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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敦煌学与唐史研究1900年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尤以在唐后期五代者居多。这批古代 文献 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摺本、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和梵文等其它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 内容 极为丰富，涉及宗教、 历史 、地理、语言、文学、美术、 音乐 、天文、历法、数学、医学
2、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1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发现都可以说是本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这个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发现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为我国学者利用这批文献造成了极大的不便。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 研究 ，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新潮流逐渐扩大研究领域，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
3、组成部分。本节拟对1909年以来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有关情况略作回顾，并对这方面研究存在的 问题 和今后 发展 动向试作讨论。 自1909年至今，国内外学者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唐史的历程可分为三个阶段，1909年至1949年建国前为第一阶段，1949年建国后至1976年“文革”结束为第二阶段，“文革”后至今为第三阶段。 一 第一阶段可以分为两个时期。1909年至1925年敦煌掇琐出版以前是第一个时期。这一时期的特点是以公布资料为主，同时也以跋、按语和提要等为主要形式在许多方面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 1909年，法国人伯希和到北京为法国国立图书馆购买汉籍，随身携带了一些1908年他从敦煌掠
4、走的敦煌文献珍本。直到此时，北京学界才得知莫高窟发现敦煌文献的消息。当时在京的许多著名学者如罗振玉、蒋斧、王仁俊、曹元忠等，都前往伯希和寓所参观或研读、抄录、拍照。同年九月，王仁俊出版了我国第一部敦煌文献资料集敦煌石室真迹录；十一月，罗振玉出版了他和蒋斧辑录的敦煌石室遗书。以后，又陆续出版了石室秘宝、鸣沙石室佚书、鸣沙石室佚书续编、鸣沙石室古籍丛残、敦煌零拾、沙州文录补、敦煌石室碎金等。上述著作几乎公布了当时所能见到所有敦煌文献的录文和照片图版2，有关唐代的文书在其中占有重要地位；辑录者还以跋、按语、提要和论文等形式对上述文献进行了探索。这一时期所公布的历史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
5、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唐后期五代宋初西北历史资料的整理和研究。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被迫调动西北各地的精锐部队入援，位于青藏高原的吐蕃王国趁机向唐州县发起进攻，自756年至763年迅速占领了陇右地区，以后又从东向西至786年攻占了整个河西地区。公元840年，位于蒙古高原的漠北回鹘汗国因内乱被黠嘎斯击溃，部众大批西迁，进入河西与天山东部地区。842年，吐蕃王国因内部权力之争而发生内乱，势力大衰，其在陇右、河西和塔里木盆地南部的统治开始动摇。大中二年，沙州大族张议潮率众起义，在控制了瓜沙二州后上表降唐，唐廷遂在沙州设归义军节度，任命张议潮为归义军节度使。此后直至十一世纪上半叶，张议潮
6、家族和曹议金家族相继控制归义军政权达一百多年。归义军的控制区域，兴盛时包括整个河西及沙州以西的一些地方。九世纪晚期以后则仅有瓜沙二州，其东的酒泉、张掖地区被由西迁回鹘建立的甘州会鹘占据，凉州一带则是吐蕃系的温末部的活动地域；其西则有以吐鲁番盆地为中心由西迁回鹘建立的西州回鹘王国和以于阗为中心的于阗王国等少数民族政权。因这一历史时期的历代中原王朝始终未能有效控制上述地区，故当时的官修史籍对吐蕃管辖时期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归义军政权及其周边少数民族政权的有关情况记载极为简略，且多讹误。幸赖敦煌文献保存了一大批属于这个时期的官私文书和史籍，为学术我国学者在最初接触敦煌文献时，就开始了有关归义军资料的整理
7、和研究。在敦煌石室真迹录中，即有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曹良才画像赞、曹仁贵状等多件与归义军有关的文书，王仁俊还以“按语”的形式介绍了几件同类文书，并依据所见文书对归义军历史进行了初步探索。如张淮深传按语，依据敦煌写本否定了新唐书吐蕃传有关张淮深卒于咸通十三年的记载，考定张淮深应卒于大顺元年。西汉金山国圣文神武白帝敕按语指出旧五代史等史书中有“沙州梁开平中有节度使张奉自号金山白衣天子”，此敕当即张奉之敕。并推测张奉之尚白是受摩尼教的 影响 。曹议金壁画题名按语，指出曹议金即旧五代史所记之沙州曹义金，检出了旧五代史和新五代史纪传中有关曹议金的材料。并据新唐书吐蕃传的
8、记载指出曹议金是在张奉后以长史身份主持州务，他联合回鹘，通使中原，遂以留后被中原王朝任命为归义军节度使。曹议金夫人赞按语正确判定此赞为曹议金夫人赞，十年以后，仍有学者认为此赞是曹元忠夫人赞。王仁俊对归义军资料的整理和研究虽然解决了一些问题，但由于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太少，所以他的按语在许多地方沿袭了传世史籍的错误。在敦煌石室遗书中，也辑录了不少有关归义军的资料。其中蒋斧唐宗子陇西李氏再修功德记碑跋注意到了此碑文所蕴涵的历史信息，指出据此碑可知在张氏归义军内部曾发生“争夺之事”，但他推定的时间不确，也未能对“争夺之事”作进一步考察。敦煌石室遗书中由东吴曹元忠撰写的沙州石室文字记，是第一篇利用敦
9、煌文献结合史书有关记载研究归义军史的论文。此文指出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张淮深后即由曹议金继任不符合历史事实，其间尚有张奉和索勋曾为节度使。该文还正确考定了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卒立次序，即曹议金、曹元德、曹元深、曹元忠、曹延禄、曹宗寿、曹贤顺，并确定了曹宗寿取代曹延禄的时间在咸平五年。上述次序虽尚缺曹延恭一任，但作者已指出延恭有可能担任过沙州节度。曹文最后指出景祐四年西夏取瓜、沙、肃等州后，并未能对沙州实施有效统治，故有沙州继续向中原王朝进贡之事。这篇文章为确立曹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奠定了基础，有关西夏未能有效控制沙瓜的观点也极富启发性。罗振玉为鸣沙石室佚书所收张延绶别传录文撰写的目录提要则进
10、一步指出继淮深者为淮，淮以后，尚有嗣者，虽沙州中间偶有篡夺，然不久即灭。张氏主河西，直至唐终。从而彻底推翻了新唐书吐蕃传关于曹议金在咸通年间即以长史身份主持归义军错误记载。 1913至1914年，罗振玉依据史籍记载和当时所能见到的敦煌文献中的有关材料，先后撰写了补唐书张义潮传和瓜沙曹氏年表。前文首先指出了新唐书吐蕃传所记吐蕃攻陷沙州过程的疏失，考定沙州陷蕃应在贞元元年。继而考察了张议潮起事、收复河西、遣使入朝等历史事件的过程。并确定了张氏归义军历任节度使的世次。即咸通八年张议潮入朝后，张淮深嗣为节度；淮深卒，淮嗣；淮卒，托孤于议潮婿索勋，勋乃自为节度，并在景福元年得到朝廷任命；后议潮十四女又于
11、乾宁元年率将士诛勋以议潮孙为节度，并以其长子李弘愿任沙州刺史兼节度副使，次子和三子则分任瓜州刺史和甘州刺史；后梁开平年间的沙州节度使张奉可能是张议潮末孙。罗氏的成果奠定了张氏归义军 政治 史的基础。他关于陷蕃年代的考证推进了人们对这一问题的认识，他判断张议潮攻克凉州应在咸通二年的说法也经受住了时间的检验，这篇文章最重要的贡献是关于张氏归义军节度使世次的考证，以后的研究都是在此框架基础上逐步深入和具体化的。罗氏此文的主要不足是未能 参考 王仁俊有关张淮深卒年的研究成果。后文在曹元忠研究的基础上，不仅按时间顺序对有关资料进行了梳理、编排和考订，在一些问题上也取得了进展。如确定了曹议金在贞明年间已执
12、掌归义军大权，曹氏取代张氏的时间当在贞明以前；指出在归义军张氏时统治区域有瓜、沙、甘、肃等十一州，到五代时归义军所领仅有沙、瓜二州；在“年表”的序言中确定接替曹元忠的应是曹延恭，并推测在延恭后可能还有延禄一世；确定了曹宗寿卒于大中祥符七年，子曹贤顺继任。限于材料，此文仍未解决大部分节度使的卒立时间。 1924年，王国维于阗公主绘地藏菩萨题记跋据英藏开宝八年归义军节度使曹延恭施舍疏，判定续资治通鉴长编有关曹元忠卒于太平兴国五年和卒后由其子曹延禄继任的记载是错误的。指出在元忠和延禄之间尚有延恭一世，元忠应卒于开宝以前。但王氏未能确定此于阗公主是曹延禄之妻，误认为是延恭之妻。王国维还在跋中开探索于阗
13、史事之先河，对唐初以来有关于阗的情况作了初步考察，并推测李圣天是回鹘人。 在这一时期公布的材料中，还包括一些归义军时期的牒、状、契约和书信等。吐蕃管辖敦煌时期的资料则公布了大蕃故敦煌郡莫高窟阴处士公修功德记、大蕃纥骨萨康再荣建宅文、右军卫十将使孔公浮图铭并序、吴僧统碑等。此外还有反映唐前期敦煌历史情况的大唐陇西李府君修功德碑记等。时人虽未能对上述资料进行有价值的研究，但却为以后人们探索相关问题提供了原始资料。有的资料直至今日仍被人们引用、研究。 第二个方面是对历史典籍的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中保存的历史典籍有些是佚籍，有些是有传世本的史籍。佚籍的价值自不待言，有传世本的史籍也因其抄写时间较早而具
14、有重要的校勘价值。所以，我国学者对早期接触到的历史典籍 自然 十分珍视。这一时期公布的佚籍与唐代有关者有沙州文录补公布的开元天宝残史书，王国维跋云此件系“占家所用历”，“非史家编年书”。此外，这一时期公布的文学作品唐太宗入冥小说和秦妇吟也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王国维有关跋文结合传世文献对唐太宗入冥事进行了探索。 写本传世史籍这一时期公布了隶古定尚书“顾命”的图版和录文，“夏书”四篇和“商书”七篇的录文，蒋斧、罗振玉分别指出上述写本均为未经天宝中卫包改定的隶古定原本。王仁俊和蒋、罗二人还将写本“顾命”与传世本进行了校勘。罗振玉吉石庵丛书影印了尚书释文“尧典、舜典”。鸣沙石室古籍丛残影印了春秋经传集解
15、“僖公五年至十五年”、“僖公二十七年至三十三年”、“昭公二十七年直二十八年”、“定公四年至六年”、春秋谷梁传集解“庄公、闵公”和汉书王莽传残篇，罗振玉有关跋文分别考定上列第一、三件为初唐写本，二、四件为六朝写本，第五件为唐龙朔年间写本，第六件为唐太宗时写本。罗振玉还将上述写本与传世本进行了对勘，具体指出了写本可订正传世本之处。第三个方面是对有关宗教史文献的整理和研究。佛教史方面，敦煌石室真迹录和敦煌石室遗书、沙州文录补公布了翟家碑、沙州释门索 法律 窟铭、释龙辩惠云绍宗等牒、沙州乞求遗失经本牒、雍熙二年女弟子程氏戒牒、尼灵惠唯书等一些寺院文书，但未及对这些文书进行研究，相关的按语和跋每有失误。道教史方面，敦煌石室遗书刊布了老子化胡经卷一、卷十的录文，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影印了这两件文书的图版。王仁俊按语认为写本化胡经是唐初僧人伪造，并云化胡经一造于晋、二造于唐、三造于宋、四造于元。蒋斧老子化胡经考，搜集了许多传世史籍中有关老子化胡的记载和化胡经佚文，但有的佚文是化胡经类文献佚文。罗振玉老子化胡经补考指出元代所传老子化胡经已与唐代所传之本不同，并已认识到有关化胡经的文献有化胡经和“化胡经类”文献的区别。罗振玉还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