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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新的文学园地:人民文学与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 摘要：建国初期“人民文学”文艺思想开始贯穿整个文艺界。人民文学作为“人民文学”的全新载体，成为新 中国 在文学制度重建初期的国家权威文学期刊。人民文学在此阶段的办刊思想、方针及创作风貌充分的呈现出鲜明的“人民文学”特征，同时它也 影响 着同 时代 其它文学期刊的办刊方针和方向。新中国文学制度构想在人民文学初显端倪。人民文学作为当时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期刊，通过勘察它于此期间的办刊特色，从而为更全面、清晰地勾勒出当代文学传播
2、史面貌打开了一个通道。 关键词：“人民文学”；人民文学；文学制度；文学期刊 “人民文学”的确立急需开创属于自己的文学阵地，它急于消除“五四”以来在文学 艺术 领域占主流导向的“人的文学”的影响。“人的文学”中所弘扬的个人、审美、启蒙等 现代 观念遭到了“人民文学”的篡改和摈弃，以“工农兵”为主体的“人民文学”开始牢牢地控制着话语权。“大凡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 政治 集团，在夺取政权取得胜利之后，为巩固新政权，总要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1(P125)1949年10月和12月中国作协领导的人民文学和中国文联领导的文艺报分别创刊，毛泽东为人民文学创刊题词“希望有更多好作品出世”，此后这两个文艺刊物在
3、不同的领域发挥着自己在当代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作用。文联和它所属的各种协会是50年代之后惟一的文艺机构。其他的文学社团、组织都不再可能存在。在各个协会中，中国作家协会的地位最为重要。从中可以看出文学艺术领域受到了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密切关注和高度重视。文学生态环境较之建国前有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新政权领导下的文艺阵营初步形成，“人民文学”的秩序初具雏形。 建国初，新中国文学期刊出版行业，除人民文学、大众演唱、民间故事一类艺术性刊物外，有影响的刊物寥寥可数。1949年文艺刊物总共只有18种而且风格相近，印刷粗糙、装帧简陋、题材趋同。期刊的面貌是文学生产环境变化的一个重要表征。毛泽东对人民文学的题词，既是
4、对人民文学的勉励与期望，同时也是对人民文学在文学刊物中首屈一指地位的确认及对人民文学办刊方向的规定。人民文学是以刊载短篇创作为主的月刊，同时也刊发 理论 批评文字。“文艺刊物在计划 经济 时代，是文学创作、评论和理论 研究 最重要的载体和传播媒介，同时也是时代政治风云变幻的晴雨表。刊物在传播文艺作品的同时，也担负着引导方向，宣传阐释党的文艺方针、政策，讨论重大理论 问题 的“阵地”的职能”。2(P185)与政权紧密结合，这既是人民文学的一种 历史 殊荣，又是它备受世人争议的缘起。从创刊时起，它在每一个历史时期对当代文学生产的影响让文学史家不容忽视。“那一时代新创办人文、学术和文艺刊物，在发刊词
5、上，都无一例外地要写上最流行的政治语言，以表达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2(P186)毫不例外的，人民文学在创刊词中由主编茅盾明确地宣布了自己的文学任务和工作中心：“作为全国文协的机关刊物，本刊的编辑方针当然要遵循全国文协章程中所规定的我们的集团的任务。这一任务就是这样的：一、积极参加人民解放斗争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通过各种文学形式，反映新中国的成长，表现和赞扬人民大众在革命斗争和生产建设中的伟大业绩，创造富有思想 内容 和艺术价值，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人民文学，以发挥其 教育 人民的伟大效能。二、肃清为帝国主义者、封建阶级、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的文学及其在新文学中的影响，改革在人民中间
6、流行的旧文学，使之为新民主主义国家服务，批判地接受中国的和世界的文学遗产，特别要继承和 发展 中国人民的优良的文学传统。三、积极帮助并指导全国各地区群众文学活动，使新的文学在工厂、 农村 、部队中更普遍更深入的开展，并培养群众中新的文学力量。四、开展国内各少数民族的文学运动，使新民主主义的内容与各少数民族的文学形式相结合，各民族间互相交流经验，以促进新中国多方面的发展。五、加强革命理论的 学习 ，组织有关文学问题的研究与讨论，建设 科学 的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六、加强中国与世界各国人民的文学的交流，发扬革命的爱国主义与国际主义的精神，参加以苏联为首的世界人民争取持久和平与人民民主的运动。”3人
7、民文学的发刊词从六个方面为自己的编辑工作做了限定和要求，而这六个方面不仅是人民文学在今后所必须执行的大编辑方针，而且也是当时所有文学刊物首要的宗旨和使命。1949年以后，同人刊物被取缔，只有国家拥有出版刊物的权力，此时的人民文学无疑代表着中国当代文学的主流乃至权威。它的权威性从历届编委会的名单中就可以得到体现：1949年1952年的主编为茅盾，副主编为艾青；1952年时主编为丁玲，编委成员为艾青、何其芳、周立波、赵树理；1953年第7期1955年第12期，主编是邵荃麟，副主编为严文井，编委组成有何其芳、沙汀、邵荃麟、袁水拍、葛洛、严文井；1955年12月1957年11月，主编为严文井，副主编是
8、秦兆阳、葛洛，编委有何其芳、葛洛、张天翼、秦兆阳、吴组缃、严文井；1957年12月起，主编换为张天翼，副主编为陈白尘、韦君宜、葛洛，编委构成为艾芜、周立波、陈白尘、吴组缃、袁水拍、韦君宜、赵树理、葛洛、张天翼。历届主编都是文艺界党内外的知名人物，一方面说明了它地位的重要，一方面也反映了这块“阵地”的敏感性。另外，可以从中窥出：作为国家权威文学期刊的人民文学对编辑人员的挑剔和选择跟这些人于建国以来在历次政治运动中的表现是密切相关的。编辑成员名单更换频繁，但这些人员的更迭也给刊物的办刊面貌带来了相应的变化。虽然“人民文学”的“人民”主流方向不可动摇，但在政治环境稍微宽松时它仍能出现让人为之振奋的革
9、新，如“百花时代”对主流权威话语的挑战。创办文学刊物是新中国文学立足和发展的重要手段，而此时期的文学刊物则有着与解放前文学迥然不同的性质。20年代的文学杂志带有更多同人和学院性质，30、40年代则转向商业操作。这些时代中报刊的发行与经济利益始终密切相连。为了让刊物生存下去，并获得更大的经济利益，刊物编辑会更重视文学读者，会想方设法提高刊物质量，促使文学市场形成。而到了建国之后报刊业却被打上了鲜明的政治烙印，被纳入“一体化”框架中。期刊的政治化，促使办刊人及其创作者和阅读群的构成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学刊物的发行不再考虑市场的需求，它的一切经费均由党的文艺机构来支付，从刊物的组稿到发行都离不开
10、党的支持、监督、管理。即是说不管它的盈亏与否、是否受读者喜欢，它只需要扮演好一个角色： 政治的文学解说员。计划经济的推行使以往以市场赢利为办刊方向的文学刊物的商业色彩削弱，但随即又给它涂上了一层新的颜色，商业色彩的削弱和政治话语的加强构成了当代报刊制度两难的窘境。“人民文学”文学制度取消了现代文学允许的同人办刊、资本办刊，而仅仅留下了文学期刊唯一的生存方式政党办刊。政党办刊并不是新鲜事物，早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就有为其政权服务的前锋周刊、前锋月报等，另有“左联”领导下的北斗、萌芽、拓荒者、前哨等。当时的国共两党“双方都不讳言政党的背景，沿着这种办刊思路，40年代的边区党政机关，自觉地把办好期刊包括
11、文学期刊，当作从中央到地方宣传工作的中心任务之一”。4这种办刊思想一直延续到建国后，人民文学的创刊与发行基本上也是围绕着党中央的文艺方针政策来运行的。较之解放前，文学杂志和出版社的生存环境出现了天翻地覆的变化。40年代后期，原有的文学杂志陆续停刊，如著名的文学杂志、文艺复兴，以及文讯、野草、文艺春秋等。即使是解放区的文学刊物，也大体如此。个别杂志，如茅盾等主持的小说，延续到1952年初，可能是例外。中国近现代发展起来的，具有独立性质、带有流派、同人色彩的文学杂志，失去存在的可能。文学报刊都明确其“机关”报刊的性质。“1949年后 自然 创办了许多刊物，但是刊物的性质有了很大变化。这是一个重要的
12、、标志性的现象。说它重要，是基本结束了晚清以来以杂志和报纸副刊为中心的文学流派、文学社团的组织方式。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社团和文学流派，随着期刊性质的改变，基本上结束了”5。在此期间，曾有过试图创办具有流派或同人色彩的刊物的尝试，大抵都以悲剧告终。如胡风等50年代初曾有的设想，丁玲、冯雪峰等在1957年创办同人刊物的计划，江苏青年作家陆文夫、高晓声等人的探求者杂志的流产，四川星星诗刊探索的失败等等。“中央”的文艺报、人民文学等杂志，“地方”的各省市的文学刊物，在大多数时间中，严格执行统一的规范，保持声音的基本一致，从而有效地保证文学“一体化”的实施。 1949年以后，文学的意义秩序被规定在 政治
13、意识形态范畴内，它被要求能阐释新 中国 “新”之所在。一个崭新的中国诞生了，红旗飘飘、豪情万丈，诗歌、小说等都由过去多反映苦难和斗争转为抒写建设和歌颂新生活为主题，一种以崇高神圣为基调的 社会 主义英雄史诗唱响人民狂欢的主旋律。人民文学上的小说创作，革命 历史 题材和 农村 生活题材占了极大分量。世俗的日常生活场景因其琐碎、平庸而被拒绝，就连老舍，他最终还是放弃了反映旗人生活的小说正红旗下的写作。菲舍尔科勒克说过：“无一社会制度允许充分的 艺术 自由。每个社会制度都要求作家严守一定的界限”，“社会制度限制自由更主要的是通过以下途径：期待、希望和欢迎一类创作，排斥、鄙视另一类创作。这样，每个社会
14、制度经常无意识、无计划地运用书报检查手段，决定性干预作家的工作。”6(P38)一个党的机关文学刊物每一期刊发何人的作品、何种题材、作品所占的版面位置等等，这些都成了极其细微敏感的 问题 。1956年前人民文学的作品多为工农立传，写热火朝天的 工业 建设及工农阶级中的英雄，几乎看不到描写知识分子、描写人们复杂内心世界的作品。整个文坛弥漫着开天辟地的豪言壮语和具钢铁意志的群体塑像。有学者讲到“读者成份的改变，势必要求文学作品从思想 内容 到审美趣味都发生相应的改变。1949年以后，大陆的文学对象被明确地规定为工农兵以及其他劳动人民。他们在一个新的政权建立之初，渴望了解这个政权是怎样取得胜利的，以及
15、自己如何适应投入到新政权所领导的事业中去。这就决定了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所包含的 教育 作用特别强。”7(P6) 作为国家权威的文学刊物，人民文学在每一时期都必须紧跟政治形势和政治运动，在刊物的约稿、组稿与编排等环节上紧锣密鼓地配合政策、“赶任务”。“紧密配合中心任务就是个小框子。一个具体政策来了，一个具体任务来了，于是要求文艺刊物紧密配合，否则就是脱离实际，就要受到上级的批评。”8政策是党的文艺思想的具体表现，是党的宗旨、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因此，配合政策、为政策服务就成为文艺为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的 自然 而然的合理要求。“一个为人民服务的作家，应该时时刻刻把他的写作作为一种宣传教育工作。这样的赶任务是完全应该的。”邵荃麟：论文艺创作与政策和任务相结合，文艺报第3卷(1)。“我们革命的文艺工作者，不管什么时候，都不能脱离政治运动，不能不描写政治运动和配合政治任务。我们要从这样的配合政治任务的作品中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而且也一定可以产生不朽的艺术品。”萧殷：论“赶任务”，文艺报第4卷，第5期。众多的 理论 批评从不同角度论证了配合政治、“赶任务”需要的合理性和重要性。朝鲜战争爆发，全国开展“抗美援朝”运动，人民文学上就出现了大量反映抗美援朝的作品，有在朝鲜战场上有这样一个人、朝鲜战地的报告、生活在英雄们的中间、三千里江山(杨朔，1952年9月号)等。1955年为配合党领导下的工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