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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浅谈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 【摘要】概说了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的盛况、特色及其兴盛的原因。 【关键词】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 抗日战争时期，大批文化知名人士云集桂林。先后到过桂林的文化人数以千计。其中闻名全国的近200人。“留桂文化工作者，无论质和量，有一个时期占全国的第一位。”其时桂林人口不足10万，竟汇集如此众多的文化人，在全国是独一无二的。聚集桂林的文化人在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结成浩浩荡荡的文化大军，积极开展抗日救亡的文化运动，使桂林的文化运动一
2、度成为国统区抗日文化运动的中心，被誉为我国抗日大后方的一座“文化城”，驰名中外，在我国现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抗日教育运动是抗日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新闻出版、文学艺术一样，当时桂林以至整个广西的抗日教育运动也是十分活跃，对抗日救亡运动作出了巨大贡献，在桂林文化运动的丰碑上铭刻着光辉的烙印。 桂林文化城的始末时间，是从1938年10月起至1944年湘桂大撤退止，前后6年时间。但就桂林抗日教育运动而言，应始于1933年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这是因为，在国民党的政治集团中，新桂系是较早走上抗日道路的派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加紧侵华的步伐，亡国危机日益严重。新桂系在国
3、难当头之际，毅然揭起“抗日救国”的大旗。1933年李宗仁发表了(焦士抗战论，认为中国“今日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日图存，便是投降卖国”，“与其听任敌人蚕食而亡国，毋宁抗战以图存”。桂系领袖们认识到，兴办教育，通过学校对民众进行爱国主义教育，激发国民同仇敌汽，一致抗日，是挽救中国的必要措施。因此，广西省政府于1933年就在全省范围内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对于这个运动的宗旨，当时广西省教育厅长雷沛鸿指出，这一教育革新运动是为了“拯救国家和民族灭亡，达到民族中兴的愿望。”所以，桂林抗战时期教育运动，应以1933年广西推行普及国民基础教育运动为发端。 这里应首先说明，桂林作为抗战时期广西省省会，是
4、广西政治、军事、文化、教育方针、政策的策划中心。影响之所及不只局限于桂林，而是全广西。因此，本文中引用了一些整个广西的有关材料统计数据，以说明问题。 一、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盛况 抗战时期桂林教育事业兴旺发达，取得巨大成绩，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 (一)群贤荟萃，人才济济 抗战初期，已有一些进步的教育家、学者、教授应广西当局之聘来桂任教。例如1932年成立广西师范专科学校，聘请国内著名进步人士杨东药为校长。杨东纯到任后，聘请留苏回国，大革命时期著名共产党员、国民革命军第三党代表朱克靖来校担任教务长(当时朱同党失去联系)，共产党员、经济学家薛暮桥，朝鲜共产党员金奎光，语文教育家陈望道，左联作家
5、夏征农、沈起予、杨潮、崔真吾，历史学家邓初民，哲学家马哲民等来校任教。1936年，广西省会从南宁迁桂，在广西省教育厅工作和广西大学任教的教育家、教授也随之迁桂。例如，邱昌渭(曾任广西省教育厅长)、雷沛鸿(30年代至40年代曾先后4任广西教育厅长)，马君武(曾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长，广西省省长，两任广西大学校长)，白鹏飞(广西大学校长)，盘珠祁(广西大学副校长)，千家驹(任广西大学教授、广西地方建设干校指导员)等等。1938年，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大批教育家、教授、作家先后从沦陷区撤退疏散到桂林，或任教育行政要职，或在大中学校任教，或组织教育社团，或办报纸杂志，或从事教育研究，或一身兼数职，或暂时
6、居住。当时集中在桂林从事教育工作的教育家、教授、作家、学者、除上述外，尚有:陶行知、梁漱溟、林砺儒，李四光、李达、王力、曾作忠、陈翰笙、董渭川、朱智贤、陈此生、朱希询、高阳、尚仲衣、黄朴心、黄现播.秦牧、黄庆云、杭维翰、林焕平、苏萝西、陈鹤琴、张铁生、秦柳方、陈剑愉、陈竺同、杨晦、穆木天、陈残云、黄宁婴、张毕来、石兆棠、王鲁彦、方敬、万仲文、冯振、司马文森、黄新波、宋之光、张锡昌等等。这些优秀文化教育人才，大多是饱学之士，学有专长，受过良好的东西方文化教育，根基深，功底厚，他们把东西方两种文化教育带到桂林。开创桂林教育的新局面。 (二)社团众多，活动频繁 抗战初期，桂林没有教育社团组织。193
7、6年广西省教育会随省会迁桂，始有教育社团。次年爆发卢沟桥事变，大批教育家会集桂林。随着形势发展的需要，教育社团激增。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教育会，1908年在桂林创建，1911年迁南宁，1936年迁回桂林，有会员约13000余人，理事有李任仁、蒋培英等17人。桂林市教育会，成立于1940年，肖恩霖等12人任理监事。生活教育社，1938年12月成立，陶行知为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社广西职业教育辅导委员会，成立于1939年12月11日，邱昌渭、马君武为理事。中华教育会广西分会，1942年1月1日成立，雷沛鸿任理事长。中华职业教育总社，1938年从江苏迁桂。广西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1938年
8、成立，邱昌渭为常务委员，万民一、李任仁、雷沛鸿、雷殷、陶行知为委员。这些教育社团根据各自的宗旨和章程，积极开展各种抗日宣传活动，或办刊物，或举办职业培训班，或举行研讨会、讲演会、座谈会、时事报告会。例如中华职业教育总社1938年10月成立，11月6日至12月19日，一个多月时间内就举行了9次时事报告会，聘请郭沫若、陶行知、千家驹、范长江、鹿地豆、万仲文、盛成等人主讲抗日时事。每次听众都逾千人，多达XX余人。桂林多山洞，1938年经过几次空袭之后，老百姓无论有无警报，都扶老携幼跑进山洞躲藏。这些山洞是天然的教室，躲避空袭的老百姓有时间学习，知识分子是现成老师。广西教育厅为普及成人教育便利用岩洞开
9、办学校，进行战时教育，由省会战时民众教育指导委员会具体运作中国。 (三)期刊激增，琳琅满目 抗战初期，桂林没有公开出版教育杂志。抗战期间，教育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出版。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广西省教育厅编辑出版的(基础教育(半月刊),1937年1月16日创刊。教育与民众(月刊),1929年在江苏创刊，1939年在桂复刊，江苏教育学院研究实验部编辑，董渭川任主编。撰稿者多是教育名家，如雷沛鸿、董润之、高阳等。广西教育通讯(半月刊),1939年9月创刊，广西教育厅编审室编。为该刊写稿的有雷沛鸿、程今吾、卢显能、朱化雨等。教育与文化(月刊),1939年8月创刊，广西省教育会主编，撰稿者有白鸿飞、高雁秋、童润
10、之、唐现之、姜君辰.董渭川、刘季平、朱智贤、刘介等。广西教育研究(月刊),1941年1月11日创刊，广西教育研究所编。为该刊撰稿的有林砺儒、林仲达、董渭川、朱智贤、苏希询、金开山等。国文月刊，1940年6月16日在桂林创刊，昆明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编辑.浦江清主编，编委有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罗常培、王力等七人。在昆明编辑，桂林印刷出版，开明书店发行。为该刊写稿的大多是著名的教授、学者。如朱自清、沈从文、施蛰存、吕叔湘、王力、闻一多、叶圣陶、余冠英、魏建功等.国民教育指导(月刊),1941年7月创刊，由教育部国民教育司与广西省教育厅合编。为该刊撰稿的有苏希询、唐现之、戴自俺、金
11、开山、卢显能、朱智贤、童润之、张家瑶等。国文杂志(月刊),1942年8月l日创刊，叶圣陶主编。为该刊撰稿的多是语文学家、教授和教育工作者，如王力、吕叔湘、朱自清、宋云彬、曹伯韩、傅彬然、叶苍岑、谭巫模、朱东润等。中学生(战时半月刊),1930年在上海创刊，夏丐尊、金钟华、叶圣陶主编，1937年8月因上海沦陷停刊，1939年5月在桂林复刊。1941年11月由月刊改成战时半月刊，仍由叶圣陶主编，编辑有王鲁彦、宋云彬、胡愈之、覃祖璋、唐锡光、丰子恺等，但由于叶圣陶远在四川，其他编委又忙于其他工作，无法兼顾，实际工作由宋云彬、傅彬然在桂林集稿编辑排印，同时在渝、昆两地印行。为该刊撰稿的多是文艺界、教育
12、界的名人，如巴金、张天翼、司马文森、谭巫模、夏衍、李达、林林、秦似、王西彦、朱自清、邵荃麟、韩北屏、吕叔湘等等。 (四)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广西地处西南边睡，一向被视为穷乡僻壤，“地膺民贫”，是我国28个省市中的穷省。抗战前由于连年战乱，横征暴敛，经济贫穷，教育衰败。抗战期间，日寇先后两次入侵广西境内，全省103个县市被敌蹄蹂厢的达75个县市，使人民生命财产受到巨大损失，学校受到严重破坏，雪上加霜。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势下，桂系集团为了适应抗日的需要，仍然坚持推行普及基础教育，注重发展成人教育、中等教育、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抗日救亡的爱国情绪激励着广大群众的学习热情，从上到下掀起大办教育的热潮。因
13、此，尽管环境极端困难，教育仍有很大发展，无论学校间数，还是儿童和成人人学人数，增长速度都是以往任何时期都无法比拟的。据资料统计，1932年，广西共有小学13170所，到1940年增至21591所，新增达8419所，平均每年增加100()多所;从人学儿童来看，1932年全省在校小学生人，1940年人，增加人。平均每年增加12万余人，194。年入学儿童占适龄儿童的81%。这在广西来说是空前的，就全国来说也属罕见。同一时期，全国经济、文化基础最好的江苏省，适龄儿童人学率也不过13%。中学教育亦有较快的发展，1932年全广西普通中学64所，在校学生是45892人，1940年，全省普通中学132所，在校
14、学生65469人，另有国民中学51所，在校学生11000人。成人教育发展更为迅速，1932年，广西受成人教育人数24087人，1940为人增长了13倍多，15足岁至45岁成人民众己有国民知识及在学者共48卫226人，占成人总人数的%。 当然也应该看到，由于国民基础教育运动顺应时代要求、合乎民意，发展迅猛，而师资培训、校舍设备、经费等方面准备不足，不能适应要求，致使教育质量较低。当时教育部视察员陈达先生在桂林、苍梧、庆远(今宜州)、武鸣等地进行视察后说:“在量上早已达到水准，在质上则较之他省稍差，尤以师资、设备为甚。”这总体评价是中肯的，实事求是地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要取得数量质量双丰收是很难办
15、得到的，能在如此短促的时间内大面积的普及教育，即使质量较差也是很了不起的。二、抗战时期桂林教育运动特色(一)用行政力量直接推动教育，形成大办教育的群众运动 桂系首领多受过近代文化教育(李宗仁毕业于广西陆军速成学校，白崇禧毕业于保定军宫学校，黄旭初是北京陆军大学毕业)，懂得教育对他们治理广西、复兴中国的战略意义，因而比较重视教育。这不但表现在他们制定的“广西建设纲领”中明确规定实施政治、经济、军事需要的教育，而且身体力行。早在1926年，李宗仁北伐到上海，亲自登门邀请雷沛鸿回广西来任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1932年，李宗仁再顾茅庐，到上海金神父路(今瑞金路)雷沛鸿寓所，敦请因政局多变离开广西的雷沛
16、鸿重回广西主持教育行政之责，并且允许雷按自己的理想和办法行事。白崇禧、黄旭初都曾鼓吹教育的重要性，经常引用日俄战争中日本战胜俄国，普法战争中普鲁士战胜法国都赖于小学教育成功的例子，借以鼓励各级政府和教育部门切实搞好教育。其次，为使行政教育部门的决策能够得到贯彻实行，畅通无阻，许多教育行政的决策都以省政府的名义颁布，用政令下达各县、乡、村推行。另外，组织机构上实行一校三用，一人三长制度，即学校也是乡公所和民团队部，校长也是乡长和民团队长，集政、军、校之长于一身，从而保证教育政策法令的推行。最后，省政府对地方官员的政绩实行严格考核，奖惩分明。1935年颁布的广西各县实施强迫教育办法第十四条规定:“各县对区、乡、镇、村、甲长及校长办理实施强迫教育，应随时严厉督促，严格考核。如有办理成绩优良者，由县或转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