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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浅析中央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艺术价值1927年冬至1935年底，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领导了轰轰烈烈的戏剧运动。以中央苏区为中心，兴起了以现代话剧为主的革命戏剧运动，被称为“红色戏剧”，也叫苏区戏剧。苏区戏剧运动得到了苏区党政军民的热烈支持，澎湃、方志敏、罗荣桓、罗瑞卿等红军将领亲自担任编导和演职人员，这在中外戏剧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大推动了苏区戏剧的发展，繁荣了红军文化生活。一、中央苏区红色戏剧运动概述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戏剧是最为瞩目、最热烈、最受群众欢迎的一种
2、文艺形式。红色戏剧的创作非常繁荣，剧作有几百个，苏区油印推广的有上百种，新中国建立后陆续出版的剧本也有50多个。中央苏区时期，红色戏剧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为配合反军事“围剿”和完成党的各项政治任务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马克思主义新文化在中国传播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对此，美国记者尼姆威尔斯在续西行漫记中，称红色戏剧为“流动的苏维埃戏院”。她说：“我想，戏院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从来没有像在中国苏维埃那样重要过对于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或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它是革命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八一剧团、工农剧社、蓝衫团、苏维埃剧团等创作演出
3、了一批为人民群众所喜闻乐见的反映苏区人民生活和斗争实践的作品，充分展示了苏区军民的精神风貌和豪迈情怀，发挥了宣传革命、凝聚人心的作用。二、红色戏剧的发展和繁荣红色戏剧是在“化装宣传”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比如，宣传打土豪时，派一名战士身穿绸缎袍、戴着高帽、胸前挂着一串串铜钱，趾高气扬地自报家门然后，红军战士把他绑起来，并向群众宣讲土豪的罪行。这就是化装宣传。古田会议通过的红军宣传工作问题决议案对此予以充分肯定“：化装宣传是一种最具体最有效的宣传方法，各支队各直属队的宣传队均设化装宣传股，组织并指挥对群众的化装宣传。”决议严厉批评了那种轻视宣传队、把他们视为“闲杂人”、“卖假膏药”的错误观点。根据
4、决议的精神，化装宣传的形式在部队越来越蓬勃地开展起来。随着人物、台词的不断增加，人物形象愈益丰满，就形成了活报剧、话剧的形式。革命战斗和群众文化生活的需要也大大地推动了根据地文艺活动的发展，使红色戏剧愈益兴盛。黄洋界保卫战胜利以后，全军情绪沸腾，在祝捷大会上，一位同志采用京剧空城计的格式，写了一出毛泽东空山计，描写了敌人进剿和我方机动歼敌的情景，受到战士们的欢迎。当时，在海陆丰、洪湖、海南岛等根据地、都出现过这种用戏曲曲调填写新词的表演形式，一些地方的群众称之为“文明新戏”。后来用戏曲曲调填写新词的表演形式越来越难以满足群众的需要，受其表演形式和观众文化普及的限制，也难以表现丰富的政治内容和广
5、阔的战争、土地革命生活场面，因此，以活报剧、话剧为主的红色戏剧异军突起，逐步发展起来联盟了。正如赵品三在回忆录中所叙述的“：中央革命根据地的话剧工作，是先从部队开始的，一开始就不是单纯地只为娱乐，也没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它完全是由于部队政治工作与当地群众工作的需要，在部队中自然而然地生长起来的。三、中央苏区的戏剧事业是革命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党和苏区政府十分重视戏剧文艺的地位和作用，充分利用戏剧这一艺术形式向工农大众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纲、苏维埃政府的政策、法令，号召人民群众积极参加革命斗争。中共自建立苏维埃政权之始，组织机构中就有文化建设的专门机构。在1927年11月发布的苏维埃临时组织法中明确规
6、定，乡、区、市、县、省苏维埃都要设立文化建设委员会。从1930年开始，各地苏维埃政府都相继成立了俱乐部，内设戏剧管理委员会，使戏剧活动的开展经常化、制度化。1932年瑞金中央苏区成立工农剧社总社之后，苏区所属各省、县设立分社，在区、乡、工厂、学校以及各机关、团体设立支社，建立起一个有组织、有领导、系统化的工农剧社网络。各分社业务上接受总社的指导，演出所用剧本和演唱材料由总社承担。在这种形势之下，1933年下半年以后，苏区的戏剧运动又有新的发展。据报道，当时仅“汀洲、叶坪、红校、博生、兴国和江西军区等六处”，已有社员大“约六七百人”。在赣东北，早在1931年10月便成立了“赣东北新戏团”，演职员
7、多达50余人，后来更名为“赣东北省工农剧团”。1933年，该团又从其他文艺社团内吸收了一批新演员，扩大为一团、二团，各有50余人。剧团曾演出独幕戏婆媳扫盲、检查卫生，小歌舞送郎当红军，活报剧消灭白狗子等新戏。在湘赣省，1933年统计，有新剧团71个，歌舞团11个，演出过父与子、十杯酒、新小放牛、龙冈擒瓒、送郎当红军、活捉侯鹏飞等革命戏剧。在一些地区，以新编戏剧、歌谣反映重要的社会问题，成为苏区社会建设的一大特色。如，为防止传染病的发生和蔓延，苏区曾经开展以预防传染病为中心的卫生防疫和以讲究卫生、除害灭病为中心的清洁卫生两大运动，为唤起群众的为生意识，剧社便组织编写了检查卫生等戏剧进行演出，结果
8、极富成效。这些演出通常安排在作战、生产的间隙，“业余”性质较强，包括场地在内的若干必备条件都不能保证，这就给剧团的排练带来一定的困难，往往手里有剧本，但由于时间过于仓促，准备工作便不很充分。但是这些困难丝毫影响不了剧团演戏、军民看戏的热情，因此许多演出都是以军民对歌拉开序幕，歌词大都是现编现唱，唱“共产党好”，唱“红军好”，唱“军民团结”，唱“光荣当红军”，唱“保卫苏区”，如雷的掌声中，台上台下展开“互动”，你唱我和，此起彼伏。观众人山人海，场地不够，就挤在山坡上、树林里、草墩顶。红军的领导人也和战士们、老乡们挤在一起观看。有时演出过程中下起雨来，人们就披上蓑衣、戴上斗笠，直到演出结束。在不同
9、的发展阶段，有的剧目中虽然也存在某些口号式、概念化的倾向，但从总的方面看，红色戏剧中的绝大部分都做到了将革命的浪漫主义与精细的艺术形象的创造有机的融为一体，塑造了一大批栩栩如生的工农兵新形象，极大地开拓了戏剧艺术的新天地。戏剧运动在土地革命时期之所以取得非凡的成功，与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积极作为分不开，也与其本身所具有的特点密切相关。这些特点主要表现在这样几个方面：1.阶级观点明确、立场鲜明，突出宣传、教育功能，贯彻了党的文艺为工农大众服务的方针。2.演出内容主要是革命题材，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和犀利的斗争风格，是人民群众革命情感的真实流露，鼓舞了民心，振奋了士气。3.短小精
10、悍，形象生动，寓教于乐，适合革命战争环境的演出和劳动群众的欣赏水平。4.具有“大众化”的品格，深深扎根于人民群众的土壤之中。四、中央苏区红色戏剧运动的艺术价值起先红军队伍中并没有设立剧团机构，也没有专门演员。每逢演出便不论职位高低，全军动员，群众参与演出的热情也很高涨。这样，戏剧起到了移风易俗的效应。久而久之，文化娱乐代替了酗酒、赌博。村与村之间的封建宗派的仇视与猜忌也不见了，这自然是革命翻身的结果，但文艺生活的陶冶确实起了明显的作用。到苏区考察的美国记者斯诺曾记载道“农民们老远来看我们红军演出，有时，我们临近白区边界，国民党士兵偷偷地带信来要求我们的演员到边界的集市上去。我们去后，红军和白军
11、都不带武器前来集市看我们的表演”。可以看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这种红色戏剧甚至超越了敌我双方的界限。对于戏剧的这种“真实的幻觉”，中外戏剧家和学者有着不同的看法。晚清小说理论家天缪生批判文人雅士不道，世间观剧者多妇人孺子细民，致使戏曲堕落。英国诗人威廉？巴特勒？叶芝与作家格雷高里夫人都公开批判民众不分虚构与现实，既葬送了民族戏剧也葬送了民族政治运动。周宁教授认为，在作为文化仪典的乡村戏剧中，表演与生活、虚构与现实的界限是移动的，模糊的，甚至可能完全消失。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环境戏剧，观念变成群众，戏剧变成生活，意识形态中的规范被象征地申明、确认了，某些压抑性的禁忌也以狂欢的形式被冲破了，由
12、此社会或者超于新的平衡，或者因为过分压制而导致骚乱。美国著名戏剧理论家汉弥尔顿则认为这不是戏剧堕落，而是戏剧的本质。剧场中的人群永远是孩子气的、感情用事的、轻信而好激动、喜欢热闹的，他们的心理介乎于妇孺与暴民之间。由于中国戏曲一向有假定性的存在，使得观众很容易就产生了轻易相信剧中发生的一切的能力，并且让观众在观演过程中混淆自己的身份和演员的身份，而进入情节。这样，虚构转化为现实，舞台转化为生活，观众转化为群众，表演活动也就变成了社会政治运动。正是鉴于此，晚清、辛亥革命以及“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都热衷于戏曲改良运动。李孝悌的博士论文戏曲、社会与政治：中国知识分子与大众文化就是论述晚清的统治者和精
13、英人士是怎样在20世纪初期发现并利用戏曲这一传统艺术形式来达到其启蒙或教化社会的目的的。因为艺术模仿的目的是旨在把接受者放在现实的对面，使其通过一种形象来感受由现实引起的情绪和情感，然后使其重新置于现实之中来实践改变现实的行为。伊利莎白？彭斯在戏剧性：剧场与社会生活惯例研究一书中提出所谓的“戏拟惯例”与“征实惯例”之间的矛盾与关联关系，也说明了这一点。她认为剧场是嵌陷于社会意识形态中的，艺术文本与社会语境的边界是移动的、透明的，演出经验创造的可能的世界随时可能转化为观众社会政治经验中的现实世界。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