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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我与元史研究一我是北京大学 历史 系的毕业生。1955年9月，我进入北大 学习 。当时反胡风斗争和“肃反”运动已经过去，学校教学秩序比较稳定，强调学生以学习为主。1956年中央提出“向 科学 进军”，更增加了学习的气氛。但是这种情况，没有持续多久，1957年春天开始“大鸣大放”，接着便是“反右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双反”运动，拔白旗插红旗，批判资产阶级 教育 思想，基本上是停课进行的。1958年夏天，历史系两个年级的学生和部分教师，分赴各地，参加少数民族 社会
2、 历史的调查工作，我被分配到新疆调查组，一年左右时间，跑遍了新疆北部广大地区。1959年夏天，回到高校。这时“大跃进”的热潮已经退去，学校重新安排课程，争取在我们毕业以前多补一些课，同时要求学生自行选择“专门化”。我选择的是 中国 古代史，以为可以定下心来读点书了。同学们都很努力，都希望在离校前多学一些知识。当时系里开设了不少课程，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门课是“中国古代史史料学”，由擅长各时期历史的教授分段讲授，如翦伯赞讲秦汉史史料，邓广铭讲宋史史料，邵循正讲元史史料等。80年代前期，我和陈智超同志邀集历史所部分 研究 人员编写中国古代史史料学，成为大学历史教材，即由于当年听课的启发，感觉这门课
3、对于初学者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但是好景不长，1959年秋天，又开始了“反右倾”斗争，继之而来的是学习列宁主义万岁三篇文章，与苏修论战，其间还有批判，学校里正常的教学秩序再一次被打乱，毕业论文的写作不再提起，取而代之的是集体编书，当时认为这是防止知识分子修正主义化的重要途径。开始是各专门化选择一个项目，后来觉得这样还不够革命，于是整个年级一百来人齐上阵，共编一部书，题目叫做马克思主义史学在中国的 发展 。大家热情很高，日夜奋战，数易其稿，但最后是不了了之，成了一堆废纸。回顾一下大学五年的历程，留下了颇多的遗憾。五年的时间，大部分是在 政治 运动和民族调查中度过的，书读得很少，教学计划中的不少课程没
4、有学过。名义上是大学毕业生，实际上是不合格的。当然，应该看到，这一段大学生活，也是有收获的。从学校设置的政治 理论 课程和政治运动中，我和同学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有了初步的认识，这在以后工作中，一直发生着重要的作用。而参加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更使我大开眼界，对于民族 问题 在现实生活和历史上的重要性，开始有所了解。在此以后，我对民族问题以及民族史研究，一直有浓厚的兴趣。此外，尽管运动频繁，与老师接触不多，但北大特有的学术气氛，仍可以从他们的课堂讲授和零星接触中有所感受。学术气氛的熏陶对于初学者是至关紧要的，往往能在不知不觉中 影响 他们以后的道路。从北大老师们的身上，我蒙胧地领会到治学的
5、艰辛和乐趣，从内心滋长了从事研究工作的强烈愿望。毕业以后，分配到 哲学 社会科学部历史研究所工作。哲学社会科学部是中国科学院下属的几个学部之一，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前身，在“文革”中以简称“学部”闻名遐迩。我到历史所的时间是1960年9月，当时历史所同样大兴集体编书之风，新来者立即也被卷入这一热潮之中。历史所最重要的集体科研项目是郭老主编的中国史稿，动员了所内的主要力量，还有外单位的同志。力量不可谓不强，进展却相当缓慢。1961年以后，国民 经济 遇到困难，进行调整，科研工作也采取了相应的措施，向年青人提出了打基础的要求。对于我这样在大学期间没有认真受过训练的人来说，打基础当然特别重要。但是，如何
6、才能打好基础，却是心中无数。可幸的是，历史所有一批学识渊博的前辈学者，又有不少奋发向上的青年伙伴，他们给了我种种教导、启发和帮助，使我能较快地走上独立从事研究的道路。历史所有一个民族史组。1955年前后，中、苏、蒙三国协议共同编写蒙古通史，历史所民族史组即为此而设，负责人是翁独健先生。1959年以后，中苏关系恶化，共同编书的计划作废，但民族史组却一直保存了下来。我参加过民族调查，对民族史很感兴趣，到所后便报名到民族史组。翁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蒙古史学者，他很重视年青人的培养，循循善诱，指导制定研究计划，讲述历史研究的 方法 。正是在翁先生的启迪下，我用二、三年时间，比较系统地阅读了元代的各种 文献
7、 ，对前人的研究成果有了一定的了解，同时开始了整理资料和专题研究的训练。翁先生特别重视资料工作，他认为资料工作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只有学会资料的搜集、整理，才能做好研究工作。而资料的搜集应力求彻底、穷尽，即使不可能真正做到，也要以此为目标。对于资料，要认真加以整理，严格分辨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对于研究工作，翁先生强调在了解前人研究基础上认真选题，立论必须言之有据，切忌空泛。论文写作应该交代以往研究情况及文献出处等等。后来知道，这些都是外国大学历史系一门课“史学方法”的基本 内容 ，但是院系调整以后我国历史系都没有这门课。实际上，“史学方法”就是讲史学研究的一些基本训练，当时的年青人缺乏的就是基本
8、训练，翁先生为我们补上了这门课。他的指点，使我少走了许多弯路。在翁先生的具体指导下，我和杨讷等同志一起编纂元代农民战争的资料，同时着手做一些专题研究。我们努力按照翁先生的意见全面系统搜集资料，多方扩大资料的范围，于是有许多新的发现。特别是地方志和金石志中蕴藏的大量有关农民战争的记载，是前人所未曾利用过的。这为我们研究农民战争打下了很好的基础。我写的几篇元末农民战争论文，对地主阶级的动向、农民起义的口号加以讨论，提出了不同于前人的一些看法。在这些论文中，我力求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对各种资料进行 分析 ，比起以前的同一领域研究，有所进展，因而也得到了学术界的重视。翁先生又要求我们，在农民战争之外，另
9、择一题目作研究。杨讷同志选择元代村社，我则选择元代盐政。杨讷同志的元代村社研究完成以后，发表在历史研究上，迄今仍是这一问题的权威之作。我选择盐政，是因在辑集元末农民战争资料时，发现淮东张士诚、浙东方国珍起事，均与盐政有关。只有弄清元代盐政，才能更深刻认识元末农民起义发生的原因。在研究和写作元代盐政时，我严格按照翁先生讲述的治学方法进行，首先查阅以往研究成果，其次全面系统搜集资料，然后对资料进行分析，拟出写作大纲，最后按科学规范写出论文。元代盐政及其社会影响一文，先后三易其稿，翁先生和组内同志提出过很多宝贵意见。这篇论文的完成，可以说使我得到一次严格的科学训练。以上一些工作，是在19611963
10、年间进行的。从1964年起，我接连参加劳动锻炼和 农村 “四清”，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爆发，才回到北京。 二 文化大革命爆发后， 研究 工作完全停顿。“文革”后期，逐渐有所松动，大家半公开或不公开地恢复了部分研究工作。揪出“四人帮”，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改革开放方针的确定，使整个 社会 面貌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历史 研究也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70年代后期到80年代前期，我参加 中国 史稿的编写工作，负责元代部分。在准备写作时发现，元代 经济 史的研究是我国学术界的薄弱环节，除了蒙思明先生关于元代社会阶级关系的研究之外，其他几乎可以说是一片空白。日本学术界在这方面有相当可观的成绩，但也有许多
11、不能令人满意之处。过去的通史著作，述及元代社会经济时，不是一笔带过，就是引用一些史料，草草了事。经济是基础，如果对一个 时代 的经济状况不能正确的说明，便无法对该时代的 政治 、文化作出合理阐述。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我便集中精力对元代经济史的一些重要 问题 作一些探索。众所周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一样，是研究元代经济史的基本资料。历来涉及元代经济者，无不以元史食货志为据。但是，试以元史食货志和其他正史中的食货志相比较，便会发现其中颇有不同。其他正史的食货志大体都是“史官”将各种资料融会贯通以后执笔成文的，而元史食货志则是将元朝官修政书经世大典、六条政类中有关篇章加以删削而成的。一方面
12、，应该看到，元史食货志保存了元朝政书若干篇章的本来面目，从史源学的角度来说，有很高的价值；另一方面，这种渊源关系的编纂方式，也造成明显的弱点，具体来说是：政书中没有的篇章，元史食货志中也没有。例如一般正史食货志中放在首位的“版籍”、“田制”，元史食货志就没有。赋役中的役法，是封建国家加在编户齐民身上的沉重负担，历代相承，元代亦不例外，但是元史食货志却缺乏记载。将政书中的记载删削不当，以致无法理解或引起误解。例如，元朝在 农村 立社，元史食货志记此事，说：“其合为社者，仍择数社之中，立社长官司长以教督农民为事。”到底是谁“教督农民”，是不清楚的。经世大典此篇原文已佚，幸好元代 法律 文书通制条格
13、、元典章中保存有关法令的原文，作：“选立社长，官司并不得将社长差占别管余事，专一照管教劝本社之人。”显然，元史编者在删削时，多留了“官司长”三字，以致文意不通。有鉴于以上情况，我的元代经济史研究，可以说分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探索元史食货志中缺乏记载的重大问题，例如户籍和役法，先后写出了元代户等、军户、站户以及役法研究等论文。另一方面是以元史食货志中有关记载为基础，认真考辨、补充，这方面的作品有税粮制度、和雇和买、海外贸易等。我还对元代城市史作过一些研究，先后完成元大都、元上都两书，城市经济的论述，在两书中占有很大的比重。元大都一书译成日文后在日本出版，国内还出版了蒙文译本。参加中国史稿的编写，
14、使我感到对有元一代史事的了解很不全面，需要补课，于是便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对元史的各个领域，选择一些专题，作多方面的探索。其中一项是元代画家资料的辑录。本来，绘画史的研究，属于美术史范畴，是专门之学。我对绘画史完全是个外行，在阅读众多有关元代绘画史的研究作品之后，深感元代绘画在中国绘画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也是元代文化中引人注目的组成部分。同时又感觉到，以往的研究者，由于专业的局限，在资料的利用上，往往是不全面的，有的还有错误。于是不揣冒昧，着手进行这方面的工作。力求穷尽，仍是我辑录元代画家资料的指导方针，同时努力区别原始资料和转手资料。最后完成的元代画家史料一书，引用的 文献 达一百七
15、十余种，其中有不少是前人所未利用过的。我利用这些资料，结合自己对元朝社会历史的了解，给每个画家写了简单的介绍，其中对元代绘画史研究中一些常见的观点，提出自己的看法。例如，以往研究中，不少人认为，生长于马上的蒙古君王不喜欢汉族传统绘画，废除了宋代的画院， 影响 了画家的出路。我则认为，在元代，有相当多的君主、贵族喜欢绘画，因而某些人便以此作为进入仕途的捷径。又如，有些研究者认为，元代不少名画家采取与元朝不合作的态度，寄情山水，作画表达自己这种感情。我则认为，元代著名画家中的多数人或是元朝的官员，或是元朝的顺民，真正反对元朝的只是少数，因此大多数以山水为题材的作品很难说蕴藏有什么政治倾向、不满情绪
16、。我的这些看法基于我对元代士人动向的基本估计。在我看来，元朝统一以后，大多数士人已经接受了元朝统治的事实，不满者有之，反抗者很少。元朝中期以后，绝大多数士人已视元朝为合法的统治了。对于古代绘画的研究，我觉得应把它看成是社会意识形态的一个组成部分，必然受各个时代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也就是说，不了解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就很难对该时代的意识形态作出适当的实事求是的 分析 。后来，我又搜集编写了宋辽金画家史料与隋唐画家史料两书， 方法 与指导思想也是一样，但与元史无关，就不多说了。在元代，民族、宗教、中外关系都是很突出的问题，我在这些领域中也作了一些探究。我曾写过一篇短文，名为元代中泰关系二三事，一是根据元人贡师泰所写的四明慈济寺碑，断定暹国国王曾来过中国。一是根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