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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市场化进程中的制度相容1992年党的十二大确立了 社会 主义市场 经济 体制的制度目标,大大的加速了我国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正式制度安排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经济领域也出现了诸如市场分割、欺诈、失信、关系寻租等不合理行为,降低了行为人的交易预期,扰乱了正常的交易秩序, 影响 了经济 发展 。这些行为的产生源于变化了的正式制度与继承的非正式制度之间的摩擦,本文在简述有关 理论 的基础上, 分析 这些矛盾并提出解决的思路。一、制度、正式制度与非
2、正式制度相容 有理性的行为人总是在给定的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无约束的竞争行为必定会加剧交易活动的不确定性，增加交易成本。这种约束条件从广义上来说就是行为人共同遵循的契约关系或交易规则。制度恰恰提供了人类相互影响的框架，确立了竞争与协作的秩序。“制度是为约束在财富或本人效用最大化中个人行为而制定的一组规章、依循程序和伦理道德行为准则。” 行为约束的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的约束对全社会都有约束力，有的约束是为利益主体在不同的环境下所设定的；有的约束较易变更，有的则在较长时期内是不易变更的。按照制度存在的形式，大体上可将制度划分为正式的制度与非正式的制度。正式制度是指人们有意识创造的一系列
3、政策法则，它包括了 政治 规则、经济规则和契约，以及由这一系列的规则构成的等级结构，从宪法到成文法，到特殊的细则，最后到个别契约。非正式制度就是指人们在长期交往中无意识形成的，具有持久性代代相传的文化的一部分，它一般包括价值信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风俗习性、意识形态等因素。其中意识形态和习惯处于非正式制度的核心地位，它对于正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是至关重要的。 新制度经济学认为，各种制度安排是相互联系的，某一特定制度安排的变革，将引起其他相关制度安排的不均衡；反之，如果其他相关制度安排变革的过程过于迟缓，或与该特定制度安排不相容，那么该制度安排的变革就会受阻、变形甚至完全失败。 在制度变革过程中
4、必须保持正式制度安排与非正式制度安排的相容。其原因在于： 首先，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来源不同。一般说来，正式制度是一种理性选择的结果；而非正式制度却往往是一种 历史 积淀与文化演进的结果，并不是完全按照理性原则来发展的，它更多地受到了政治的、军事的、社会的、历史的和意识形态的约束。非正式制度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按照效率原则来设计的正式制度能否有效地运作，还要看它最终是否与非正式制度相容。非正式制度对正式制度的运行发挥着更深层的根本性作用。其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变化速度不一样。如果将社会文化分为器物文化、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三项。那么其中变化速度最快的是处于文化
5、表层的器物，其次是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由于处于文化的最深层次，因而变化最慢。它需要长期缓慢的生长和培育。新制度经济学认为，上述三者的变化速度如果不相适应，尤其是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变化速度悬殊过大，就有可能产生剧烈的制度变形。 再次，从制度的可移植性来看，一些正式制度尤其是那些具有国际惯例的正式制度是可以从一个国家移植到另一个国家的。但是非正式制度由于其内在的传统根性和历史积淀，其可移植性就要差得多。一种非正式制度尤其是意识形态能否被移植，其本身的性质决定了它不仅取决于所移植国家的技术变迁状况，而且更重要的取决于后者的文化遗产对移植对象的相容程度。 复次，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也不完
6、全一样。按照理性原则设计的成文的并得到社会权力机构实施保证的正式制度,能够为行为人提供更为确定的行为预期,从而有利于减少人与人相互交易行为中的不确定性并降低交易成本。但是,任何正式制度都不可能是万能的,不可能对违约的条款在合约的执行过程的确定性毫无遗漏完全规定；即使在最发达的的经济中，正式制度的约束也只是决定选择的总约束中的一小部分。在日常生活和经济活动中，非正式制度具有普遍性。非正式制度可对正式制度进行拓展、细化以及对组织内部实施行为控制降低交易成本；通过公平、公正的价值体系减少有限理性进行行为选择时所耗费的时间成本。因而，有效的制度安排取决于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功能互补性。 最后，正式制
7、度与非正式制度功能发挥的机制也不一样。正式制度为行为人的行为选择提供了外在的强制约束力，有赖于他律的强制性实施机制。这种强制性的实施机制根源于以下几个原因：一是交易的复杂性。交易越复杂，那么建立实施机制就越必要。例如，在农业社会里，人类就没有建立质量监督检查之类机构的必要。二是人的有限理性以及机会主义行为动机也促使制度实施机制的建立。三是交易双方信息不对称，易导致对契约的偏离。而非正式制度则为行为人的行为选择提供内在的自觉接受的软约束力，有赖于自我实施机制。这种自我实施机制源于行为人在长期共同交往中形成的默认性知识。在既定的制度框架下，如果内在和外在的约束力配合得好，则行为人“搭便车或违犯规则
8、的可能性就小，制度安排的“合法性程度就更高，从而能淡化行为人的机会主义行为。 制度安排的经济绩效要求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必须形成相互融合、彼此促进的共荣共损关系。在市场化制度变迁过程中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不相协调，就有可能出现剧烈的制度变形，影响交易秩序，降低经济运行的稳定性，影响经济发展。 历史上，西方的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相互协调也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们之间也是经历了长期的磨合而逐渐成熟的。西方的市场经济是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开创的理性主义观念的基础上，进行宗教改革，摧毁消极、保守、维护等级、追求虚无的封建神学观，树立积极、进取、崇尚民主自由、追求 科学 进步和发展的理性主义观，才确
9、认了市场经济制度框架中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双向亲和力。西方国家在三百余年的发展过程中，还经历了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与国家调控的市场经济两个阶段，最终才确立了以自由、平等、法制、创新等理念为核心的意识形态和价值伦理体系，从而实现了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的动态平衡。 二、我国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制度摩擦 改革开放以来的当代 中国 正在进行一场空前深刻的渐进式制度变迁过程。但是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正式制度主要是在求强求富的目标指引下，通过自上而下的人为选择过程而导入的；而初始的制度框架中延续的非正式制度却更多地表现为以适应传统的 自然 经济 和计划经济为特征的意识形态和风俗习惯体系。在制度变迁过程
10、中两种不同层次的制度在我国的市场经济环境下相遇时，二者之间产生了强烈的摩擦、震荡和冲突，市场化的正式制度安排出现了变形，行为人的交易预期降低，机会主义和短期市场行为盛行，交易成本增加，扰乱了经济 发展 的正常秩序。市场化制度安排中的制度摩擦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平等、自由观念与家族观念的冲突 市场在本质上是相互独立、相互排斥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之间的自愿交换关系，这种自愿交换关系是建立在排他性、可让渡性产权安排的市场正式制度基础上的。权利的排他性使行为人在交易关系中平等地处于相对立的两极，行为人只能在与另一行为人平等互利、或一致同意的自愿交换中才能获得利益；权利的可让渡性使
11、行为人能以其所拥有的权利与其他行为人交换，获得其他行为人的权利或交易的利益。这种权利的排他性、可渡性的正式制度安排要求以平等、自由为核心的价值信念、伦理规范为其有效率的运行提供合法性，来稳定行为人的交易预期，降低交易成本。在发达的市场经济中，行为人地位上的平等观念、交易过程中的自由观念历经几百年的以天赋人权、 法律 平等为核心的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和渗透，已深入人心，从而极其有力地刺激了市场中的公平竞争行为。 然而，我国却在极其浓厚的家族文化传统这一非正式制度特质的 影响 下，人们根据血缘、地缘形成以特定“身份”界定的垂直封闭的关系 网络 群体。在关系网络群体内部，行为人的交易是建立在“长幼有序
12、”的等级制基础之上的，单个行为人的权利、自由只有在和群体的利益相一致的前提下才是有意义的；对关系网络之外的行为人则具有排斥性。在近代以来的 社会 变革和 政治 制度变迁过程中，家族文化传统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消解，行为人的权利和自由得到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在我国社会转型状态和市场正式制度逐步建立的过程中，家族观念又成为行为人建立新的集体认同的支撑构件，行为人通过家族观念或家庭伦理来观察和组织社会，对待交易活动和处理人与人之间的交易关系。 在这种无视平等、自由的家族观念的非正式制度的渗透下，行为人的交易活动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影响了市场正式制度的有效运行。从宏观层面来看，由一定地域的行为人组成的关系
13、网络群体，在交易活动中对群体内外的行为人实施区别对待的规则，对其内部的行为人实行保护，对其外部行为人实施排斥，从而导致市场分割，违背竞争机制，资源不能自由流动，群体内部的低效率行为人无法通过竞争淘汰，降低市场运行效率，大大增加了外部行为人的交易成本。从微观层面来看，建立在家族传统基础上的民营 企业 ，其运行机制是建立在家长制、血缘和亲情的非等价交易基础之上的，尽管在初期可减少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道德风险 问题 ，有利于降低交易成本；但是随时间的进展，“近亲繁殖”的人力资本增长模式大大限制了企业对人力资本选择的范围，从而造成人力资本质量的递减；家族内外有别的伦理关系会造成企业内部的帮派体系和组织内耗
14、，在“家长”不在了的情况下，企业容易解体。这些都会大大降低企业的竞争力和企业规模的扩大，不利于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 现代 企业制度的建立。 、对信任的不同理解造成的摩擦或冲突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合作体系在一国和世界范围内日益扩展、繁复，行为人面临的经济信息量空前扩大，信息变幻的不确定性增加；在行为人之间，信息分布出现了巨大的不对称，行为人搜寻交易对象的费用急剧上升，交易过程中出现破坏合同或由于合同的不完备给行为人带来的损失的可能性增大。交易能否成功就取决于进行交易的行为人之间能否建立一套降低风险和交易费用的第二保护机制，市场经济长期发展过程中形成了较为稳定的信任机制来减少社
15、会交往的复杂性。这种信任制度包括法律形式和价值观念两种形态，法律形式的信任制度是建立在基于非个人性的社会规章制度如专业资格、科层组织、中介机构以及各种法规等的保证基础之上的；价值观念的上的信任要求，市场经济中的信任是在平等的交易活动中、行为人相互之间给予的、以竞争能力为基础并采用契约形式的一种信任观念。法律形式和价值观念相结合的信任制度约束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恪守“信任”准则，极大的促进了社会分工的深化和合作的扩展。 在我国，从来就没有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信任制度，价值观念上的信任倒是一直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这种信任是建立在血亲关系或相互依赖的个人关系基础之上并得到个人承诺的，其特点是单向的、
16、取决于个人的主观意志的变化；因而这种个人之间的信任是有限的、不具有客观性和公正性。在向市场经济制度的转型过程中，信息由原计划经济制度下的纵向传递开始转为市场经济制度中的横向传递，信息的不对称程度加强了。在缺乏相应的法律形式的约束下，靠自觉意愿来保证的守信行为，对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行为人来说，显得尤为无效。结果是行为人失信、欺诈且同时又能逃避监督，并对失信推卸责任、不必为失信所造成的对另一行为人的损失支付代价而获得巨大的利益。这种失信、欺诈所带来的收益与成本不对称性，诱使行为人贪恋失信，产生“信任危机”，加剧了市场中的短期行为，扭曲了行为人的交易预期，增加市场的不确定性和搜寻费用，正式制度安排出现混乱。 、创新、冒险观念与保守、求稳心态的不相适应 市场中从事交易活动的行为人，实质上是市场交换关系的人格化代表，其活动目的就是为了追求和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