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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新的研究路线的开拓黄宗智教授的 中国 经济 史中的悖论现象与当前的规范认识危机一文1引起广泛关注，不是偶然的，因为它探讨的是明清时期中国商品经济的长足 发展 为何没有导致像西方国家那样走上 现代 化道路这个 问题 ，这是中外学者争论了大半个世纪的一个“老大难”问题。而且，因为它还不仅论证了具体的 历史 问题，而且提出了带根本性的史学 理论 和 方法 问题。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外学者就这个问题提出了众多解说，黄宗智教授把诸家解说概略地归纳为两大理论四派论说，即：一方
2、面是中国大陆学者崇奉的“马克思的古典理论”，其中一派为“资本主义萌芽论”，强调明清时期商品经济的长足发展已导致资本主义萌芽，只是被资本主义入侵打断了正常发展进程；另一派为“封建主义论”，强调中国封建制度的顽强性和停滞性，强调它阻碍商品经济和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也就阻碍了中国走上西方式近代化或现代化道路。另一方面是一些西方学者崇奉的亚当斯密理论，其中一派为“近代早期中国论”，强调中国在受到西方 影响 以前数百年间，商品经济的发展已相当于西方“近代早期”，另一派为“传统中国论”，强调中国“传统”的制度和意识形态的顽固性，认为只是随着西方影响而来的国际贸易和外国投资的扩展，才引起积极的变化，其后未实
3、现近代化，原因不在于西方影响太强，而在于影响仅限于沿海通商口岸。我觉得这样归纳未免过于简化，实际上，中国大陆学者对明清时期存在资本主义萌芽大都无异议。歧异看来是对“萌芽”的发展程度的估计上有差别，特别是在“萌芽难产”原因的解释上，分歧较大。其中一种观点似乎着重归因于封建的专制制度、经济结构和传统价值观念的顽固性，另一种观点则主要归因于资本主义侵略。不过，就某些争论焦点的理论和方法来看确实与黄宗智教授指出的西方学者中的“近代早期中国论”和“传统中国论”存在某些类似之处。危机一文令人耳目一新之处在于，作者从似乎互相对立的各派论说中，鲜明地揭示出其中的共同点：都是从“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信念
4、”或“规范认识”出发，来展开各自的论证；其结果是，其中任何一派面对明清以来中国经济史以至 社会 史中长期存在的“悖论现象”都无法做出令人信服的解释。作者由此指出，各派解释上出现的危机，归根到底，就是“商品化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的危机。我认为，黄宗智教授的这一揭示，不仅在明清以来的中国经济史探讨上，而且在一般史学方法论探讨上，都具有深刻的启发意义。按照“商品化导致近代化”的理论模式，商品化、市场化的运动一旦启动，必然导致 农村 自然 经济解体，农业劳动生产率提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向非农产业和城镇 工业 化的发展。然而，从14世纪中叶到19世纪中叶西方入侵前的5个世纪，中国经济却鲜明地呈现
5、出与这种理论模式相违的事实，也就是黄宗智教授列举的三大“悖论现象”，即：商品化的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的现象长期并存；农业产量的明显增长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长期并存；城镇工业化的明显进展与农村停滞状态长期并存。面对这样的反悖事实，“封建停滞论”或“传统中国论”固然能够对停滞的一面做出一定的解释，却难以对5个世纪中商品化、市场化和城镇工业化的长足发展做出合理解释；“资本主义萌芽论”或“近代早期中国论”则只能对进展的一面做出一定的解释，却难对对停滞的一面做出合理解释。当然，解释还是有的。例如，强调停滞一面的论者可以说，停滞不等于毫无变化，问题是中国封建结构具有特别顽强的自我调节和自
6、我保护能力，诸如，秦汉以来就得到官方认可的土地买卖，没有西方封建社会那种界线森严的等级身分制度，顽强而又富有自我调适力的中央集权专制体制，足以把任何对封建制度起消蚀作用的经济、 政治 和文化因素容纳和消解于自己的体系之中。在实际历史进行中，此类史实确实屡见不鲜，如商人资本与封建地产之间，商人、地主、官僚之间，常能互相转换，甚至融为一体；重农抑商的正统方针，常能与官商相护的实际作为并行；人欲合理论可与“天理至上论”相安并存。这些史实似乎可以证明封建停滞论或传统顽强论的合理性。但是，相反的论点却显得更有说服力。例如，土地买卖和兼并，商、绅、官的互相转换和交融，甚至中央集权的专制制度，在西方中世纪晚
7、期和近代初期，恰恰成了促进封建制度解体和资本主义发展的杠杆，为什么在中国反而成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的陷阱呢？又如，既主张人欲合理又不否认上帝权威的人文主义思潮，在西方揭开了最终埋葬封建神学意识形态的序幕，而出现于明清之际且与西方人文主义似乎有些相似的顾、黄、王等人的“启蒙思潮”，为什么在中国对封建的纲常伦理几乎没有引起什么震动呢？如果把诸如此类的历史疑案都以中国封建制度自身特有的自我调节和自我保护机能作为解方，那种机能本身的来源和存在条件又是什么呢？诚然，正如黄宗智教授指出，还有一种可能的解释，那就是：15-19世纪中国与西方本来都沿着“商品化导致近代化”或“商品化导致资本主义代替封建主义”的道
8、路上前进，只是中国稍慢一步，如果假以更多一点时日，如果“正常进程”不被西方入侵打断，或者如西方的某些“近代早期中国论”者所言，不被革命、战争、灾祸打断，中国就迟早必然要走上西方式近代化道路。可是，也正如黄宗智教授指出，诸如此类的“悖事实”或“反事实”的假设的价值在历史 科学 中是无法验证和承认的。至此，我们不得不赞成黄宗智教授的揭示：各派学者面对中国经济史中的悖论现象陷入的二难困境，根源来自“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不摆脱它的束缚，就无法摆脱困境。怎样摆脱“商品化必然导致近代化，”这个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的束缚呢？自然是首先要坚持以事实检验理论，而不能以理论框筹事实。黄宗智
9、教授特别强调要重视微观 研究 、地方史研究和非西方社会历史进程的研究成果，强调要特别重视那些研究中发现的与根据西方经验做出的理论模式相悖的事实。这无疑是对的。但这是否意味着历史科学不需要任何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呢？当然不是。这里实际上涉及了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以至一般社会科学的不同特点问题。一般自然科学，特别是以无生命物质为研究对象的自然科学，基于研究对象本身的时间空间上的无差别性或“共时空性”，其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只要得到充分的经验事实确认，就具有全称判断的普适性。自然科学家对待氢原子和氧原子时，不必考虑它们是10世纪的还是20世纪的，也不必考虑它们是中国的、美国的或是印度的，只要有两个氢原子和
10、一个氧原子相遇，他就可断定必然会出现一个水分子。在社会-历史科学领域，研究者在面对诸如农民、工匠、地主、商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等等研究对象时，却不能不考虑他们或它们是10世纪的还是20世纪的，是中国的，美国的或是印度的。因此，黄宗智教授一再强调不能把适用于西方历史经验事实的规范认识或理论模式照搬到中国，不能把15世纪中叶-19世纪中叶的中国商品化与西欧特别是英国中世纪晚期和近代初期的商品化等而视之，这不仅对于研究中国经济史，而且对于一般史学方法论，都具有指导性意义。黄宗智教授指出，明清时期中国经济的商品化具有不同于西欧同一时期的商品化的特质，是一种“过密型商品化”(Involutionary
11、commercialization)。Involution，指从边缘向内卷缩，如植物的内卷叶。因此该词也可译为“内卷化”，瑞典人口学家Boserup使用该词来描述人口增长推动种植业转向劳动密集化耕作的现象。黄宗智教授赋予该词以新的含义，认为在技术条件不变情况下，在限定的耕地范围内密集的劳动投入超过极限，就导致边际劳动收益下降，并认为中国长江三角洲的农业耕作在南宋时已接近极限，明清时期的商品经济，是在小农普遍处于超极限的劳动密集投入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故称为“过密型商品化”，其特点是在有限劳动空间内以超密集的劳动投入弥补土地边际收益的递减，求得勉强糊口的生存。超密集的劳动投入既包括粮食生产，也包括
12、棉、纱、布、茶、桑蚕、甘蔗、果品等供应市场的产品的生产。小农在这种情况下从事的商品生产，顾不上以赢利和扩充再生产资本为目的，只能以换取维持糊口生存所需的生活资料和交纳货币租税的银两为目的。在这种情况下，粮食、经济作物和农民家庭手工业产品的产量有可能增加，从而促进工商业城镇的发展，但农民的单位工作日的劳动生产率不会提高，糊口生活水平也难于改善。这就决定了商品化的蓬勃发展与小农生产停留在糊口水平的现象长期并存、农业产量的明显增长与农民劳动生产率的停滞状态长期并存、城镇工业化的明显进展与农村停滞状态长期并存这三大“悖论现象”的存在，而且还决定了与之相关的另一“悖论现象”的存在，就是“分散的自然经济与
13、整合的市场”并存。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的论证是有充分史实依据的。足以支持这一论证的著述，不仅有黄宗智教授所著华北的小农经济与农村变迁和长江三角洲的小农家庭和乡村发展，1368-1988等力作，还有中外学者近年来发表的大量研究成果，值得注意的是，商品化程度越高的南方一些地区，呈现出小农经济过密化越强的迹象。如苏、淞、杭、嘉、湖地区，小农经济商品化程度之高，约居全国之冠。如吴县洞庭东西山一带农民，多“以蚕桑为务，地多种桑，凡女未及笄，即习育蚕，三四月谓之蚕月，家闭户，不相往来。”2在吴江县，“每岁暮春，邑人多治蚕”3。该县“盛泽、黄溪四五十里间，居民乃尽逐绫绸之利，有力者雇人织挽，贫者皆自织，而令
14、其童稚挽花，女工不事纺织，日夕治丝”4。如此高强度的密集劳动投入却仍然只能使小农家庭勉强维持糊口生活水平。如据时人记载，乾隆年间，吴锡“乡民食于田者，惟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月余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5又如据同治上海县志记载，当地普遍兼事棉织的农民，以耕田所获，“输赋偿租外，未卒岁，室已罄”，只得靠棉织度日。6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过密型商品化现象呢？黄宗智教授认为是“来自人口对土地的压力。田场面积的缩减使农民趋于过密化。”这固然有一定道理，但也未
15、必尽然。在粗陋的小农生产技术条件下，无控制的自然人口增长，在中国和西欧都曾导致过周期性的人口与耕地比例的失调，但也曾多次由灾荒、战乱、瘟疫之类的残酷的“调节器”而达到新的平衡。在欧洲，1100-1350年的人口增长周期接近约7500万的峰值之时，1348年黑死病开始泛滥，到1450年使人口降到5500万左右，平均降幅约为30%，有些地区可能达到60%以上，接着出现了1450-1650年间长达200年的人口和产量并行增长周期，峰值人口约为亿。值得注意的是：西欧农奴制的解体，英国自耕农的“黄金 时代 ”和接踵而来的圈地高潮，资本主义的农场和手工工场的兴起，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的推进，尼德兰与英国革命
16、的胜利，都发生在这个增长周期。继之而来的是1650-1750年的下降周期，但降幅不大。此后人口一直稳步增长，不再有下降周期。7同一时期，中国也出现了几次巨大的人口波动，据有关专家推算，中国人口到13世纪初约为亿。1208-1234年，蒙古攻灭金、夏，原金、夏辖区内人口由5500-6000万降到1050万，减少4400万以上，减幅将近80%；到1279年南宋灭亡，损失人口约1000万以上。由此推算，从13世纪初到1279年，中国人口大约从亿降到亿，减幅达55%以上，到14世纪中叶，人口可能渐升到亿左右，也只是13世纪初的70%。接着是元明之际的战乱，到洪武14年，全境人口约亿，只抵14世纪中叶的70%，13世纪中叶的50%。此后经过200多年相对和平稳定的发展，到1600年，人口约增到亿，大概已接近于明代人口的峰值，此后又是明清之际的天灾和战乱，到顺治12年，估计人口为亿，只抵明代峰值的60%，减幅达40%，退回到450年前的水平。又经过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