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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剃发蓄发剪发清代辫发的身体政治史研究(下) 三、迈向近代的“剪” 及至近代，辫发 问题 又因 时代 的嬗变而成为 历史 的焦点，相对于既往的历史，辫发问题的背后是更为复杂而隐晦的文化、 政治 象征意义。 自认为是“天朝上国”的清王朝，近代以来却面临着“自表异于诸文明国之外”而被视为“夷狄”的局面。西方人称 中国 人为“半开化”，缘于辫发。在国外，中国使臣、留学生、华工及商民常因辫发而受辱。中国留学生的长辫子，被外国人称作“拖尾奴才”、“豚尾奴”、“半边和尚”等等
2、，遭到侮辱和耻笑。“国粹”成了“国耻”，于是，一些留学生将垂在脑后的辫子或盘起来，或干脆剪去。 留学生处理辫子的方式有所不同，隐含着对个人政治前途的考虑。许多在日本士官学校留学的学生就不得不留着辫子，并用帽子盖着，被人们称之为“富士山”。这些人多为保守主义者或想回国后在政府谋个一官半职的人。而剪掉辫子的学生就有所不同了，既有叛逆的“无辫仔”，也有些人不是。晚清剪辫与剃发、蓄发一个不同之处在于：人们不再更多地考虑国内民族、政治斗争的需要，而成为维护中华民族的尊严而采取的一种行为。辫发成了“落后”的标志，剪辫就具有弃旧从新的味道。尽管如此，清王朝还是将剪辫子这种大胆行为看成是反叛。所以很多剪了辫子
3、的留学生回国后不得不又装上了假辫子。 专为归国留学生装假辫的专家与清初的理发匠虽然都是为了使男人的脑后有条辫子，但却满足着不同的 社会 需要。理发匠是为了使辫发代替束发，由此帮助确立清王朝的统治地位；假辫专家则是使象征新时代、新制度到来的短发暂时隐藏起来，向传统的辫发表示屈服。可见辫发作为政治符号，至晚清仍居于发式的主导地位，象征着清王朝统治稳固。 可是，随着 现代 化程度的不断加深，人也必须现代化，剪辫似乎势在必行。人们越来越感到辫子给生产和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争斗时易被捉；行礼时不便脱帽；健身时不便锻炼；勤洗费时间，不洗又不卫生，还会传播疾病。长长的辫子不利于机器化大生产，不利于近代军事的
4、发展 ，不利于对外交往。人们感到剪发取代辫发将成为现代化进程中一种必然的趋势，“剪去辫子”的呼声日多。正因为如此，人们在维新运动和辛亥革命中都提出了剪辫的主张。 维新派将剪辫作为破除旧俗和社会启蒙的一部分，与强国强种联系起来。康有为指出：“欧美百数十年前，人皆辫发也，至近数十年，机器日新，兵事日精，乃尽剪之，今既举国皆兵，断发之俗，万国同风矣”。可见在维新派的心目中，辫发是一种落后的风俗习惯，既不利于机器生产，又不利于执枪跨马，还会阻碍富国强兵之路，因此需要改良。这反映了他们在严重的民族危机下保国、保种的急切心情。辫发与女子的缠足一样成为“落后”与“积弱”的象征，维新派所竭力呼吁的男子剪辫与女
5、子放足，其最终的目的在于国家的富强和指向救亡。作为身体标志的辫发承载了强国强种的政治重任，又与国家、民族的现代化息息相关。 革命派提倡剪辫的动机，与维新派有相同的一面。但也有与维新派不同的地方，即他们认为一个民族的冠服徽识，是民族的外部特征之一，常与民族精神相联系，望之而民族观念油然而生。清朝强令汉族和其他民族剃发蓄辫，是满族统治集团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罪行之一，革命要唤起人们对这一罪行的仇恨，以便激发出更大的反满热情。因辫发而腾笑五洲的奇耻大辱，乃是腐败无能的清朝统治者所造成的，是反清革命的动因之一。于是，剪辫成为争取“出奴隶之籍，脱牛马之羁”的人们斗争的目标。革命者以此作为激发人民排满情绪，
6、投入反清革命的有力手段。黄帝魂中刊载了论辫发原由一文，写道：“欲除满清之藩篱，必去满洲之形状，举此累赘恶浊烦恼之物，一朝而除去之，而后彼之政治乃可得而尽革也。” 显然，时代虽然变化，但是作为民族认同与文化记忆的辫发问题，却贯穿了有清一朝。就像清初剃发是归附清朝的标志一样，清末剪辫与否，也常常成为人们是否拥护革命的一种表现，人们往往“以去辫不去辫，为尊王、革命两党之一大标识”，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再版。）。革命党人视剪辫为身体解放的第一步，而清王朝也竭力反对剪辫，剪辫者即为革命党之流。在1905年，当端方、戴鸿慈等出洋考察宪政官员回国“奏请官员剪发之折，两宫深滋不悦”
7、。此后不久，“戴少怀侍郎召见时，面呈削发之利便，皇太后但笑而不言，未蒙允许”。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清政府更是将剪发同革命谋反联系起来。发辫成了双方尖锐矛盾、斗争的集中的身体体现。不过，剪辫易服之潮流自1910年开始汹涌而来。1910年冬，在资政院第一届常会上，议员罗杰、周震麟等分别提出剪辫易服的议案，经资政院议决通过。而在种种压力面前，武昌起义不久，清政府下达了一道谕旨，承认了剪辫易服运动，谕旨云：“资政院奏恳请降旨，即行剪发，以昭大同一折。凡我臣民，均准其自由剪发。” 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统治，使剪辫得以全面开展。湖北军政府成立次日，即发布宣布满清政府罪状檄，历数辫发为清罪状之一，并立即颁布
8、禁止蓄辫文。剪辫与否成为革命与否的最为明显的外在身体标志。由于剪辫成为政治运动的一部分，所以对各阶层的要求有所差别。11月上旬，由都督府传谕军、警、政三界人士：“近日剪发者固多，阳奉阴违者实繁有徒。从初十日起，三日之内，由各长官调查，一律除去发辫；否则革除，听其自便。”又规定各机关职员蓄辫者没收证章；军队士兵不剪发辫者不发月饷。有几天还特设检查哨于各城门，蓄辫者不得出入。对平民则采取比较宽容的政策，认为“既于商民无碍，而限期在本年之内，尤非操切可比”，故一般商民仍多观望。直至1912年1月3日，乃制发国民执照，交保安总社转发各分社，劝令商民一律剪发，听者予执照一张，以免入城门时受军警盘诘，一方
9、严令警士干涉，勒令剪去。为此，“士兵携带剪刀，阻拦行人，强行剪发，所剪下之发仍交还本人”。可见，剪辫主要是作为政治革命的一部分而被推行。距“剃发令”266年，距“蓄发令”60年，又出现的这道 影响 深远的“剪辫令”，虽然仍很严厉，但没以死相挟，可响应者却较前两次为多。“未及三日，武汉之头颅一新，各属遂以不令而行矣。” 通过努力，在首义之区尽管不能断言辫发已肃清，但敢于明目张胆摇着辫子横行街市的人确实少多了。而在上海，甚至出现了数千人集体剪掉发辫的壮观景象。大势所趋，时代潮流愈发不可阻挡，清政府最终在1911年12月7日准资政院请，许官民自由剪发了。 综览晚清时期辫发的 发展 ，可以看到，随着
10、现代 化程度的逐渐加深，剪辫被逐渐推广开来。这种演变本身就承载着复杂的 历史 前行，因而剪辫的推行并非一帆风顺。当辛亥革命使一根根辫子落地后，却又有张勋的辫子军复辟，遗老遗少们拖着真辫子与假辫子弹冠相庆；还有人头戴方巾，身穿明代的古装，腰佩龙泉宝剑招摇过市。这些有关发式服饰颇为复杂的历史现象，其实反映的是辛亥之后 社会 心态、 政治 态度与文化观念的混杂性。围绕着是否剪发易服的背后其实是身体如何现代化、世界化的 问题 。遗老遗少则从文化方面考虑，认为辫子乃是 中国 的“传统”，是与中国的传统文化不能割裂的，剪发乃是西式的生活风俗，不足效仿。富有历史意味的是，清末民初被文化上的遗老遗少所坚持的辫
11、子，在二百多年前正是被明末清初文化“遗民”所激烈反对的。这一历程本身体现的是有清一代的民族和文化的融合。在中西二元对立大背景下，中华民族的整体意识逐渐得到加强。 由此可见，剪辫与中国现代化进程相伴并行。它的每一次发展都反映了社会、政治的重大进步。由维新变法时期的“奏请断发易服改元”，到革命派“华服剪辫会”等民间团体纷纷成立，即是明证。可以说，这种势在必行的改变既是中国与世界外交礼仪从冲突到趋同的进步过程，又是中国半殖民地不断深化的屈辱过程，更是传统中国在世界文明浪潮冲击下进一步现代化的过程。此外，随着革命和 时代 的变化发式也发生了新的转向。剪辫运动由全国各地兴起而后推动京畿地区，京畿地区的民
12、众推动清政府。这种由下而上的推进过程，也正代表了中国的革命进步是一个自下而上的过程。而且，剪辫令所造成的流血牺牲远比剃发令和蓄发令要少得多，也反映民主共和时代政治上的进步性。 从横向来看，剪辫同时也是个人政治态度的反映。湖北新军的官兵在举起武昌起义义旗之前剪了辫子，以无辫为革命标志。章太炎不满于唐才常等人的勤王主张，就用“割辫与绝”的方式表示与改良主义路线划清界限。孙中山、陈少白等人也都以剪辫为革命的先行。康有为几次政治态度的变化也同他在剪辫问题上的摇摆紧密相联。1898年，康有为上请断发易服改元折，请求皇帝率先断发易服，以此作为维新变法的起点。但在资产阶级革命浪潮袭来时，他成为了保皇党，反对
13、革命。1912年，他给逊帝溥仪上书，追悔戊戌上书时说的话，表明当时想剪辫易服是不得已而为之。时过五年，政治舞台上出现了暂时“寒流”，他的态度又发生了变化，竟想留发重梳辫子了。从剪辫到蓄辫，表现了他思想政治立场的一种转变。到了1917年张勋复辟时，他处在辫子军保护的小朝廷中，蓄着不足六七寸的辫子，已经成为了与时代背道而驰的守旧派。辫子的去留俨然已经成为政治态度的表现，由此可见辫发在清朝历史中深重的政治意味。 相对而言，民国初年留辫的人多为政治或思想保守者。清王朝的遗老遗少以保留辫子表示对清王朝的怀念与忠诚，他们甚至梦想清室复辟，这可以辫帅张勋和他的辫子军为代表。也有一些普通民众出于一种长期以来养
14、成的习惯，一时看不惯短发。遗老辜鸿铭觉得自己留的那条稀疏的花白头发编成的辫子仿佛是中国几千年道统的象征。还有的人已经把辫子当成自己身体、乃至生命的一部分，不舍得剪掉。在浙江海宁乡下，“镇上茶馆里，就有五六个年轻朋友，专门乘人不备，代人剪辫，惹起许多口舌。有的人辫子被剪掉了，抱头痛哭；有的人破口大骂；有的人硬要剪辫子的人赔偿损失”。另有一些人怕剪了辫子要穿洋服，“以夷变夏”，所以排斥一切外来事物。此外还有人怕皇帝再坐龙廷，会杀无辫的人，所以对剪辫和革命持观望的态度。 总体而言，由于辫发在有清一代蕴涵着复杂的政治文化含义，因而对待剪辫的态度是衡量个人思想态度的外在标志。可以说在20世纪初的中国，辫
15、发所引出的种种问题，就如多棱镜般折射出现实生活中各个阶层、各个政治派别的歧异和对立。然而无论如何，辛亥革命后人们毕竟获得了剪辫的自由，短发逐渐普及。在清末曾因辫子吃过苦头的鲁迅说，他之所以爱护共和制的民国，“焦唇敝舌，恐其衰微，大半正是为了使我们得有剪辫的自由”。这句话本身除了对于剪辫的欢迎之外，也暗含着文化与政治上的意味。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随着每一次社会制度的巨大变革，人们的观念和观点也会发生变革”。辛亥革命的确使封建伦理道德及其派生出来的许多习俗、理念受到冲击，传统价值观念进一步动摇，与民主共和制度相适应的新习尚得以更快传播。但这种社会意识领域内的变化是不均衡的，受到人们的生活习惯以及
16、宗法结构、民众心理等多种因素的 影响 。而种种的差异性在剪辫运动中都得到了深刻反映。 “发辫之所由来，由于满洲之入中原”，“发辫之消除，亦与满洲而俱尽”。如同清王朝的覆灭不是导致新王朝的建立，而是中华民国的诞生一样，发辫的肃清也不是重新束发于顶，而是短发的普及。辫发作为一种传统的象征，一种文化记忆和一种政治符号，已然随着中华民族整体意识的加强，渐渐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剪辫从一个侧面反映出其所具有的新时代的革命意义，成为中西两种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在身体领域的反映。剪辫运动同辛亥革命一样，受到世界变革潮流的影响，成为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一步。 结语 从清王朝前后近三百年的历史中可以看出，辫发不仅是一个民族的发式风俗问题，而且是涉及到政治变革和社会变迁的大问题。日本学者桑原骘藏就清初剃发的历史曾说：“为头发而损失古今几十百万个汉人生命，实不能不算为世界之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