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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外语经济学与语言经济学比较研究一、引言从20世纪初开始，伴随着近代工业革命的进步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各学科的思想家对自己研究领域的问题的思考不断推向深入，人们开始觉察到语言的束缚以及所用语言的困惑，因而自然而然地从各个学科和各个领域的不同研究视角同时发现了语言问题。最早开启“语言转向”的是在哲学领域和语言学领域，例如奥地利哲学家弗雷格，他从研究逻辑和数学中开始关注并思考语言问题；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从对世界的本体论的逻辑思考逐步转向到了对日常语言的反思；语言哲学家奥斯
2、汀等进一步推进语言转向并使其成了当代哲学中最蓬勃兴盛的一维“研究向量”；哲学家海德格尔从自己的哲学思考视角把对语言的反思回归到了哲学的本体论诠释。于是在近代和当代诞生了诸如索绪尔、布龙菲尔德、萨丕尔、乔姆斯基和韩礼德等国际语言学界的思想大师。然而，在经济学领域里，经济学家却似乎很少注重经济学分析中的语言问题，直到20世纪末，博弈论经济学大师鲁宾斯坦才提出了语言的经济学分析和博弈论经济学的语言问题。后来，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人们把“语言转向”看成是经济学作为分析人类经济和社会行为及其后果的一门学问之本质的自然延伸以及其理论向深层推进的一个自然结果，同时，这也为语言经济学的发展提供了哲学和社会科学背
3、景和哲学方法论支撑。人类社会的不断进步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引领各学科进行深层次研究。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围绕着语言研究，一方面是语言学研究出现了一些分支，另一方面是应用语言学也出现了很多分支，这两项研究在不断取得新的学术成果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尤其是后者。因为，如果说语言学研究仅仅依靠其内部因素就能够使得以研究自身并取得一定成果的话，那么应用语言学研究则需要借助其外部因素，借助其他学科才能够得以存在并得以研究其自身。因此，应用语言学的研究涉足了很多其他学科或领域，然而却没有涉足经济学科，也没有一个分支直接或间接地涉足经济领域。不论是语言学还是应用语言学，它们给人们的感觉都是语言研究、语言
4、学研究和应用语言学研究，统统与经济以及经济学毫不相关。直到20世纪60年代，在“语言转向”的哲学和社会科学背景下和在哲学方法论支撑下，世界上才开始有学者提出并研究语言与其他学科相互交叉的学问。提起“语言经济学”，无论是从事经济学研究的学者还是从事语言学研究的学者都有所关注乃至有所研究；而“外语经济学”则鲜为人知，更有甚者把“外语经济学”看成是“语言经济学”的一个分支。出现这样一种看法主要是基于以下三个原因：一是“语言经济学”已经早已成为国内外专家学者一直关注和研究的对象，并且已经取得了一系列的研究成果；二是“外语经济学”几年前才提出来，是土生土长的，国外几乎没有关注并研究，自然对国内没有产生影
5、响；三是外语与语言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人们自然会把外语纳入语言的范畴。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讲，人们经常提及的“语言”通常是索绪尔的“语言”。他认为，在各种具体的语言之上，还存在着一个人类的具有普遍性的“语言”，这就是“普通语言”。上述有关语言的定义都是“普通语言”的定义，也可以说是抽象语言的定义。语言学研究，作为一种有关语言理论的系统研究，是建立在普通语言或抽象语言的基础之上。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一个社会群体在日常生活中所使用的语言，索绪尔从学术上称为“具体语言”。对一个民族而言，“具体语言”也可以称之为“母语”。而“外语”则正是相对于“母语”的语言。所以，索绪尔所指的“语言”不是我们所说的
6、“外语”，我们所指的“外语”也不完全是索绪尔所提出的“具体语言”。上述可以归纳出一个结论： “外语经济学”不是“语言经济学”，它们彼此具有相关性，但又是互不隶属的两个交叉学科。 二、外语经济学及其研究范式外语经济学研究现状外语经济学的提出及其研究起步很晚，始于21世纪初，而在我国尚未引起语言学界和经济学界的关注。为什么或基于什么提出外语经济学？庞加莱早就说过：“人们不能互相理解，因为他们不讲同一种语言，并且还有人们不懂的语言”。从这个意义上讲，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与人们的语言密切相关，都需要有语言，而且对于人类的个体或群体都需要讲同一种语言才能共同开展交流与交易。我们假设在个体与个体之间或在群体与
7、群体之间或在个体与群体之间建立在不同的语言基础之上，那么，对于某个个体或某个群体而言就需要解决另一门语言问题，即外语问题。然而，人类自从开始研究经济以来，没有哪个国家经济学专家或学者把其母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更没有把外语作为经济理论模型中的变量。中国也是如此。在今天，中国国民经济对涉外经济的依存度很高，没有外语，涉外经济就无法进行。经济学界会同意这样一个观点，即“经济现象总是发生在活生生的现实中，由于发展阶段、文化传统、社会制度不同，在西方重要的、必需保留在理论模型中的变量在中国不见的重要；在西方无足轻重、可以舍掉的变量，在中国不见得就不重要”。中国由于其自身经济发展特点和语言特殊性使
8、其经济构成要素与西方发达国家有所不同，外语是中国涉外经济活动中一种不可或缺的特殊因素，但外语从来不是西方国家经济构成要素。外语在中国已经成为一种无形的社会资源和有形的经济资源，可是长期以来，无论是经济学界还是语言学界几乎始终把外语看作单纯语言而没有把它看作是经济因素予以关注和研究，甚至把外语直接等同于母语，这就是问题之所在。国内学者较早地提出了“外语经济”和“外语经济学”的概念并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初步分析了外语经济学形成的背景和研究了与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特别是与语言经济学等等的关系与区别，进而较为明确提出了外语经济学的学术概念、研究意义、研究方法以及研究前景。其主要观点：“我们假定把外语
9、看成是经济因素，那么外语经济学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分支。这里所说的外语既不是语言学研究定义的普通语言，也不是其具体语言，而是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三者构成的有机整体。它不是平面的，而是立体的；不是静态的，而是动态的；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不是外加的，而是固有的。在涉外经济框架下，外语作为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它的本质不是语言的，而是经济的，存在于内而非游离之外的因素，贯穿于涉外经济的始终，也贯穿于具体的对外贸易的始终。由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构成了一个严密的、封闭的和独立的系统，在其内部消除语言固有差异、避免新生差异、优化价值取向、合理配置资源，保证涉外经济的良好运行和发展；而在
10、其外部，有自然接口或界面，与语言环境、社会环境、政策环境、业务环境、人员环境相连接，同时也与外语教育、母语地位密切相关。”对外语经济学内涵的界定不仅从分析、研究层面上提出了一个较为准确和科学的学术概念，而且为全面、系统研究外语经济学奠定了基础。外语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分析框架从上面的定义使我们能够知道，“外语+外语人+外语人语言行为”是涉外经济活动中外语因素的总和。外语是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至国家之间交流或交易的桥梁，如同在一条江河之上架起一座桥梁使得两岸居民能够进行交往一样，使得他们具备彼此间进行交流或交易的基本条件。没有这个基本条件，两个不讲同一种语言的个体之间或民族之间乃
11、至国家之间的交流或交易则无法进行。外语在涉外经济活动中作为一个因素更像是汽车的发动机、飞机的引擎，汽车没有发动机不可能行驶，飞机没有引擎不可能飞行，涉外经济没有外语就无法运行和发展；而保证外语这个“发动机”或“引擎”在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运行速度和质量，一方面是外语人的本质，另一方面是外语人的言语行为。外语是涉外经济活动中的自利经济行为者，它有能力和理性对效益和价值形成理性的最佳化预期。事实上，一方面外语人的言语行为一直受到无形的内在制约，另一方面人类的任何个体或任何民族由于受人类本能行为的反制和受自己民族种种约束的内在制约，人类因此不能也缺乏完全理性。正因如此，表面上的语言问题导致实质上的经济问
12、题。这样，我们围绕外语经济学研究，暂且将其分析研究初步假设为以下四大命题：1.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是一种劳动。在涉外事务及活动中始终存在并活跃着一支预先经过专门学习或训练掌握并使用某一门或某几门外国语言的外语人，通过他们口头的语言互换或书面的语言互换使个体与个体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得以进行交往、交易。所以，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是一种劳动，也是一个过程。这种劳动的目的在于为双方架起一座能够共同认可和共同理解的语言桥梁。没有这种劳动及其过程涉外经济活动就无法进行。然而，问题是这种劳动必然会使交易一方或双方要付出代价：一是增加外语人的福利待遇，二是提高交易费用，三是加大交易成本，
13、四是交易时间也会增加一倍甚至更多。人们之所以宁愿付出代价，是因为在这个劳动过程中交易的任何一方都有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以此来进行并实现交易。可事实上，由于以下两个基本原因，人们很难实现语言与语言之间互换实现与母语等值或接近等值的预期：第一个原因，任何一个民族的语言都以自己的形式而存在，任何一门外语与母语相比之间无疑在词汇、语言特征以及语法结构等形式上有所不同，这说明语言与语言之间存在先天性差异；第二个原因，任何一门语言都是伴随着一个民族的起源、进化和发展而产生、演变和发展的，一个民族的语言始终是适应自己民族的发展和需求。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人类社会中生成、存在并发展的
14、过程中，由于其历史原因、所处地理位置、客观条件、人口数量、周边环境以及内部秩序机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除了承载着人类共同的“东西”之外，同时承载着在各种社会活动和市场交易中会产生并逐步形成的有别于其他民族的道德的、法律的、信仰的规范和制度的、组织的、习俗的社会机制以及市场秩序的、商业惯例的、制度规则的经济制序以及不同的理性、思维、人生观、道德、公平、正义和价值取向等约束。这些约束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且通过言语活动为其存在和进化，反过来又借助其语言进行各自界定，进行各自表述，进行各自约束。一个民族的语言已经成为自己民族生存、交易和发展的特有媒介和主要维度。但是，这些都蕴含在自己民族语言之中并
15、且通过言语行为为其存在和进化的约束往往都是非透明的和无形的。对自己民族的语言是这样，对另一个以及对其他所有民族的语言也是如此。因此，在涉外经济运行过程中，对于语言与语言之间的互换，处理了形式和体系问题只是总体问题当中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是处理相关民族语言中蕴含的与自己民族语言所不同的约束。因为“在任何语言中，人们交谈时所用的词语的语义都非常灵活且有时会超出说出的话的字面或话语意义，甚至意义完全相反”，貌似相等的形式存在的差异，实质导致在讨论、研究、描述以及理论再现一个民族或一个国家的生活方式的形成、类型、结构、演化和变迁以及社会生活秩序机制等内涵方面更存在着巨大差异。这两个基本原因将导致我们自
16、然需要研究外语，即研究语言本身。但是，这种研究是一种从就语言为语言而研究语言的语言学研究思路中剥离出来的语言研究，既包括外语在涉外经济领域里的应用特点及其规律研究，更包括外语与母语各自不同的语言构成形式和语言构成体系之间的先天差异。同时，这种研究还在于如何避免外语与母语在互换过程中或然出现的新生差异。由于客观上存在母语与外语之间的先天性差异以及母语与外语之间互换抑或出现的新生差异，导致在涉外活动中会经常发生有形或无形的碰撞和冲突，进而不是间接地而是直接地影响涉外活动。所以，这种劳动表面上是一种语言互换，实质上是消除先天差异和避免新生差异，从而使语言与语言接近或尽可能实现等值或接近等值。2.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受外语人本质的驱使或反制。外语人的本质也就是人的本质，它在一种语言互换成另一种语言过程中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民族性，人类本能和理性。第一个方面是人类民族性。索绪尔认为，语言与心理有关联，语言是一种心理现象，语言的符号系统是一个民族集体心里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