作品一概收录，而为了突出“作为文学门类的小说”，又将上述书目失
7、载的“许多确为文学门类的小说作品”一并收录，呈现出不古不今、不中不西的复杂面貌，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就更加模糊了。程毅中曾感叹：“古人所谓的小说，我们今天很难给它定性。我们想编一部新的古代小说书目，就会在收书标准上遇到很大的麻烦。我曾试图编一本古小说简目，想把已经失传的书也包括在内。不想只是现存的书都无法定性，已经失传的书如果只凭前人书目的著录就太宽大无边了，结果只能知难而退了。”既然中国古代小说的概念不清，对象不明，连编辑一个大家都能接受的古代小说书目都这么困难，而已经编写的中国古代小说书目人选作品又多有不同，即是说，大家并没有形成对中国古代小说的一致意见，那么，探讨有关中国古代小说的历史及其
8、特点也就只好各说各话了。例如，有关中国小说起源的意见就至少有先秦说、西汉说、魏晋说、六朝说、唐代说等多种。而从文体着眼讨论中国古代小说的形成和发展，大家的看法也各不相同。之所以出现如此状况，除了古代小说观念与现代小说观念的差异之外，也存在今人对古人的误解乃至曲解，以及古代小说观念一直处在发展变化之中让今人难以捉摸等原因。同样是古人编纂的目录，其着眼点可能并不一样，而今人往往作一样的理解；同样是古人对小说的论述，不同时代作者的文化视角可能并不相同，而今人却作了相同的解读。另外，古今知识体系的差别，也造成了今人对古代小说观念的隔膜。以今律古、以西律中成为普遍现象，妨碍了今人与古人的对话和交流。其实
9、，与古人沟通就应该从尊重古人开始，在这里，贯彻陈寅恪提倡的“了解之同情”态度以达致“真了解”尤为紧要：“所谓真了解者，必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说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否则数千年前之陈言旧说，与今日之情势迥殊，何一不可以可笑可怪目之乎?”我们并不赞成夏志清所言：“除非我们以西方小说的尺度来考察，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完全公正的评价。”事实也许正好相反，除非我们真正尊重古人，对古人有“真了解”，否则我们将无法给予中国小说以真正客观的认识和完全公正的评价。何况，古人的小说观念也不是亘古不变，不是小说的所谓本质决
10、定了小说的存在，而是小说的存在决定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唐以前的小说观念与宋以后的小说观念便不太一样，宋、元、明、清各代也有差异，而我们却用一个固定的标准去要求不断变化着的小说，能不圆凿方枘吗?毫无疑问，人们关于小说定义的争论影响了对于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尤其是对于史志子部小说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却也促使我们思考：是否可以先搁置争议，寻求其他的解决办法，以推动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系统整理和研究。应该说，这种办法是有的。三、以史志著录为依据来整理编纂古代小说文献是一种较为稳妥的方法 从以上的简要回顾可以看出，由于受西方现代小说观念的影响，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虽然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11、，但也存在明显的问题。最主要的问题是，由于人们恪守西方现代小说观念，因而始终缺乏文化本位意识和学术主体意识，不愿意承认或不愿意完全承认中国历代正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就是小说，尽管人们花了很大力气来调和古今小说的差异，却又始终找不到大家都能够接受的且符合中国历史实际的处理办法。这样的局面，相对来说对中国古代白话通俗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的影响要小一些，而对中国史志子部小说的影响则要大得多。因此，当前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整理与研究应该将重点放在史志子部小说方面，以弥补一个世纪以来所形成的两类小说文献整理与研究失衡的缺憾，还原中国古代小说事实上包括史志子部小说和白话通俗小说的原生形态。 在西方现代观念中，
12、“小说是用散文写成的具有某种长度的虚构故事”。而在中国古代，与西方小说观念比较接近的是不被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白话通俗小说，而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却有着与西方现代小说颇为不同的观念和很不相同的面貌。这里所说的二十五史，是学术界对历代官修正史的统称，包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晋书、宋书、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南史、北史、隋书、旧唐书、新唐书、旧五代史、新五代史、宋史、辽史、金史、元史、明史、清史稿。艺文志创始于汉书，著录当时传世的汉及汉以前文献，隋书和旧唐书则称经籍志。自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小说家类著录小说作品目录开始，经过隋书经籍志调整为在四部之子部著录小说目录以
13、后，中国历代史志无不沿袭。即使有一些正史未设艺文志或经籍志，也有后人替其补作，因此，就各个朝代而言，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含补志)对文献的著录是基本完整的，它们所禀承的小说观念也是大体一致的。这里所说的二十五史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便包括上述经籍志或补志所著录的小说。据初步统计，清人补史志约有40余种，涉及小说著录的有近20种。全部史志(含补志)共著录小说1535部，其中虽有部分散佚(唐前作品大多散佚，唐以后作品也有部分散佚)和少量重复(宋以前史志通著前代，故有少量重复；个别补史志之间也有少量重复)，但总量也在1200部以上。汉书艺文志认为“小说家出于稗官”，以其为“街谈巷语，道听涂说者之所造”。受
14、其影响，历代史志也多从政教和学术的角度来理解小说，将其列于诸子之末，或“似子而浅薄”，或“近史而悠谬”，形成“古凡杂说短记，不本经典者，概比小道，谓之小说”的传统观念。因此，史志子部小说成了最为庞杂的一个门类，举凡朝政军国大事和帝王将相纪传之外的逸闻趣事、典章细故、民情风俗、海外奇谈，儒家经典和秦汉诸子之外的杂说短记、文化娱乐、奇技淫巧、茶艺酒谱，无不归之于小说。例如，包罗万象的博物志，搜奇记异的列异传，记载鬼神的搜神记，记载笑话的启颜录，记载器物的器准图，记载秘画的古今艺术，记载茶道的茶经，记载花道的花品，记载酒道的酒谱，记载钱事的钱谱，以及笋谱、竹谱、荔枝谱、庭萱谱，各种笔记、杂俎、辨订、
15、闲谈，等等，统统被揽人小说。这些虽非朝政军国的大事，也非治国理政的宏论，却与人们的文化消费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古人视其为“小道”，固然降低了小说的文化地位，但也使得小说能够容纳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反映文化的点点滴滴，成为中国历史文献中最为丰富、最为生动、最有情趣、最能反映当时社会生活面貌的细部特征的一个特殊门类。这是中国古代小说的民族特色，也是中国古代小说有别于西方现代小说的关键所在。那么，如何寻找既符合中国历史实际又切实可行的办法，来促进中国古代小说文献的全面系统整理与研究工作的深入开展呢?我们以为，这种办法就是尊重历史，尊重古人，以历代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的著录为依据，全面系统有关文献资料，并开展对它们的研究。因为正史代表着占社会统治地位的主流文化的历史观念、文化观念、思想观念和价值观念，而正史艺文志或经籍志则代表着主流学术对当时知识形态的系统认识和学术分类。抓住了史志子部小说，也就抓住了中国古代小说的主体形态；理解了史志子部小说，也就理解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基本观念。与其无休止地讨论中国古代小说观念应该是什么，哪些作品应该算做小说，不如先去了解古人到底将哪些作品归类为小说，尤其是代表正统思想的史志目录的子部小说(家)类究竟著录了哪些作品，这种著录在不同时代有哪些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