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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依赖和制度调整现象摘要建国后 中国 经济 的发展历经几个阶段，在 社会 主义 意识形态的大范畴里，发展沿着一定的路径前进，改革首先就是制度的变革，对于解放生产力有显著的作用。在改革过程中虽然也存在着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但整体上体现为渐进的变革的特征，巧妙的制度调整是避免陷于路径锁定的重要原因。改革已经进入攻坚阶段，如何突破路径依赖，改革 政治 经济中较困难复杂的环节，需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可行的制度调整方式。本文尝试探讨制度对中国经济发展的影
2、响，以及制度调整与路径依赖的互动作用。 编辑。关键词经济发展，路径依赖，锁定，制度要素贡献率，制度调整相关理论的综述路径依赖,是指具有正反馈机制的体系一旦在外部偶然性事件的影响下被系统所采纳,便会沿着一定的路径发展演进,而很难被其他潜在的甚至更优的体系所替代。“制度是一个社会的游戏规则,更规范地说,它们是为决定人们的相互关系而人为设定的一些制约。制度构造了人们在政治、社会或经济方面发生交换的激励结构。”这种激励结构会影响或改变人们的偏好和理性计算,进而会影响人们的选择和行为,并最终影响经济运行的结果和绩效。随着 人口 数量、要素相对价格、技术及偏好的变化,制度安排必然会相应发生变化,即发生制度
3、变迁。我国的经济改革就是制度变迁的一个示例。很多制度变迁是渐进的、连续的演变过程,是通过制度在边际上的不断调整而实现的,如我国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有时候也可能发生剧烈的、非连续性的制度变革,如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本文所说的制度调整即指这种渐进和连续的演变。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最先被运用到技术变迁路径分析之中。其核心思想是,某一技术一旦因偶然性事件的影响而被采用或在竞争中稍占优势,便会最终占据 市场 ,将其他甚至更优的技术驱出市场。经济增长是一国潜在生产能力在技术进步、观念更新和制度演化基础上的持续增加,是一种长期经济现象。有效率的制度安排是经济增长的关
4、键。新制度 经济学 家最初是把技术变迁的分析运用到企业制度变迁分析之中。诺斯和大卫在此基础上,为了解决“是什么决定了 历史 上社会、政治或经济演进的不同模式和“如何解释那些经济绩效极差的经济还能生存相当长的时期两大理论问题,将路径依赖的概念引入制度变迁分析之中,并建立起了分析制度变迁路径及其绩效的一般理论框架。诺斯认为,路径依赖分析框架在技术变迁中实质上是分析具有报酬递增性质的技术，技术变迁中的路径依赖分析框架也能运用到制度变迁之中。诺斯认为,“有两种力量会规范制度变迁的路线:一种是收益递增,另一种是由不完全市场的显著的交易费用所确定的,“行为者的主观主义模型被不完全信息反馈及规定路线的意识形
5、态所修正,从而使主体在收益递增现象的约束下很难通过行为修正以摆脱非绩效性制度变迁路径。所以,一方面是偶然性因素和上述两种力量决定了制度选择和变迁路径存在多样性;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交易费用的存在使大量非绩效的制度变迁陷入闭锁状态而长期存在。杰兹豪斯勒(JerryHausner)、鲍伯杰沙普(BobJessop)等人运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重新解释了苏东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演变过程。他们认为,社会主义制度在苏联和东欧国家中建立是外部偶然性因素(如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产物,而后计划经济这种非绩效的经济制度之所以长期存在而未被富有绩效的市场经济体制取代,其原因就在于制度递增收益和交易费用等因素形成了制度
6、变迁的路径依赖,而递增收益的来源主要是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的协同效应、正规制度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学习和适应性效应等。另外,他们还运用退出闭锁状态的分析方法为前社会主义国家转型改革方案提出种种建议。他们认为,由于原有路径的递增收益主要来自社会意识与正规制度、政治制度与经济制度相互依赖的网络效应,因此改革应当加强信息 传播 ,改变非正规约束和社会意识形态,并通过政治变革和经济的“休克疗法消减原有制度的递增收益机制,并建立新制度相互作用的网络效应,以形成新制度自我强化的“正反馈机制,同时通过政府的统一指挥和协调,利用私有化以减少路径转换的沉没 成本 ,使之具有可转换性。哈利斯和诺斯则集中分析了第三世界国
7、家经济、政治转型的问题,认为要形成制度变迁路径依赖的良性自我强化机制,仅仅建立起市场经济体系是不够的,还必须注重政治制度以及各种非正规制度的建设,以形成制度耦合的自我强化机制,并通过减少交易费用、确定信息的流通,使这种自我强化机制走上良性循环的道路。 采用路径依赖分析框架来分析制度变迁有其局限性,如对退出闭锁的处理就是不充分的。在技术变迁中,要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承认政府干预的必要性。在制度变迁过程中,退出闭锁状态就意味着彻底地打破旧体系而快速地形成新体系,但是“政府干预和“革命都是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基本不予考虑的命题。另外,他们没有充分考虑经济发展过程中政治利益集团之间相互斗争的因素,而只考
8、虑了如何打破旧制度,形成新制度的收益递增机制。诺斯(1994,1997)的制度变迁模型是建立在经济人对“成本收益进行比较计算”的基础上的。制度创新的动力源于个体在现存制度下对最大潜在利润的期望。潜在的外部利润主要体现在外部性的内在化、风险的分担和不完善市场的发展。潜在的外部利润是制度变迁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但是潜在的外部利润还必须与变迁成本进行比较,当潜在利润超过了预期成本时,才能产生新的制度安排。具体地说,制度变迁是由正式规则和非正式规则的变迁构成的,也就是对这些规则所作的边际调整。其内在的 逻辑 就是,在竞争过程中个体和人的不断学习和知识积累推动了组织的发展,而组织的发展又会推动制度的变迁
9、。国内经济学界对于路径依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技术创新方面。在制度变迁方面主要是用路径依赖理论解释经济改革为什么是渐进的，如渐进地进行市场化改革,以逐步替代计划经济体制，把握经济改革的初始条件,在速度与稳定之间进行了权衡(林毅夫等,1993)。也有学者认为在改革过程中采取了局部的突破性变革,避免了单纯改进、修补旧体制部分可能陷入久拖不决、长期僵持的泥沼(陈孝兵,XX)。在微观层面，对于公司治理结构、外部 环境 的影响、资本所有制形式的作用等方面都有一些细致的工作，如国有企业因公有化程度高,委托代理层次多,初始委托人与最终代理人之间的距离远,监督效率理所当然就低,于是便产生了信息不对称、激励不相容、
10、责任不对等等现象(张维迎,1995)。林毅夫(1997)则强调从外部环境入手,解除企业面临的各种负担,进入竞争性的市场,在这个前提下再进行内部治理结构的制度创新。简新华(1998)的观点则是二者并重,相互补充,相互配合,才能发挥激励监督作用。刘汉民(XX)认为资本所有制是企业有效治理的前提。公司治理制度具有路径依赖特征,是与不同国家或企业所处的环境分不开的。在既定的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下,只要企业所有权安排得当,任何与其经济技术和制度环境相适应的资本所有制形式都是可以有效的。问题的提出发展经济学和新制度学派对制度对经济发展的研究已经相当深入了，但在从量化角度量度制度因素对于经济增长的影响还没有得
11、出令人信服的结果。这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由生物学中引申过来的“路径依赖”对于一国经济发展进程的影响，从定性角度解释了很多国家的发展现象，宏观经济如何从路径依赖造成的制度锁定中解放出来，不断向生产力和生产效率更高的状态演进，在理论界出现了“诱致性制度变迁”还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争论。制度调整也是制度变迁的一种说法，这 里更强调制度方面的微调，而不是剧烈的变动。 制度因素对 经济 增长的影响到底占多大比重是个仍然答案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否存在制度路径依赖，制度因素带来的边际收益是否呈现出递减效应，如何跳出这个路径依赖的轨道，使经济发展出新的增长点和活力，迈入更良性的轨道的机制是值得进一步
12、思考的重大理论问题。 如何看待建国后经济发展的路径与路径依赖 编辑。我国建国后一直遵循的是 社会 主义 发展道路，在 马克思主义 意识形态范畴里，进行着经济基础的建设和经济发展的不断探索。在19491955年，进行了新 民主 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运动；19561959年尝试进行社会主义大跃进式发展，结果直接导致了对国民经济持续了近3年的毁灭性打击；之后是短暂的国民经济恢复和十年 政治 运动，意识形态中的矛盾突出地影响到了经济建设，可以认为，1978年以前的 中国经济 发展进程始终深陷姓“资”还是姓“社”的意识形态斗争，曾经带来中国革命胜利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没有给新中国的建设者指出有效进行经济建
13、设的正确路径，反而是僵化的教条主导了国家发展的方方面面。这个阶段的 历史 符合诺思提出的路径依赖理论，制度的初始点偏差，进一步导致发展路径沿着不正确的轨道发展下去，制度和意识形态不断强化这一过程，尽管在左的思潮中也出现了以刘少奇、邓小平等人试图摆脱这种路径的努力，但结果是不成功的，中国经济深深地锁定在低绩效的非理性状态中而不能自拔。1978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首先是回避意识形态争论的基础上开始的，提出了“实践是 检验 真理的唯一标准”，一切以是否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发展了生产力为标准，这是“对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为 指导 思想形成的路径依赖的彻底否定，在不违背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的前提下，在全
14、民对政治运动已经深恶痛绝的年代，给了大众对未来更美好生活的良好期待，得到了来自基层群众的热烈响应。从 农村 联产承包制开始，启动了经济改革的进程，通过城市经济改革，以及不触动既得利益群体的价格双轨制等措施不断强化对改革收益的认知和期待，逐步使增量性的经济改革路线成为经济发展的主要轨道，形成了在一定时期内“有利”于提高生产力的路径依赖。改革已经进行了二十多个年头，增量改革已经差不多走到了尽头，能够改和容易改的方面基本都改完了，对于存量的改革势必牵动众多既得利益者，引起强烈的不满和与改革者的矛盾冲突，而且，政治体制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已经严重阻碍了经济改革的继续深入。在改革前期回避这些深层次问题的做法
15、，既形成了目前不可逆转的改革局面，大大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水平，但也不可回避地带来了路径依赖的影响，似乎增量改革才是必须的，存量部分是不能轻易触动的。政治体制问题是不可以触动的，否则社会就会发生动乱。无论这些观点是否正确，都已成为不能跳出现有路径锁定的理由。回顾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每次大的成就，连续的高水平经济增长，都和及时颁布实施的经济新政策有关，从建设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到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市场 经济，每次都是不断修正对改革开放的认识，不断向市场经济逐步逼近，不断地微调，不断地使经济焕发出新的活力的过程。制度因素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显然是巨大的。实证研究结果发展 经济学 对于经济增长的模式
16、的认识，从哈罗德、多马的简单模型，发展到内生性的增长模型，对于生产、技术创新、劳动和资本的研究相对较充分，也有一些学者注意到制度因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并尝试对其影响的程度进行度量，如舒元等提出中国经济增长是遵从AK模型的，认为制度对经济增长影响相当大。张军也做过一些测算，得出生产技术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很小，而美国的经济中，以技术创新为主体的全要素生产率达到80%以上。有些研究者也尝试了对制度因素在经济增长中的贡献的测量,如对1991XX年美国经济增长中各因素贡献率的测算，认为在19921994年制度创新贡献率曾高达40%左右，而在稍后几年却很微小。也有人对C-D生产函数进行了改进,加入了制度项,用WLS回归后得到19801994年间,制度和技术因素总和对中国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其中制度因素占主要部分(董祥海,李升,XX)。有些研究成果从表面上是检验技术进步对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