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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汉代的“发兵”制度关键词发兵；信物；符节台；汉代摘要汉代发兵有四种信物：虎符、节、羽檄、诏书。王朝设有符节台管理符、节、玺印。虎符要与诏书同时使用。节的使用没有地域限制。羽檄曾一度独立作为发兵信物，表示情况紧迫，请求援助的信物。西汉中央对地方控制力强，调兵权掌握在皇帝手中，东汉地方统兵权与调兵权逐渐合一，虎符发兵之制很大程度上被破坏，节不断流行起来。汉代的“发兵”，就是指汉王朝或地方郡、国对于军队的调动，主要是指中央对地方军队的调动。这是军制中很重要的一个 问题
2、 ，然而，却没有得到学者足够的重视，多数与军制 研究 有关的论著对它根本不提，少数学者对它所作的论述也极其简略，而且互不相同。如宋代陈傅良说汉高祖刘邦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1。宋人钱文子说西汉“村官、骑士，非虎符不得辄发”。其门人陈元粹说：“兵皆散于郡国，有事，则以虎符、檄召而用之。”现代 学者程树德说：“汉时发兵须有虎符。”3 中国 军事史说：“发兵时，必须有皇帝的虎符和竹使符。”4中国军事史辞典说：“虎符，中国古代调发军队的一种信物”，“羽檄，汉代调发兵士的一种凭证。例同虎符。”5以上记述的互相歧异之处是显而易见的；而且，迄今还从未有人将汉代“发兵”作为一个制度加以研究。
3、为弥补这一缺陷，我准备对汉代的发兵制度作一初步的探讨，希望得到专家们的指正。一汉代发兵的几种信物汉代发兵的第一种信物是虎符。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竹使符皆以竹箭五枚，长五寸，携刻篆书，第一至第五。”师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同样的记载又见史记卷10孝文本纪之集解及后汉书卷31杜诗传之李贤注。又资治通鉴卷13，汉高后八年七月，胡三省注引“应劭曰”也基本相同。可见，说汉代以虎符发兵是没有问题的，我们从史书中能找到大量以虎符发兵的例子。应劭还说到了竹使符，
4、是用竹制成，其形似箭，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五枚，每一枚长五寸，上面用篆书写有“一、二、三、四、五”等字样。史记卷10孝文本纪司马贞索隐引卫宏汉旧仪：“铜虎符发兵，长六寸；竹使符出入征发。”后汉书卷31杜诗传：“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余征调，竹使而已。”卫宏与杜诗都将“发兵”与“征调”区别开来。“发兵”是指军队调动，这是没有问题的。“征调”是不是指军队调动呢？很可能不是，因为我们遍检两汉的史籍，没有发现一个以竹使符调兵的例子。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刺史，则用之。”这虽然是说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与汉制有继承关系，说得很明白，竹使符是中央为征召刺史等
5、地方大臣而用的，与发兵无关。所以，我认为，竹使符不是发兵信物，中国军事史将竹使符也看作发兵的信物，恐怕是不正确的。汉代发兵的另一信物是节。汉节是竹制，长七、八尺，约合现在的五尺至五尺六寸；节上装饰是旄牛尾，共有三重，颜色时有变化，最初为赤色，武帝时因戾太子矫节发兵，乃加黄旄于第一重之上，以示区别；王莽时似乎节旄皆黄，光武又恢复汉旧，直至中平二年，因为袁绍弃节，董卓又改节上黄旄为赤6。汉代以节发兵的事例很多，如汉武帝建元三年派严助持节去会稽发兵以救东瓯7。武帝元封三年十二月，济南太守公孙遂督两将征朝鲜，因楼船将军行动不及时，即以节召楼船将军入左将军营计事，并命左将军麾下执楼船将军，兼并其军队8。
6、武帝天汉二年，因东方盗贼猖撅，使光禄大夫范昆及故九卿张德等衣绣衣，持节、虎符，发兵以击贼9。征和二年闰四月，戾太子以节发长乐宫卫士，又使长安囚如侯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皆以装会，因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而不果；太子又以节令护北军使者任安发兵，任安知节有诈，受节而不发兵10。到东汉时，以节发兵越来越普遍。如光武建武二年八月，命太中大夫伏隆持节使青、徐二州，招降郡国11。桓帝延熹四年冬，以皇甫规为中郎将，持节监关西兵讨零吾12。类似例子不胜枚举。但以上著作在说汉代发兵信物时，没有一部提到节的。汉代初期，还曾以羽檄作为征发军队的信物。汉书卷1下高帝纪下：十年九月，代相国陈豨反，帝谓左右说：“非汝所
7、知也，陈豨反，赵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计唯独邯郸兵耳。”颜师古注：“檄者，以木简为书，长尺二寸，用征召也。其有急事，则加以鸟羽插之，示速疾也。”这条材料又见西汉会要卷57兵二。所以陈傅良说汉高祖时，“材官骑士散在郡国，虎符与檄召而后来”。以后，因羽檄而发兵的记载还屡见不鲜。但我认为，羽檄本身并不是一种发兵的信物。因为，羽檄不具有强制发兵的效力，见到檄的地方不一定非发兵不可。如，汉高祖说：“吾以羽檄征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如，淮阳王更始二年二月，刘秀与王郎都以羽檄向渔阳征兵，渔阳长官了解清楚刘秀是帝室之胄以后才以兵应之，而王郎的羽檄未被理睬13。而且，羽檄是很容易造伪的，如，
8、淮南王刘安为了达到发兵造反的目的，就使人诈作羽檄，说“南越兵入”14。又如荆州刺史王叡与武陵太守曹寅矛盾，曹寅“诈作按行使者光禄大夫温毅檄移坚，说叡罪过，令收，行刑讫，以状上。坚即承檄勒兵袭叡”15。史书上还有很多矫檄的记录。由于檄容易被伪造，王朝也就不可能强行规定见檄必发兵。羽檄应是一种表示紧急情况的信物，统领军队的长官可以不经中央批准即调动军队，参与所需的军事行动，这一点后面还将进一步论述。玺书或诏令也是汉代调发军队的信物。卫宏汉旧仪：“玺皆白玉螭虎纽，文曰：皇帝行玺、皇帝之玺、皇帝信玺、天子行玺、天子之玺、天子信玺，凡六玺皇帝信玺，发兵，征大臣。”16又隋书卷11礼仪志六云：“皇帝信玺，
9、下铜兽符，发诸州镇兵；下竹使符，拜代征召诸州刺史，则用之。”隋书所说是魏晋南北朝的情况，但应是与汉制相仿佛。按，汉代玺书，又名制书，又称制诏，王国维屯成丛残考释简一、二，释汉宣帝神爵元年所赐酒泉太守制书，引蔡邕独断云：“制书，其文曰制诏三公、刺史、太守、相。”又云：“凡制书，有印使符，下远近，皆玺封，尚书令重封。”王：“故汉人亦谓之玺书。”17又汉书卷63武五子传，卷69赵充国传，书皇帝的玺书为“制诏”18。可见，以玺书发兵应该就是汉旧仪所说的“皇帝信玺”发兵，而以诏书发兵很可能即是玺书发兵的另一说法。所以后汉书杜诗列传说：“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学者们都没有论及玺书或诏书为发兵信物
10、这一点。 二汉代发兵信物的使用方式及管理汉书卷4文帝纪：“二年九月，初与郡守为铜虎符、竹使符。”19颜师古注引应劭曰：“铜虎符第一至第五，国家当发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听受之。”顺古曰：“与郡守为符者，谓各分其半，右留京师，左以与之。”汉代虎符是铜制，分成两半，右半部分留京师，左半部分发给有关地方长官，上面用篆书刻写了“一、二、三、四、五”等字样。王国维屯戍丛残考释杂事类说：“汉晋兵符，每字中分，以为合符时之验。”当中央王朝或地方需要调动军队时，就派使者去合符，两半符的文字能够完全合起来时，就可发兵。汉代对于虎符的使用有很严格的规定。虎符一般要与玺书或诏书同时使用，汉书卷35吴王濞传：“七
11、国败，弓高侯告胶西王卬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去义国王其自图。卬遂自杀。”诏书与虎符同时使用，虎符是发兵信物，诏书则是为了明确统兵长官的职权和任务，以免造成统兵者滥用权力，危害治安的后果。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玺郎中四人。本注曰：旧二人在中，主玺及虎符，竹符之半者。”李贤注：“周礼：掌节有虎节、龙节，皆金也。干宝注曰：汉之铜虎符，则其制也。周礼又曰：以英荡辅之。干宝曰：英，刻书也。荡，竹箭也。刻而书其所使之事，以助三节之信，则汉之竹使符者，亦取则于故事也。”可见，汉代竹使符上必刻要求地方官办理的事情，铜虎符上是不能补刻文字的，所以必须用诏书加以说明。汉代中央设有符节台保管玺和符节，汉书卷68霍
12、光传孟康注：“汉初有三玺，天子之玺自佩，行玺、信玺在符节台。”我们已证，皇帝信玺是发兵玺。符节台有符节令、尚符玺郎等官，北堂书钞卷68设官部：“符节令，领尚符玺郎四人。”职官分记卷22引环济要略：“符节令掌天子符玺及节麾幢，有铜虎、竹使符，中分之，留其半，付受为信。”类似记载又见 文献 通考卷115及续汉书百官志三。尚符节郎最主要的素质是明晓 法律 ，清代孙星衍辑录的汉官曰：“符节，当得明法律郎。”20这大概是因为符节玺印的出入事关重大，掌之者非有充分的法律知识不可。地方官赴任之前，由符节郎秉承皇帝的意旨，授给相应的符节，太平御览卷274：“挚虞新礼：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钺于朝堂。新礼
13、：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按：御览此处引文有不恰当的删节，晋书卷21礼志下：“汉魏故事，遣将出征，符节郎授节钺于朝堂。其后荀顗等所定新礼，遣将，御临轩，尚书授节钺，古兵书跪而推毂之义也。”可见，尚书郎授节钺是西晋荀顗等人改定礼仪之后的事，汉魏时期是由符节郎授节钺，不由尚书郎。汉代中央与地方之间有使者，迅速地往来于两地之间，以传达信息，清代纪昀辑录汉卫宏的汉宫旧仪记载：“奉玺书使者乘驰传。其驿骑也，三骑行，昼夜千里为程。”21有了虎符、玺书后，还得有当地主要的长官在场，发兵才算合法。具体说，郡须有太守、都尉，县须有令长、丞尉，国须有王、相、内史、中尉这些官同时在场，才能
14、合法地完成发兵之举。如淳说：“太守、都尉，令长、丞尉会都试，课殿最。”22汉书卷44淮南王安传：安欲发王国兵反，“恐相、二千石不听，王乃与伍被谋，为失火宫中，相、二千石救火，因杀之。”又“与太子谋召相、二千石，欲杀而发兵。召相，相至；内史以出为解。中尉曰：臣受诏使，不得见王。王念独杀相而内史、中尉不来，无益也，即罢相。”这是没有虎符与诏书授权情况下的发兵之举，虽未成，但从反面说明王国发兵必须有相、内史、中尉同时参与。这一点，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卷15已言之，可参看。在情况并不很紧急的情况下，无虎符而动用军队是算作“乏军兴罪”的，汉书卷99下王莽传下：“未赐虎符而擅发兵，此弄兵也，厥罪乏兴。”颜师古
15、注：“擅发之罪，与乏军兴同科也。”而乏军兴通常是处死罪，严重的还要收妻子、于女为官奴婢或刑徒。但汉代还是有不少擅自发兵的事例，如汉高后八年齐王发本国兵及琅邪国兵，以图诛诸吕23；景帝时吴楚七国擅发兵造反24；宣帝元康元年，冯奉世以节擅发西域诸国兵击莎车25。这些“擅发”的成功，说明汉王朝虽有严刑峻法惩治擅发之举，却没有有力措施防范擅发之举于未然。相形之下，以节发兵就没有这么严格的规定。虽然我们也看到这样的材料，如汉书卷66刘屈氂传：“太子召监北军使者任安发北军兵，安受节已，闭军门，不肯应太子安坐受太子节，怀二心，腰斩。”这说明汉朝对于以节发兵也有比较严格的规定，相关的人不得不慎。但我认为，比起虎符来说，以节发兵是比较随便的。首先，虎符是要与玺书或诏令相伴而行的，节却很可能不需要。汉书卷64严助传：武帝建元三年，严助被派遣持节发会稽兵救东瓯，“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旨，遂发兵浮海救东瓯。”如果严助持有武帝的诏书，他以节发兵是不会遇到这么大的阻力的；征和二年闰四月，戾太子派人持节发长水及宣曲胡骑，如果节与诏书要同时使用才能发兵，他的骗局不待侍郎莽通告胡人“节有诈”就将被识破，因为戾太子有节却并无诏书。其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