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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领域，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一向被视为该学科的开创性著作。而事实上，在冯著之前的1957年，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就曾以油印本刊行。XX年9月，该书收入福建教育出版社发行的朱谦之文集第4卷。其中，朱先生明确指出该书“一九五四年六月初稿，一九五七年三月增补”。之后，他又于1959年8月完成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手稿。遗憾的是，这部手稿并没有出版。而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研究是在1962年4月全
2、国政协三届三次会议上作为任务之一纳入其工作计划的，1962年12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因此我们说，朱谦之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才是该学科真正的开创性著作。1952年，全国大学院系调整，时任中山大学哲学系主任的朱谦之先生调入北京大学工作。最初，他研究戊戌维新思想，但和同组之间在康有为、梁启超的评价问题上以及商业资本的理论问题上争论不休。为了避免纠纷，朱先生改而专心研究史料学，前后写成老子校释王充著作考新辑本桓谭新论等个案史料研究著作。此外，他还为进修教师和北大及科学院研究生设立“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课，并写出讲稿。此讲稿就是1957年付诸油印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以此为中心
3、，我们从6个方面探讨。一、重点选题：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体例作为学科开创者，朱先生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并没有可资参照的对象。因此，如何将其编成有组织的系统，亦即篇章体例的设计就成为他不得不思考的问题。从书名来看，其写作内容应该是包括整个中国哲学通史的史料学。而史料学是史学的主要分支学科之一。那么，作为中国哲学史学科体系重要分支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能否仿照“中国哲学史”设计篇章体例呢？应该说，这不失为一个可行的路径。1957年之前，“中国哲学史”的代表作有两本：一是胡适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大纲，1919年2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二是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史，冯著上卷完成于1929年底，193
4、1年2月由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下卷完成于1933年6月，1934年9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的上下两卷。胡著只有古代哲学部分，但其中明确说“若有人把种种哲学问题的种种研究法和种种解决方法，都依着年代的先后和学派的系统，一一记叙下来，便成了哲学史”；冯著是通史，它把中国哲学史分为子学时代和经学时代，并以人物、派别为中心写作，这表明二人认可的篇章体例都是以时代为序，分别介绍各流派、各思想家的哲学思想。对这种中国哲学史的篇章体例设计，朱谦之先生是赞同的，他在1953年完成的中国哲学史提纲的体例就是这样安排的。然而，他并不主张“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体例也要如此设计，这应该是基于其反对“史学只是史料学”
5、的坚决立场。他在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篇章结构时，特意与“中国哲学史”的体例区别开来，以表明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二者都是不同的。朱先生的油印本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除了书末的“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正误表”和“关于孙中山思想史料的改写”之外，共有11个部分，分别为：第一讲“史料学”、第二讲“殷周哲学史料”、第三讲“中国人的智慧易经”、第四讲“老子的史料学”、第五讲“庄子书之考证”、第六讲“桓谭与王充著作考”、第七讲“列子书与魏晋清谈家之关系”、第八讲“弘明集之研究”、第九讲“四朝学案批判”、第十讲“近代思想史料选题”和附录“古典哲学著作要目”。此书的篇章安排与后来的史料学著作如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史料
6、学初稿、张岱年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刘建国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概要、萧萐父中国哲学史史料源流举要、刘文英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和商聚德、韩进军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论稿等都是不同的，这些论著一般包括史料学通论和具体史料学两个部分：通论部分讲史料学的定义、分类和方法等；具体史料学部分仿照中国哲学史的体例以时代为经、人物或著作为纬介绍哲学史料。而朱谦之先生却试图通过将重点著作作为选题的方式来设计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著述结构。如上所示，其对先秦哲学史料，有专门讲述易经老子庄子的章节，但对与哲学密切相关的经学著作如诗经尚书春秋礼记等并没有涉及，另外，对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思想家孔子、孟子、荀子、韩非子、孙子、惠
7、施、公孙龙等也是或稍带提及或根本不提；对两汉哲学史料，以桓谭和王充的著作考证为中心，却没有讲名儒董仲舒以及汉代非常盛行的谶纬神学著作；对魏晋哲学史料，以列子杨朱篇的真伪考订为中心，而属于哲学史史料范围的何晏、王弼、嵇康、阮籍、向秀、郭象等重要玄学家的著述情况却没有探讨；对魏晋以后只讲三教斗争的史料，以弘明集为中心；对宋元明清的哲学史料，以对“四朝学案”的批判为中心，等等。之所以这样安排，是因为他认为中国哲学史有一个内在的逻辑线索：“易经的思想以殷商卜辞为前提，老子的思想以易经的思想资料为前提，庄子的思想是以老子的思想材料为前提”；王充的思想以老庄为前提；之后的魏晋玄学从清谈开始，而“魏晋清谈的
8、思想来源，不但出自推分命的王充论衡，更重要的是出于贵放逸的列子书中的杨朱思想”；玄学演变而有三教斗争，“弘明集的研究，也可以说主要地就是关于三教斗争史料的研究”；“四朝学案”几乎涉及所有宋元明清时期的重要哲学思想，因此，以之为中心讲史料批判的范式便能知道这个时期哲学史料的大致情况。我们认为，尽管朱先生说明了这种篇章体例设计的原因，亦即揭示了它的合理性，但客观地说，它是难以保证其论著中哲学史料的全面性和完整性的。虽然该书附录部分按古代哲学、中古哲学、近古哲学三个阶段列举了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著作，但是作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专著，仅仅这个目录是远远不够的。然而，朱先生这种重点式选题的设计方法对于今
9、天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体系的规范化、科学化以及研究范式的多样化是有启发意义的。二、三层递进：界定“中国哲学史中料学”任何一个学科的创立，首要的理论前提都是要知道其所要创立的是什么？亦即，如何界定该学科。例如，创立哲学学科，要知道哲学是什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学科的创立当然也能不例外，它也需要知道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是什么。朱谦之先生是通过三层递进的方式完成这个概念的界定的。第一，什么是史料学？关于这个问题，朱先生区分“叙述的方法”和“研究的方法”，认为前者是历史学，后者是史料学。他说：“搜集材料和分析材料的工作，就所谓研究的方法，而历史研究的方法，则就是所谓史料学。换言之，即搜集和分析从事历史研究时之所
10、依据的各种各式材料。”简单地说，史料学的任务是搜集和分析材料，而这个工作是从事历史研究的前提。因此，“史料学还只是史料学，不就等于是历史学”。这种观念是在批判傅斯年先生“史学只是史料学”的主张中形成的。1928年，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傅氏在历史语言研究所工作之旨趣中发表了“近代的历史学只是史料学”的著名论断，表明其意欲摆脱传统史学束缚从而建立实证客观的“科学史学”的学术取向。而提倡现代史学运动的朱谦之先生早在1935年代理中山大学文科研究所主任时就反对“史学即为史料学”的说法。1940年，他又著考今一文作进一步的解释：“因认史学只是考古，所以读史只要蛮记事迹，而不能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历史学
11、当然只好是史料学了”，“最后，我们以为历史乃是时间的学问，时间的意义就是现在现代史学与从前史学的不同，即在从前史学以考古为目的，现代史学则以考古为方法，而以考今为目的”。这样，史学的生命中心就是“现代”，而不仅仅是史料的罗列。写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时，朱先生已深受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影响，因此他认为把史料学等同于史学是资产阶级史家对历史学的有意歪曲，其意图是“可以唯心主义的精神解释史料，乃至直接捏造史料”。如此，就会脱离社会经济关系与阶级斗争来整理史料，而完全忽略了“历史资料是一定社会环境的产物”这一个社会发展规律。第二，什么是哲学史史料学？朱先生认为，就研究方法来说，哲学史史料学和一般史料学没
12、有什么不同。在哲学史叙述社会背景时，一般史料学的研究方法完全可以适用，而从史料来源的维度看，二者就有分歧了。因为普通历史的史料来源有遗物、传说和文字记载三大类，而哲学史的史料来源是哲学著作本身，即只限于文献学的史料，不出文字记载的范围。虽然哲学史可以追溯到神话传说时代，但也必须通过古文字史料。因而，朱先生说：“有效地利用这些哲学文献史料，全面地批判分析，确定其来源、阶级性质和用途，以及可靠程度与实际价值，这就是所谓哲学史史料学”。第三，什么是中国哲学史史料学？马克思主义认为，一切都依条件、地方和时间为转移。根据这个原理，朱先生主张，研究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一方面要注意哲学史史料学的普遍法则，另一
13、方面也要注意中国哲学史史料学有其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是因为，各国所用的文字情况不同，因之所用以处理文字史料的学问，也将具有其特殊的不同的面貌。中国保存有极其丰富的哲学史料，就四部而论，不但经部、子部是哲学史的主要史料，而且史部、集部也都部分包含哲学史的主要史料。所以朱先生认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来源很久，历史上存在很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关系著作”。他在介绍了与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密切相关的辨伪学、校勘学、目录学、训诂学和辑佚学等方面的“关系著作”之后明确指出，其中包含着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研究和成绩，为今后这一门新学问创立了有利的历史条件。他还指出，编纂马克思主义中国哲学史教科书要有正确的史料作
14、根据，因此中国哲学史史料学这一门学问不仅是十分必要的，而且具有重大的科学意义和实践意义。基于此种认识，朱谦之先生第一个对“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作出界定：“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则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历史研究方法论一般原则的基础上，与中国关于哲学著作之考订、校勘、分类、训诂、辑佚等特殊工作统一起来的学问。”这是一个极富洞察力的见解。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很重视整理中国哲学史料的方法。而中国哲学史史料学50多年来的发展历史表明，史料学方法论在该学科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得到有关专家学者的肯定。三、三重证据：诠释殷商哲学史料在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中，朱谦之先生专设“殷商哲学史料”一讲。在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从史料学角度
15、对当时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一种纠偏。因为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创立以来，殷商时期的哲学思想一直备受冷落。客观地讲，时至今日此种情况也没有明显改观。这是有其历史根源的。1914年，北京大学开办“文科哲学门”，陈黼宸、陈汉章二先生先后讲授中国哲学史。陈黼宸先生的中国哲学史讲义始于伏羲，终于姜太公。陈汉章先生的授课也是从伏羲开始，一年才讲到尚书洪范。这是中国哲学史研究的“信古”阶段，还没有达到近代化的高度。此时，殷商“哲学”尚在研讨范围，虽然他们所谓的“哲学”还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哲学。然而，1917年胡适先生担任北大中国哲学史课程后，开始“截断众流”，从老子、孔子讲起，并用西方学术方法整理中国传统哲学。
16、这些开创性的做法集中反映在其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中。该书是中国哲学史研究进入“疑古”阶段的标志，也是近代意义的中国哲学史学科建立的标志。这时，殷商哲学史料就被列入不被认可的领域。之后，史学界的疑古思潮更是加剧了中国哲学史领域对殷商哲学的搁置。1923年5月，为了从崔述考信录的“儒者式辨古”转变到客观公正的“史家式辨古”，亦即为了推翻旧的古史体系而推进中国史学的近代化，顾颉刚先生提出“层累地造成的中国古史”说，从而掀起了疑古思潮，使得三皇五帝成为神话，殷周以前的古史整个被看做神话传说史。但是，历史学界并没有把殷商放进神话时代。然而，哲学界却因疑古过头的影响连殷商也弃而不论。冯友兰先生虽然自称其两卷本中国哲学史已从“疑古”到“释古”，但该书也没有介绍殷商哲学。而事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