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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我国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研究我国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研究摘要：古代“三农”档案的记录、保存、汇编，与文化的传承、延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文章通过释读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内容，剖析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与文化价值，并以此为基础，探讨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开发利用。关键词：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间接遗存；文化价值；开发途径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是古代围绕“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而形成的历史记录的总称。依据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存在形
2、式，可将其分为“直接遗存”和“间接遗存”两类。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指以原始记录形式流传至今的档案原件；古代“三农”档案“间接遗存”，指经过辑佚、著录、加工而载于农书、史传、方志、谱牒等各类文献中的间接记录。纵观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它不仅记录了农业、农村、农民历史发展、演变的轨迹，而且，再现了历朝对“三农”问题的解决方法，并折射出了历代农民在生产、生活中的思维方式、行动准则和价值观念。1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内容与结构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内容。我国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数量浩繁、内容丰富，无不体现出浓厚的农耕文化特色。现分类择要简述如下：关于农业生产的记载。如，竹简秦律十八种
3、的仓律，规定了每亩土地播种量：“麻亩用二斗大半斗，禾、麦一斗，黍亩大半斗，菽亩半斗。”另如，康熙御制耕织图(现藏北京故宫)以“殿版画”形式描绘了谷物从浸种、播种到入仓和养蚕从育蚕、采桑到成衣的生产过程，每幅图上，还有康熙所书的“耕织要领”诗文。关于农田水利的记载。如，我国最古老的大型水利工程通济堰(位于浙江丽水市莲都区碧湖镇堰头村)，建于南朝萧梁天监四年(505年)，自古留有堰史，并有自成系统而完整的管理方法，现存石刻通济堰图碑及水系图碑，可以清晰看出该堰的灌溉功用。南宋乾道四年(1168年)，处州太守范成大制定的通济堰规共20条，科学而全面，沿用600多年。另据清朝苏州府水利表统计，康熙十年
4、至同治十三年，兴修水利工程多达63项。关于土地赋役的记载。如，围绕土地关系和赋税征收，历朝历代都形成了大量的土地户籍赋役档案。现保存在浙江兰溪市财税局的746册“鱼鳞图册”，就记载着清代同治年间兰溪城区及35个乡镇、159个村的田土、山林、地形、地貌等情况。关于农民习俗的记载。此类档案遗存文化内容包括服饰、饮食、婚丧、节庆、娱乐等诸方面。如，浙江青田“俗尚简朴，衣用大布，食饮不贵异物，贫富不相耀”(雍正青田县志卷4风俗志)。另如，浙江云和县沙铺乡，民间“做功德”习俗已逾200年，逐渐衍变为沙铺山歌，有劳动号子、田歌、节令歌等，多为双句、七字句式，现直接遗存有300余首。关于农民增收的记载。如，
5、反映农民种植经济作物而增收的情形。清同治年间，临湘种茶“价乃三倍，几成乐园”(同治临湘县志卷4)；清光绪年间，浙江余姚种棉“其息岁以百万计，邑民资以为生者有十之六七”(光绪余姚县志卷26)。另如，反映农家开展多种副业生产而增收的情形。清嘉庆时，浙江山阴县造纸业兴盛，“天乐乡出纸尤盛，民家或赖以致饶”(嘉庆山阴县志卷8)。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档案文化不仅包含物质层面，同时，包含精神层面，档案文化结构是一个“多环形”结构。只有认清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才能科学地解读档案遗存。笔者认为，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结构，由外到内包括行为文化、制度文化、心态文化三个层面。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
6、表层文化结构“行为文化层”。此层由人们能直接感受到的档案文化现象构成，其内容较易受社会文化影响，能直接展现档案文化的功能，是档案文化中较为活跃的部分。以约定俗成的礼俗、民俗、风俗等形态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为典型代表，如，浙江遂昌县“班春劝农”开犁习俗、莲都区“翻龙泉”表演程式等。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中层文化结构“制度文化层”。此层是对档案活动的抽象表现，并受表层结构和深层结构的双重制约，同时，又实现着文化连结、文化控制的功能。最明显地表现在农民生产劳动、娱乐活动中组建的各种行为规范。如，浙江松阳县玉岩白沙岗高腔的口传心授、庆元县香菇栽培隐语等。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深层文化结构“心态文化层”。
7、此层所包含的内容多为观念、心理、思维方式等，是人们难以察觉的部分，同时，电是档案文化中最能发挥决定性作用的部分。古代“三农”档案遗存中蕴含着农人的价值判断、审美情趣等主观意识和精神理念。如，浙江云和县农村的以“和为贵”精神、缙云县农村的“耕读家风”理念等。2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类型从空间横向看，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具有本体价值和环境价值。承载着历史信息的档案遗存，其价值主要从本体价值中体现。但任何事物都有其产生的特定土壤，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同样离不开其产生的环境，带有浓重的民族、地区等烙印。如浙江遂昌县妙高镇金溪树，明代时，黄氏“门才称盛，几乎人人有集
8、”(吴世涵宜园笔记)。同姓同地，家学相承，形成具有族群地域特色的作者群体，该村其他时段、其他村同时段却无此类现象。因此，剖析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时，应结合当时历史环境去解读。从时间纵向看，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具有初始价值和衍生价值。古代“三农”档案自形成之日就被赋予某种特定价值，即为满足当时人们某种需要的价值，此为“初始价值”。随着历史发展和情境变迁，不同时代的人们与档案遗存之间，不停地构筑出新的价值关系，诸如，唤醒记忆、追随信仰、启迪心智等，这些属于“衍生价值”。换言之，古代“三农”档案遗存作为一种“己在”客体，潜移默化地对人类思想情感产生着持久的影响，塑造着人们的文化心理结构，同时，人类作为
9、能动的认识与实践主体，又不断调整、更新着对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定位和阐释。从三维结构看，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具有核心价值和附属价值。核心价值是一切其他价值存在的基础，围绕核心价值的外围价值为其附属价值。如，清水江文书中的山林契约，作为地权的法律凭证价值，是其在历史上得以长期保存的主要原因，而这些山林契约所具有的社会学、经济学、民俗学、人类学等方面的巨大价值，被专家称为我国继北京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文献”和“徽书”之后的“第三大珍贵历史文献”，从而成为“显学”。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观“天人合一”的朴素哲学观。中华文化产生于以农业生产力为基础的古代社会，风调雨顺对生产和 生活的巨大作用，
10、使人们对天地自然有一种牢固的亲近感。这种“天人合一”的观念以档案形式不断传承下来。现存浙江龙泉市安仁镇花庵村，刻立于清道光十二年的勒石示禁碑，内容为“山林禁示”，强调“爱护森林，严禁滥砍滥伐”。这种哲学思想体现在当代，就是在社会建设中注重自然环境的保护，使生态与社会和谐发展。“政教合一”的规训引导观。传统儒学无论是在政治体制还是日常观念、心理结构等基本层面，均起着支配作用。如“厥或诰日：群饮，汝勿佚，尽执拘以归于周，予其杀”，“又惟殷之迪诸侯惟工，乃湎于酒，勿庸杀之，姑惟教之”(尚书酒诰)，劝诫子民不要沉湎于酗酒。当时，上级针对一些不良习俗而对百姓的教正与禁止，至今，仍具有借鉴意义。“道德伦理
11、”的本位人生观。以道德伦理为本位的特质，促成中国传统的人生价值观，且深深凝刻在各种档案中。历代的族约、宗规、家训，满是家族祖先的恩荣善举，并以此约束族人的思想观念，对于稳定社会秩序发挥了一定作用。现藏于四川省档案馆的巴县婚俗档案里，存世稀少的清代“庚帖”、“喜课”，喜庆味十足，但背后婚姻生活大都带有悲剧色彩。“以民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万民百姓是国家的根本，治国应重视安民、得民。周礼地官司徒载“以土均之法辨五物九等，制天下之地征，以作民职，以令地贡，以敛财赋，以均齐天下之政”，根据土地肥瘠分为九等并确定不同税赋，同时，还制定“散利”、“薄征”等荒年赈灾政策，即贷给农民粮食，减免赋税、徭役等。古代
12、“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特征符号特征、感性特征、意义特征同时并存。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是农耕文明的“贮存器”，既体现在“感性”的实物载体上，又浓缩于“符号”的信息载体内，而且，又蕴含着一个意义世界。感性世界、符号世界、意义世界三者的完美统一，充分展示了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例如，古代民间书信和簿册中，有许多为了适应文字便捷化需求而出现的“俗文字”，涵盖了文字发展的许多阶段，有“篆隶楷行草”等多种字体，书法风格各有不同，为“俗文字”研究提供了丰富资料。积累特征、传播特征、创新特征相依相随。人类文化之所以能够绵延不断地发展，正是档案长期积累和传播的结果。古代“三农”档案信息得以流传，
13、才使后人有幸目睹先人农业生产经验和生活习俗。在传承的同时，古代“三农”档案文化也获得了新发展，其创新特征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农耕技术的改进上。显性特征、隐性特征、利用特征互相促进。古代“三农”档案遗存承载着多姿多彩的历史故事，可将人们引入广阔的、变化的跨时空交流，不断满足着人们求知和文化休闲的需要。然而，许多“三农”档案遗存的文化价值不是显性的，只是在保存载体的同时保护了其文化价值，未能使价值得以具体体现，随着近年人们研究、开发、利用幅度的加大、层次的加深，其文化价值才得以逐渐显现。3古代“三农”档案遗存的价值开发途径大力发掘，丰富宝库。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跟其他档案一样，
14、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遭遇到不同程度的“破坏”，存世量己不多。为了保护好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笔者认为，可通过普查、田野考察的形式进行发掘、考证，充分利用申遗、档案记忆工程，将其转化为文字或图片保存下来，建立古代“三农”档案直接遗存数据库，为以后的“三农”文化研究奠定坚实的实体史料基础。加强互动，广泛征集。古代“三农”档案遗存，大多活跃在基层群众当中，遗存在老百姓的家门口。在征集时，应走“社会化”道路，面向民间大众，特别需要处理好与社会公众的互动问题，通过深入走访、耐心细致的沟通，让民众主动献“宝”。如，为了征集水书，贵州省荔波县档案馆馆长姚炳烈曾亲自到老家的寨子里，用水族最隆重的礼节招待德高
15、望重的寨佬们，用水话和他们拉家常、唱山歌，终于赢得信任，得到他们的捐赠。据笔者调查，现存浙江遂禺县档案馆的清朝地契、田契、山契等6l件珍品，也是档案工作人员在多次走访、促膝长谈的基础上，从农户家中征集到的。多方宣传，扩大影响。占代“三农”档案遗存既似“深巷佳酿”，又如“乡野土产”，需要“叫卖”，需要“包装”，以使人们更好地品味其魅力。如，“锦屏文书”，是苗侗少数民族混农林生态体系唯一记载较好的档案遗存。贵州省锦屏县高度重视宣传工作，锦屏文书文化底蕴外宣工作方案获“贵州宣传思想工作创意奖”。锦屏文书：尘封百余年的文化遗产等被中国文化报、中国绿色时报头版头条刊登，社会反响良好。如今，“锦屏文书”百度搜索网页多达万条。在宣传形式上，要多管齐下，包括报道新闻、印制内部资料、出版图书、制作光盘、在互联网上发布多媒体产品等，充分吸引眼球，进而向更深层次开发古代“三农”档案遗存价值进军。开展编研，传承创作。对古代“三农”档案遗存进行编研时，选题应尽量与当今人们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如民间小吃、农村服饰、乡村保健药品、乡问节令习俗等。编研产品也不必拘泥于文字这一种形式，可大胆尝试图片、短片等各种形式，逐步积累和丰富编研成果。在对古代“三农”档案遗存进行编研的同时，还应重视其传承创作。如，浙江云和“包山花鼓戏”本是民问的“死档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