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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清代自然环境研究 自然 环境主要由地况与气候组成，此处主要着眼于气候。 气候变化长期之中又有显著的短期波动。对于以农业为主的传统 社会 ，波动的气候成为直接 影响 农业生产及社会 经济 发展 至关重要的因素。如布罗代尔指出：“1518世纪期间，世界只是农民的广阔天地，8090%的人口依靠土地为生，而且仅仅依靠土地。收成的丰歉决定着物质生活的优劣”。“气候像一位乐队指挥，发号施令的权威胜过了太阳王。无论欧洲的谷物区或亚洲的稻田和草原，普罗旺斯的橄榄或斯堪的纳维亚国
2、家，都被打上它的意志的标记”。1 李伯重亦指出：“20世纪以前的两千年中，气候变化是引起我国人口变化的决定性因素之一”2。关于1719世纪 中国 气候变迁对农业经济的影响，龚高法、张丕远、倪根金、陈家其、邹逸麟、周翔鹤、米红、王业键、黄莹珏等都曾作过深入的 研究 3。他们指出，明清时期中国气候变化有全球变化的背景，也有自身的特点。从全球范围看，人类文明史主要发生在欧亚等大陆冰川消退后的冰后期。而冰后期中，冷暖、干湿亦不断在交替变化。他们多引用自然 科学 家竺可桢的研究成果4，认为中国近5000年(相当于冰后期后半期)的冷暖变化经历了4次温暖期和寒冷期，如下表：表1 我国近5000年气候冷暖变化
3、大约在1519世纪中叶，中国进入与欧洲小冰期相当的所谓明清“小冰期”5。明清小冰期也有不同的冷暖时段，周翔鹤、米红将竺可桢之说归纳为4次冷期和3次暖期，如下表：表2 明清以来气候的冷暖变化可知，明代仅嘉靖隆庆年间(或许还包括万历初年)较为温暖，其余大部分时间寒冷，万历末年、天启、崇祯年间尤其寒冷；清代则顺治与康熙年代特别冷；雍正、乾隆、嘉庆较为温暖，晚清又转为寒冷。气候对社会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影响重大。欧洲小冰期里，英伦三岛、北欧、东欧、俄罗斯都出现了谷物欠收、饥荒、放弃耕作、舍弃村庄、人口严重减少的迹象。清代的情况也是一样。据研究，气候寒冷期影响到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影响农作物的生产与产量。
4、周翔鹤、米红认为，对水稻而言，冷害有3种类型：1.延迟型冷害。由于温度偏低，作物生育期延长，秋季霜前不能成熟，遂受其害而减产。2.障碍型冷害。作物在小穗分化和发育期对低温最敏感，如此时受到低温危害，则会造成小穗不育，甚至绝产6。3.混合型冷害。夏季持续低温可能导致以上两种类型并发，造成大幅度减产。明清，尤其是明末清初的最冷期中，水稻不但容易遭受霜冻和冷害，同时夏季较凉的气候，也减低了稻米的产量。他们依从主要粮食作物稻谷及关系粮食亩产、总产、总供给量的多熟耕作制指出，依明清时稻米在粮食供给中的地位最为重要，麦子其次。早熟稻通过稻麦轮作、双季稻以及对边缘土地的利用来提高粮食总产量。如果稻谷生产(特
5、别是早熟稻)受到损害，将危及粮食总供给。7陈家其、沈小英等亦从气候变化对多熟耕作制的影响指出，明末以前热量条件较为充裕，太湖流域双季稻的发展比较稳定，粮食产量较高；明末以后气候变得寒冷，双季稻面积减少，粮食复种指数下降，粮食大幅度减产。8夏明方亦指出，晚清气候变冷，对农业生产的影响非常明显。如长江北岸的怀宁县，道光以前水稻“宜早晚二季，第刈早稻种晚稻，正大暑节土膏发育之时，农人争天时，一刻千金，率晨刈昼犁而夜种之家人不足给事，皆于外乡雇老农并力及时以事晚稻焉”，道光以后“地质大异，每种晚稻，收入犹不足偿耕耨之费，是以皆易早晚二季为中迟一季”9。周翔鹤、米红还指出，除粮食外，严寒和粮食减产引起的
6、饲料不足，使得耕畜越冬困难，人畜被冻死的记载时有所见。他们进而认为，明清之际寒冷期间农作物产量下降，耕畜死于严寒，农业经济萎缩，抑制了人口再生产。雍正、乾隆以后，气温逐渐转暖，粮食产量上升，人口再生产上升。这说明，何炳棣以早熟稻和甘薯、玉米推广使明清以来中国人口一直上升的论断应该进一步探讨。因为按何炳棣观点推演的结果是：假如粮食生产遭到重大挫折，将导致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事实上，农业不能摆脱自然条件的约束，人口上升的态势将因自然条件的变化出现曲折，很难是一条平滑的上升曲线。10第二，与旱涝灾荒的多发有关。如果说，上述小冰期常年气候往往被人们所忽略，那末，人们更多关注的是对社会的冲击力更为巨大的所
7、谓“气候的极端事件及其发生频率”。这气候的极端事件，便是大旱大涝大寒的自然灾害。据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华东、华北地区气候的冷暖周期与旱涝多寡有关。冷期自然灾害较多，正常年相对较少；暖期自然灾害较少，正常年相对较多。11 他们利用中国近五百年旱涝分布图集12，求得华东地区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百分比：“正常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约占60；冷期(明天启元年清康熙三十九年，16211700；嘉庆二十五年光绪十六年，18201890)约占28及31。“旱涝年”在暖期(清康熙四十年嘉庆二十五年，17011820) 约占40；冷期约占72及70。又求
8、得冷暖期每10年中“正常年”、“旱涝年”出现频率的最大值和最小值：“正常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53及54，冷期是45及48；“正常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20及25，冷期是13及18。相反，“旱涝年”出现的最大值，暖期是80及75，冷期是88及83；“旱涝年”出现的最小值，暖期是48及46，冷期是55及53。华北地区同样冷期灾害较暖期为多，“正常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小于暖期；“旱涝年”的最大值及最小值均大于暖期。13第三，影响粮价。然王业键、黄莹珏的研究表明，一般情况下，粮价上涨主要与“气候变化的极端事件”紧密相连；粮价峰值通常出现于当年或1、2年前有重大或连续的自然灾害发生之时。长期气候
9、变迁与粮价涨落并无明显关系冷期粮价未见上升，暖期未见粮价下跌。如17世纪与19九世纪的冷期，粮价呈现下降；18世纪的暖期，粮价却温和上升。这说明，人口、货币等因素对于粮价长期变动的影响，比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大。14第四，影响农牧过渡带的推移。在我国 历史 上，北方农业民族和游牧民族交接地区由于热量水分条件的不同，湿润程度自东向西由温润、半湿润、半干旱至干旱过渡，存在着一条农牧业过渡带。其大致走向为：北起东北的大兴安岭东南麓，经辽河中上游，沿阴山山脉向西，经河套、鄂尔多斯高原东缘南下，直到云南西部。南北宽几百公里，东西长几千公里。过渡带东南部季风区主要为农耕区；西北部干旱区和西南部高寒区主要为牧
10、业区。过渡带内，农牧并存，各自独立经营。过渡带的进退推移，反映出在气候环境影响下北方农业民族与游牧民族 政治 、经济势力的消长以及疆域、政区和产业布局的变化。邹逸麟认为，明清时期北方农牧过渡带有过明显的推移。明代初年，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大致为阴山、大青山斜向东北至西拉木伦河上游南侧一线。15世纪初，因气候转寒农牧过渡带有所内缩，明朝卫所军队及其家属的生存无法靠农耕维持，内迁至长城以内，军队从军屯自给，变为国家提供军饷，明朝由此加赋1200万两，成为财政窘迫的滥觞之一；18世纪前期，北方气候一度转暖。热河志所载乾隆御制诗中反映当时秋季气温较高、雨水较多的诗句很多。如“关外逢秋热，忽如夏杪时”；“今
11、秋已过闰，情知凉应速。此热实利稼，秀实催嘉谷”；“木兰九月雨，秋暖实异常”。又如“气候自南北，其言将无然。予年十二三，仲秋必木兰。其时鹿已呦，皮衣冒雪寒。及卅一二际，依例往塞山。鹿期已觉早，高峰雪偶观。今五十三四，山庄驻跸便。哨鹿待季秋，否则弗鸣焉，大都廿年中，暖必以渐迁”。可知，北部气候转暖，大约延迟一个节气。农牧过渡带的北界应该是自然条件允许的最北界、无灌溉旱作的最西界；其西段大致为阴山、大青山北麓的海流图、百灵庙一线；中段大致为大马群山、小滦河上游一线；东段大致与大兴安岭南端相接，沿岭东斜向东北。西段原黄河河套地区，地势平坦，土质肥沃，水利资源丰富，秦汉都曾开发为发达的农业区，明中叶后农
12、牧均衰，一片荒凉。康熙末至乾隆年间，内地人民不断涌入，土默特左右二旗地“迷漫千里，悉皆腴壤，人居颇广”。中段康熙以后内地大量移民出口垦殖。雍正二年，出边汉民于察哈尔右翼四旗私垦农田近3万顷，“自张家口至镶兰旗察哈尔西界，各处山谷僻隅所居者万余”15。雍正十三年清廷曾一次开放归化城土默特地区4万顷土地招民垦种16。乾隆初，归化城郊“开垦无复隙土，大成村落”，蒙、汉、回等族居民，人烟凑集，出城西行至河套、向北直至大青山下，皆有“山西人携家开垦”，“散布山谷间，山土饶沃”17。乾隆八年，归化城土默特旗的75000余顷土地中，牧地只占1268顷，农耕已居主位。18东段今内蒙赤峰和辽宁凌源、建昌一带因地
13、近长城与内地连成一片，农业发展较早且速，康熙年间汉人趋之日众，18世纪中叶，成为较稳定的半农半牧区19，嘉庆初边禁放松，内地大批农民携眷出口垦耕。嘉庆十五年“热河迤北一带”，“山广平原，尽行开垦”20。道光年间，开垦较晚的喀喇沁右旗也因“商民日集，占垦地亩日广”，终致“蒙古人无地牧放牲畜”21，最终完成了半农半牧区向农业区的转化。而雍正、乾隆年间在长城以北设置一系列与内地体制相同的厅、州、县制，也是农耕区北展的反映。可知，农牧过渡带北移，是康乾时期农业经济呈显盛世气象的重要原因和结果之一。温暖气候大致延续到18世纪末19世纪初的嘉庆、道光年间，而后转冷，出现多次寒冬22。咸丰年间，原在康雍乾农
14、业兴旺的归化城一带，仍成“苦寒之地，春末开冻，秋初陨霜，统年燠少寒多，禾稼难以长发，稻梁菽麦本非貊地所生，蒿子油莜变皆视为嘉谷，劳于耕作，而薄于收成”23。大约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又出现短暂的温暖气候，这就是清末光绪年间大规模开垦蒙地的地理背景。24王会昌则对北方游牧民族南迁与气候变化之间的关系作了长时段的考察，指出气候变化是王朝兴衰更替和北方游牧民族南进、北撤的直接诱发因素25。综上所述，气候竟然是1719世纪中国社会兴衰、经济发展不容忽视的重要因素。布罗代尔说：我们“不妨承认人类天生脆弱，不足以抵御自然的威力。不论好坏，年景总是主宰着人”。“17世纪中叶，中国内地各省也像路易十三 时
15、代 的法国那样，因多次气候反常导致旱灾和蝗灾，农民起义接连发生”。他认为：“这一切赋予物质生活的波动更深一层含义，并可能解释波动的共时性：如果世界可能具有某种物理整体性，如果生物史可能普及到人类的范围，这种可能性也就意味着，早在地理大发现、 工业 革命和经济的相互渗透以前，世界已取得了最初的整体性。”26 编辑。二、灾荒：频度与烈度 如上所述，灾荒是对 社会 具有巨大冲击力的所谓“气候的极端事件”。按照冷期 自然 灾害较多的论断，1719世纪 中国 处于“小冰川 时代 ”，整体上自然灾害应该较多。“小冰川”也有冷暖时段之分。清朝相对更为寒冷的一首一尾，占了4个重大灾害群发期即4大“宇宙期”“夏禹宇宙期”、“两汉宇宙期”、“明清宇宙期”、“清末宇宙期”之中的两个27。据邓拓等人的 研究 28列下表，可知上一世纪30年代之人将清代灾荒频度与历代灾荒频度进行的直观比较：表3 历代较大灾荒频度一览表至于清代灾荒，最早有王树林曾依据地方志进行总体和分省的统计，附表即达18份之多，尽管数字或有 问题 ，但仍被认为在清代灾荒量化研究方面取得了开创性的成就29。王树林以后，详尽的清代灾荒量化研究几至阙如。直到当代，鸦片战争以前的灾荒量化研究可推李向军清代荒政研究30，鸦片战争以后的灾荒量化研究可推李文海等近代中国灾荒纪年及续编31。李向军以清实录为主，依据官书、方志、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