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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文学研究的哲学参考中国 当代文学史的革新 研究 一度十分热闹，但多为表皮发热，不涉根本，肖鹰的诊断是缺乏 哲学 的自觉，故而并无研究视野或研究范式的根本调整与变革。 以肖鹰之见，当代文学研究一直被两种先验预设所支配，其一是 政治 决定文学的一元预设，其二是主流文学/非主流文学或主流意识形态/民间文化形态的二元预设。前者自50年代始到90年代仍占主导地位，后者是90年代出现的新现象。编辑。 肖鹰着重 分析 了一度走红的二元预设的得失。他指出：二元叙述重新发掘和披露
2、了大量被忽略、压抑的作家、作品，提示充分考虑前30年文学的丰富性和差异性。这是值得注意的。但是当时的丰富性和差异性是否真正构成了主流与非主流二元对立？或主流意识形态与民间意识形态的二元对立呢？肖鹰的回答是否定的。因为这种二元划分和叙述模式，回避了一个基本 问题 ：在前30年中，所谓非主流写作，或民间文化形态写作，是否超越或放弃了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因此，我认为，把王蒙的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归入非主流写作，或认定赵树理的锻炼锻炼包含了一个与主流意识形态对峙的民间文化形态，是简化而不是深化了问题了。换句话说，无论是主流还是非主流，是主流还是民间，前30年的写作都未超出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的信念与构
3、想，以及基于这种构想的政治对立态度，只不过各自的政治立场不同而已。因此，超越具有深厚政治意识形态色彩的二元对立的观念已经成为 发展 当代文学史研究的共识。 当代文学研究的意识形态化是一大顽症。这种有意无意出于某种政治立场和思维习惯的研究视野总是将复杂多变、相互渗透的当代文学现实预设为截然对立的两极，它认为所有的文学现象背后都潜藏着利益对抗和群体对抗，从而将一切文学现象都看作背后之意识形态对抗的曲折表征，因此，意识形态的文学分析逻辑内含着人为的思想暴力。而事实上，在意识形态对抗的差异背后可能有更深的同一，比如支配二元对立的理想化的整体世界模式；在意识形态的同一之中也可能有深刻的差异，比如革命文学
4、中的异端。要看到差异中的同一和同一中的差异便需要一种超越于意识形态视野的哲学之见，即要有肖鹰所谓的哲学的自觉。 当然，哲学的自觉在肖鹰那里还有更为深广的意涵，它涉及对文学性质的基本判断，即：文学是意识形态性的，还是哲学性的？回答是后者。 文学的哲学性表现为哲学是文学的深层动机和元素，一切文学的创造归根结底是统一于哲学的；反之，文学是哲学最真实、最直接的表现形式，哲学的存在本质上就是一种文学的存在。一句话，哲学是文学的内核，文学是哲学的表现；或者说文学的内核是哲学性的，哲学的表现是文学性的。因此，在中国当代文学史观的建构中，倡导哲学的自觉，以期在哲学与文学统一的深层来把握当代文学运动，是非常必要
5、的。 显然，肖鹰的判断综合了西方思想史上有关文学与哲学关系的古典论述和当代论述。这种综合的意图是深刻的，但也是含混的。其深刻在于，他试图超越西方思想对文学与哲学作分类理解带来的盲见，在沟通文学与哲学的基础上，使哲学成为进入文学内部的道路。然而，事情可能不这么简单，对文学与哲学的统一这一判断须作进一步的说明和 历史 性的清算，草草论之便作为整本书入思言述的基础会造成很多混乱。 我们知道，在西方思想史上，所谓文学统一于哲学不过是自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来的哲学霸权之表现。文学统一于哲学大都是哲学强制而非 自然 事实。事实上，文学反抗哲学，文学的本质恰恰在哲学的眼界之外，是哲学强制文学所放弃的那些东西
6、，比如文学对流变、另类、隐喻、个别、偶在、不确定等等的执迷与表达。至于哲学统一于文学也不过是尼采、德里达等人对哲学霸权的颠倒，后 现代 文学霸权的恣肆乃是其后果。 在我看来，文学与 哲学 的差异是取消不了的，任何形式的统一都可能以牺牲一方的独特性为代价。不过，差异不等于无交叉重叠的相关之处，文学与哲学的相遇不仅在德里达等人强调的语言修辞方面，更在于他们共同面对着人类生存的一系列基本 问题 ，共同的问题处境将它们带到一起，故而能相互参照和启发。 就文学 研究 而言，哲学对人类生存之基本问题持续深入的思考，由之而积累的特殊思想框架、概念术语、推论 方法 和言述话语都可以被文学研究借用 参考 ，但只
7、能是借用参考而非统一。事实上肖鹰的哲学的自觉也没有将文学统一到哲学那里去，而是对哲学的借用参考。 肖鹰对哲学的借用参考是颇有创见和深度的，这在 中国 当代文学研究方面可谓空谷足音。肖鹰以哲学的概念语式从中国当代文学现象中抽象出五大悖论和三大核心问题，以此来指述中国当代文学所面临的基本问题域。这五大悖论是：个人与集体关系的悖论，自我与世界关系的悖论，存在与技术关系的悖论，欲望与身份关系的悖论，个人与 历史 关系的悖论；三大核心问题是：语言与意义的关系问题，个人与历史的关系问题，真实与可能的关系问题。显然，肖鹰的哲学抽象是有历史根据的，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应然之关系和实然之悖论的辨证论述。在肖鹰看
8、来，正是对应然之关系处理失当导致了历史性的实然之悖论。在肖鹰的论述中，反虚无主义的价值关切和反形而上学的历史性 分析 相互相成，从而入微地剖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问题结构。 不过，将当代文学的历史纳入如此高度抽象、整齐对等的哲学化构架加以论述也很危险，尤其当哲学话语已被意识形态霸权精心利用之后。哲学话语的高度抽象性具有高屋建瓴的优势，但也往往是意识形态掩盖其不可告人的现实动机的最佳伪装。因此，对文学的哲学化抽象至多只是一种策略性的入思言述导引，它导向的不是对抽象设置的哲学概念及其关系的确证而是对它的摧毁。 在哲学的碎片中披露被遮掩的文学之实，也许是文学研究之哲学参考的主旨所在。比如就个体与集体的关
9、系对 社会 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化所作的论述，作者指出在这个时期，典型不仅具有广大群众应当 学习 的榜样的一般意义，而且具有代表和表达集体中心意志的特殊意义。从哲学的角度看，这种分析已经相当深入，但问题是这里的集体太哲学太抽象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典型 理论 的意识形态策略所利用的正是哲学话语的抽象性，它借助于哲学对个体/集体这一基本问题的辨证论述，掩盖了太多的东西，也许这正是文学研究之哲学参考的限度和尤须警惕的地方。 在哲学的临界处，文学研究必须突破哲学的界限和遮蔽而求助于别的参考，才能达到文学事实的深处。比如借助于意识形态理论我们可能会看到所谓的集体意志不过是特定历史时期的主义意志、政党意志和领袖意志，所谓个体与集体的关系也会落实为现实的权力关系。非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典型问题还会漂浮在哲学的抽象之邦。 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