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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核能可持续利用问题的分析一、引言XX年日本地震海啸引起的核辐射问题威胁全球性人类的生存安全，上升到人类生存权利的哲学与伦理学高度。在人类面临共同的灾难时应该怎样去应对?有没有有效的理论和应急机制去解释和应对这一切?回顾这些严重影响到人类最基本的生存权利事件：1979年美国的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和1986年的切尔诺贝利核泄漏事件以及日本最新的这一次人类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核污染事件，引起了学者关于生存权的伦理学、哲学和生态学等研究的一场论战，足以引起人类沉思自己的未来。核
2、能开发利用从本质上看就是发展的问题，但同时也是发展模式的问题。从概念定义上看，核污染是人类在利用能源与资源的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系统的破坏影响，但是这一概念上升到战略的层面就是核能实质是作为全球性公共事物，它的开发利用模式应是全球共同治理合作、战略互动的一种模式。由于中国核能利用目前已从1980年代所占能源产出总量的3左右增长到XX年的9左右，纵观中国国家“十二五规划”中的能源战略目标，那么基本的战略是到XX年新建40个核能机组，未来中国与全球其他经济主体的核能开发利用将处于核心地位。由于经济发展是永恒的主题，那么能源安全和平利用问题也就是永恒的主题。从能源发展战略的研究看，中国应积极发展核电对能
3、源可持续发展的地位和作用，因为核能作为一种可持续发展能源，具有非常广阔的发展前景。中国国家原子能机构秘书长王毅认为，经济发展、气候变化和能源安全是国际社会共同面对的全球性问题，全球化的进程加快技术科学和信息的流动将推动世界应对全球性核能安全治理机制的完善。杨玉峰和韩文科(XX)研究表明，XX年全球金融危机后核燃料价格在经历了与煤炭、石油价格同步波动变化后保持相对平稳，世界各地越来越重视发展核电，全球将迎来核电发展新阶段。基于理论界与实践界的重要共识，政府行动显得尤为重要。袁小梅(XX)研究认为，政府行动能有效提供公共物品以满足公共需求，生态文明建构下的政府也必将生态保护方面的需求视为其公共物品
4、供给的重要内容，政府不仅是保护生态环境的主导力量，更是居于生态治理的主导地位。从国际战略竞争方面来看，刘林青、谭力文和马海燕(XX)认为，产业国际竞争力是当前战略管理和国际贸易领域的一个重要研究问题，治理是关键。核能产业实质上也是一种治理问题，不同的主导治理模式体现了国家和企业在其中扮演的不同角色，进而形成对核能产业国际竞争力的不同影响。全世界大国在危机后的能源战略依然没有改变，发展核能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很重要的动力来源，因此，全球性战略不会有大的改变。从这个角度看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战略合作共同利用核能将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和不可逆转的趋势。二、核能治理实质(一)核能是一种公共事物利用有限的经济资
5、源发展经济，这样的经济资源本身就是一种经济事物。通过竞争性和排他性的组合分析，可以把经济事物分为四类：私用事物(比如食物、汽车和衣物等)、公共事物(比如共用牧场、共用渔场、森林、核能和风能等)、俱乐部事物(卫星电视信号、收费公路等)和共享事物(国防、免费电视等)。公共事物的本质特性是非排他性和竞争性：核能的全球性利用现状表明核能的非排他性，核能技术的专有性表明核能利用同时具有竞争性，从这个角度来说，核能实质上是一种全球性公共事物。由于核能作为一种特殊的全球性公共事物，从核污染的角度看，核能污染的全球灾害性决定了核能污染的流动性，主体国家的政府行动成为必然。公共事物的特性决定了利益主体利用行为，
6、需要科学理论来指导。治理理论长期以来处于经济学研究忽视的边缘，近年来的全球生态系统安全问题的不断增多让更多的学者回归到这重要的基础研究领域，所以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颁给最能让人们思考自身生存权利的治理理论的奠基性人物奥斯特罗姆被认为是迟到多年的荣誉。她开创的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理论被认为是多中心治理，实质是一种分权治理，认为治理主体的大小和边界是一种经济发展演化的结果，不可能有明确规定，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看，治理理论本质是一种建设而非破坏的理论。核能作为全球性公共事物的多中心治理主体有很多，但是最重要的就是不同国家或地区作为不同中心共同的合作治理的模式。对于常见的公共事物，谭江涛、章任俊和王群(
7、XX)的研究认为，渔场、森林和水资源的破坏与流失已经成为全球需要共同面对的问题，仅仅明白这些公共资源消逝的原因是远远不够的，主要问题是如何运用概念化的语言，科学地描述和解释复杂的社会生态系统。XX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奥斯特罗姆开发了一个社会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框架，理论研究与实践研究已经表明自主治理的可能性存在，治理理论的目的是为了实现社会生态系统的可持续发展，此后研究者又对这个研究框架作出了动态扩展，使原来社会生态系统总体分析框架更有解释力。蔡绍洪和向秋兰(XX)研究认为，奥斯特罗姆提出的公共事物自主治理思想，拓宽了制度分析的视野，对公共事物治理理论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引
8、导人类走向一个可持续发展的经济与生态系统良性循环的人类社会。广义上看，地球是全人类共同的家园，也是最大的生态系统，每个国家或地区通过领土共同联系在一起，由于核能安全问题流动性、严重性极大的特点，必然需要共同合作治理。完善这种治理，那么核能的多中心治理的逻辑在合作机制的完善下，便是优化的全球性核能共同治理模式。 (二)核能全球共同治理可能性分析 核能利用有经济利益产出，也有污染产出。为了探索国家合作治理的可能性和分析的方便性，利用经济博弈论，提出以下假设。假设1：作为核能全球性治理的两个国家相互之间进行博弈，核能开发过程中污染水平有一个既定的上限；假设2：核能开发利用在一定时间内最大经济产出为L
9、，支付报酬为单位收益；假设3：合作的结果是每个国家产出L2，各获得10单位收益，如果有某个国家选择背叛，一个为11单位收益，另一个为1单位收益。图1显示博弈的4种均衡结果。(1)非合作不完全信息博弈的结果是两个国家都背叛非理性开发，结果是核能污染最大化，两个国家的收益为(0，0)。(2)存在一个集权完全信息的共同机构对每个国家核能生产进行计划控制，结果是污染水平为一个固定的数，两个国家的收益为(10，10)。(3)存在一个集权的不完全信息的共同机构，由于存在信息不对称性，假设对背叛者正确惩罚的概率为y，不正确惩罚的概率为1-y；对合作者正确惩罚的概率为1-x，对合作者错误惩罚的概率为x。由于共
10、同机构缺乏完全信息，这种条件下理性国家的理性选择是背叛，这样的结果比第一中情况更坏，污染更严重变得无穷大，两个国家的收益为(-2y，-2y)。(4)如果理性国家可以通过跳出共同机构的约束，国家与国家之间通过合作谈判的形式制定共同治理的合约，虽然当中可能会产生谈判等成本e，但是博弈的结果是两个国家合理生产核能后，结果是污染水平是个既定的常数，两个国家的最优收益为(10-e2，10-e2)，这样在不断通过信息交流合作的形式下谈判等成本e将变为尽可能小，从而实现核能污染最小收益最大的帕累托最优，这种博弈结构被认为是最好的治理方式。通过上面的博弈结构分解，已经知道博弈的合作均衡解的最优结果是合作的制度
11、安排和国家与国家边界互动作用共同决定了核能的全球性治理的治理逻辑。生态经济与循环经济研究表明，在全球生物圈的能量和物质转换过程中，每个国家之间是相互联系在一起的，从逻辑的角度来看，只有国家与国家作为不同的中心共同合作治理才能设计出最好的核能治理机制模式。任志宏和赵细康(XX)从公共管理方式变革和治理的角度讨论环境治理方式研究，他们认为，公共事物治理新模式的诞生为政府实现其职能提供了新的机会和选择，为政府开拓治理新途径和创新治理手段提供了现实基础，这也是环境治理方式不断创新以及新工具出现的根本原因。三、核能治理框架与变量分析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收益和成本是经济行为的重要指标依据。不同国家合作共同
12、对核能治理的过程必然要考虑国家的收益与成本。从整体经济系统来看，核能的治理框架分为外部世界、内部世界和结果，三者的互动关系如图，2所示。在模型内部影响国家策略选择的内部世界分为四个内部变量(内生变量)，分别为内部贴现率、预期收益、预期成本和策略选择，四者关系见图2。通过对核能治理框架的深化，奥斯特罗姆从经验案例研究中得出了很多有实质意义的外部世界的变量(研究结论参见公共事物的治理知道集体行动的逻辑，奥斯特罗姆著)。外部世界变量对内部世界变量的影响主要分为4个大变量，分别为规则收益的信息变量、以往监督和实施成本的变量、规则转换成本的变量和影响内在规范和贴现率的变量，每个大变量下面分为多个不同的测
13、量变量，具体见图一2。对不同国家的案例研究得出的治理框架和框架内部和外部的影响模型的变量也为后续研究可通过对测量变量的测量进行实证分析，以期找出这些变量与内部世界之间的结构模型，李玉华和杜晓燕(XX)研究认为，全球治理指数是用以衡量一国政府公共治理成效方面最为权威的指标体系，全球治理指数由话语权与问责、政治稳定与杜绝暴力、政府效能、监管质量、法治和遏制腐败等六个子指标构成并进行了探索性研究。虽然是初步的研究，但将是后续核能治理实证研究的重要依据。四、核能共同治理原则与制度设计为了更好地对治理目标进行治理实施，必须设计治理的基本原则。由于已经有经济学研究者因这方面的研究成果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14、本研究借鉴奥斯特罗姆的研究结论，应用到全球性核能治理的框架中去，具体的治理原则见表2(公共事物自主治理理论的治理原则来源于公共事物的治理知道一集体行动的逻辑，奥斯特罗姆著)。由于这些经验原则总结依据奥斯特罗姆对瑞士、托拜尔、日本、西班牙、巴伦西亚、木尔西亚、澳瑞辉拉、雷蒙德、菲律宾、土耳其、斯里兰卡、加拿大、莫哈韦等国家的多个地区长期调查研究得出，依据经济科学研究的普适性原理借鉴和创新是最好的应用结果，这些国家的多个地区对公共事物治理的实际绩效通过这8个原则的得到了验证。如表2所示，有了好的治理原则，就能够设计出好的制度安排，核能治理作为公共事物中的一种适用这样的原则进行制度设计。蔡琴、刘志林
15、和齐晔(XX)研究认为，在科学发展观背景下，我国城市发展面临新要求、新导向和新约束，通过治理原则的设计因地制宜、探索可持续城市化的道路是每个城市政府必须面对的机遇和挑战。这也为治理理论原则的设 计提供了某种巧合的证明。 为了研究原则的适用性问题，蔡晶晶(XX)的研究认为，作为人类社会互动的游戏规则，制度在不同层面发挥着重要作用。经济学对制度的研究，已经成为经济学与政治学整合研究的重要途径，当代社会科学领域的“显学”之一。核能治理的上述原则的实施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核能的全球性治理实质上要通过经济哲学的思维进行集体产权的保护。从成本经济学和制度经济学分析核能放射的外部性只有负面的，而核能作为非私有
16、产权也非公共产权是介于两者之间，从小的方面来看，需要每个理性个体和国家制度的共同约束下安排好集体(国家)的治理模式。在这样的互动中理性的个人、理性的集体和理性的国家将决定核能治理是否能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全球共同治理的均衡结果。石明明、刘向东和张小军(XX)通过经验研究发现，区域森林资源对本地居民的福利具有较为重要的影响，地方政府应将环境公共治理政策纳入到政府目标函数中，地方环境公共治理与国家或全球范围内的相关政策目标具有一定的兼容性和一致性，需要构建一种以森林资源管护为子目标的公共治理绩效评估机制，以推进这一政府行政职能当代转型的可实施性与可观测性。制度经济学中的产权经济学认为，产权的互动问题是所有经济问题的重要根源。产权互动说明在治理全球性核能安全问题的一个好的制度安排是重要的。从边界的角度来看制度分为国家制度和和集体制度，两者共同影响理性国家及国家内部理性人的行为和结果。国家制度的实施分三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