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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制度与经济发展：理论、历史与现实【 内容 提要】制度与 经济 发展 之间是怎样的联系，这是一个恒久的 问题 。过去两个世纪中，西方经济学家围绕生产制度、 政治 法律 制度、文化制度等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建立了一般 理论 框架，值得引鉴。透过制度 分析 的视角， 中国 经济发展中的种种困境，尤其是改革前“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得到了新的阐释：中国经济改革作为一个制度创新过程得到了新的认识。【关键词】制度/经济发展/制度创新【正文】 经济发展与一国制度结构有无联系？如果有
2、，是怎样的联系？这些问题涉及到经济发展过程的内在机制，是长期以来被视为“黑匣子”的东西。传统新古典经济学不愿向匣子里看，而宁肯把这些内容舍象掉。新制度经济学家对新古典传统作出了扬弃，他们 研究 “生产的制度结构”，试图在经济发展与制度安排、制度结构之间建立起内在联系，把人们的关注焦点重新集中到黑匣子内部。在他们的研究里，有两条并行不悖且互相关联的思路：其一是对生产组织绩效的比较研究，他们把新古典经济学关于价格由供给和需求决定的原则推广到了关于供给和需求本身如何受家庭与 企业 内部制度 影响 的原则，并且表明，服从某种最大化约束的经济人关于各种制度的选择都受到交易成本结构的影响；其二是对西方世界
3、 历史 的经济阐释，由此建立了内生的技术进步、制度变迁与经济绩效之间的理论联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对于我们探讨中国经济发展的制度障碍与制度创新，具有借鉴与启示意义。一、制度与经济发展的一般理论生产制度与经济发展谈到生产的制度结构对经济绩效的影响，我们不得不回顾到亚当斯密所作的开拓性分析。斯密的研究首次把经济学的重点集中到生产领域，把国民财富增进的根本原因归结为劳动分工。他所说的劳动分工不限于企业内部的分工，而实际上是一种生产性的制度安排，正是这种安排带来了三个直接好处，即由减少转换工作所节约的时间，由专于同一工作所造成的知识与技能的积累，和由工作的单调性和知识积累所产生的发明工具的可能。
4、表面上看，这些优势都导致直接生产成本下降。然而更重要的是，分工制度在经济领域中引入了迂回生产方式，表明企业内部契约安排有可能带来收益递增、技术进步和知识信息存量的扩大，从而降低生产领域的交易成本。这种思路在此后得到了许多发挥。一般地，生产过程越是复杂，分工越细致，则对专门化生产工具要求越高，迂回时间可能越长；但分工反过来又促进专门化工具的发明与创新，使得生产方式中资产专于某个用途，从而效率大大提高，迂回时间也得到节省。可见，生产效率提高降低了生产成本，而迂回时间的节省则降低了生产中的交易成本。自本世纪20年代艾林杨 总结 出“劳动分工受市场范围限制”的定理1之后，逐步形成了企业生产制度与市场交
5、易制度之间在一定时点上互为限制互为替代，但在时间序列上互为补充互为推动的新观念，从而把分工制度更紧密地与整个经济发展联系在一起。分工所带来的知识技能也被归纳为“边干边学”，成为80年代以来新增长理论中不断予以探讨的重要内生增长因素。许多学者指出，分工的好处是动态的，一方面促进专业化人力资本的加速积累，另一方面通过生产中工人的集中减少信息成本，强化 社会 分工，进而为市场发展和社会一般性人力资本积累提供了更多机会。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以分工制度为出发点，以人力资本积累为枢纽的收益递增经济发展模式是斯密理论的 现代 扩展。政治法律制度与经济发展一国政治法律制度制约着经济自由度和个人行为特征，进而作
6、用于经济绩效，这样的观念也得首先归结到斯密所建立的“经济人”思想上。在斯密体系中，经济人的自利即是其行为理性的保证。他一方面指出建立合适的法律结构和完善的政治制度十分重要，另一方面又指出，国家作为整个社会有机体的一部分，应该仅仅提供一种框架，使人们在其中可以在最大范围内自由行动，并且他认为这样的制度结构会自动地实现社会经济发展目标，即“无为而治”。哈耶克可以说把经济自由和个人主义推崇到近于极端。在他看来，完全的经济自由和真正的个人主义能够产生出一种行之有效的秩序机制，即非强制性惯例。个人宁愿遵从惯例互相协作，而不愿意政府干预。由此推论，经济发展要求政府强制尽可能地削减，直至形成哈耶克所谓“自发
7、秩序”。阿罗研究的问题是：是否存在一种民主的政治制度可以满足不同个人的经济需要？他的结论是：从逻辑上讲，人们不可能建立完全协调一致的集体选择制度，亦即著名的“阿罗不可能定理”。阿罗的论证大致是：假如大家没有对自己偏好进行分类的共同标准，又假设两个以上的投票人和选择项，那么人们不可能制定出达到一致的集体选择的投票程序。阿罗定理表明，真正的民主政体是不存在的，也是不可能存在的，多种现行政治制度的经济效应主要是负面的。公共选择学派对政治制度的研究则带有较强的实践性和建设性色彩。他们指出，西方经济的困境与其说反映了市场经济的破产，不如说反映了西方政治结构的彻底失败。政治权利的分配并不比经济权力的分配更
8、平等，现行民主政治制度最终给利益集团的权力远大于给纳税人的权力，这样的结构是上个世纪根据适合产业革命初期条件的政治技术设计的，可是一直没有改进，以致在一系列内在不平衡作用的冲击下，现代国家的增长只能有害于市场和经济发展了。布坎南在自由的限度中表达了这样的思想：我们 时代 面临的不是经济方面的挑战，而是制度和政治方面的挑战。良好的政治法律制度是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文化制度与经济发展关于文化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的阐述表现在两个不同角度上，一个是以道德伦理观为主体的社会精神对人们价值取向的影响，另一个是以习俗、习惯、知识等形式累积下来的非正规规则对人们经济行动的约束。最早对此作出合理解释的是斯密。他
9、认为经济关系同宇宙一样，是看得见的现象与事件的不完全流动，是一种可用“无秩序的秩序”来加以解释的东西，这实际上是一个“经济能量守恒定律”。据此，经济生活中表面上的混乱无序可以通过市场主体的自我矫正而导向有序，结果是每个人都较以前更加富裕，而不是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也就是说，财富增长不是以道德沦丧为代价的。马克斯韦伯对社会文化制度作了广泛的分析，他所说的“资本主义精神”实际上是含义丰富的文化范畴。在西方世界，典型的精神观念，即时间就是金钱、信誉就是金钱、金钱应该用于增殖、善于付给别人钱的人是别人钱袋的主人等等，总结起来便是“从牛身上榨油，从人身上赚钱”的 哲学 。这种贪婪哲学一经从神学的轻蔑中释
10、放出来，就构成了人类行为的强大动力，甚至成为具有信誉的正直人的理想。这种社会精神所劝诫的不仅是取得经济成功的手段，而且是一种特殊的伦理规范，谁要是违反了它，就被视为忘记了他所应付的义务，而不是愚蠢或懒惰。他认为正是这种道德观念使得西方形成了理性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建立了有规则的市场，使人们合法地追求利润或效用的最大化，从而造就了西方资本主义文明。而在中国和印度等东方社会，资本主义萌芽之所以未得到发展，也正是由于缺乏适宜的具有资本主义理性的文化制度相支持。就文化知识的累积和沉淀而言，它们通过建立起一些习俗惯例，构成了经济生活中非正规的、然而可能十分有效的约束。哈耶克的“自发秩序”即是对非正规约束所
11、能达到的结果的高度概括；熊彼特也认为，如果没有习惯的帮助，人们一天也无法工作，甚至于无法生存；诺思称习惯性行为具有制度的功能，它告诉人们关于行为约束的信息。文化是知识与信息的载体，知识与信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人们不是无所不知的，现实世界充满了不确定性和风险，因此需要通过“集体 学习 ”把知识、信息、价值观念及其它影响人们行为的因素一代代传下去，这个过程蕴含了大量非正规规则的形成和信息的传递，体现了文化与经济发展之间的动态关系。 二、 中国 经济 发展 中的制度障碍回顾改革以前中国经济发展的历程，人们不禁困惑：为什么政府有着强烈的富国强民愿望，人民也付出了艰苦努力，可是经济发展绩效却差强人意？在
12、此我们试图从制度角度 分析 和把握中国经济发展的障碍，同时对中国特殊的经济发展道路作出一个重新阐释。统计表明，中国在19521978年间按可比价格 计算 的 社会 总产值、工农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年均增长率分别达、和，这样的增长速度不仅高于同期世界平均水平，而且与韩国、 台湾 的速度也相差无几。然而 问题 在于，经济增长很不稳定，波幅相当大，GDP增长率在19631965年与增长最慢的二五期间相差个百分点；经济结构极不均衡，19521978年 工业 年均增长11，商业为，农业仅为；居民收入和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居民消费指数与国民收入指数差距甚大；中国人均GNP 一直很低，到1978年
13、仅210美元，没有突破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确定的265美元的低收入国家界限，而当时亚洲四小龙人均GNP早已突破1000美元大关了。由此可见，中国改革以前高经济增长的背后是很低的发展水平。为什么会出现“高增长低发展”的困境，这是发人深思的。建国以后，中国在 政治 上形成了一个高度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摆脱了长期以来分裂割据、遭受外辱的状况。为了在极低的起点上建立起与政治独立性相匹配的独立国民经济体系，政府采取了统一决策机制，力图赢得较快经济增长，实现赶超目标，这决定了必须在全国建立起以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为核心的经济制度。集中的资源配置制度是对旧中国汪洋大海般的 自然 经济和正在萌芽的市场经济的资源配
14、置制度的否定，它的建立依赖于两条途径：一是人为扭曲价格。尤其是为了降低工业生产成本和工业 企业 的创建成本，实行了工业投入品人为低价格供给、资金信贷低利率和低汇率等政策，致使市场经济所藉以实现资源配置的主要价格杠杆都失去效力，同时人为助长了对投入品、资金和外汇的饥渴式需求。这些领域中持续普遍的短缺局面又反过来强化了集中资源配置的必要性。二是人为地隔离城乡联系，取消了城乡之间长期形成的带有易货性质和一定商品经济成分的社会经济往来，把农业剩余强制性地集中到国家手中，农产品价格大大低于价值， 农村 劳动力终身被束缚在土地上，生产率停滞不前。这样，固有的城乡结构二元化问题被进一步地强化，农业剩余的高度
15、集中为集中资源配置制度提供了物质基础和现实可能。实行集中资源配置制度的初衷，是为了以整齐划一的秩序性来克服自然交易与市场交易制度下的交易成本，从而最方便地使资源配置适合于计划的需要。然而，这种设想低估了配置全社会资源所需的信息量，低估了生产经营过程中的种种不确定性和风险。结果集中资源配置实际上忽略了信息的收集、贮存和整理等过程，把主观意愿的配置格局刻画到现实中去，这就蕴含了很大的风险，即由于信息不完备，资源配置计划可能有错误，同时由于没有信息反馈，出现的错误可能得不到及时发现和纠正，以致一错再错，直至不可收拾时再幡然悔悟，改弦易辙。因此，集中资源配置制度事实上是实施成本很高的一种安排，特别是在
16、价格已丧失显示与传导信号的功能的情形下，这种成本就更高了。与集中资源配置制度相应的是纵向统一的管理制度和统一分配制度。统一管理制度意味着从生产什么、生产多少到如何生产的问题都是统一决策的，企业既无权支配投入要素的质和量，也无权支配产品的去向，更无权支配利润的分配。因此，企业缺乏技术创新动力，养成了严重依赖上级计划的惰性，成为完成计划指标的机器。统一分配制度，一方面体现在为满足资金配置的需要而长期压低消费基金，另一方面体现在每个人的工作都由统一安排所固定，工作收入在农村是刻板的工分制，在城市是固定的级别工资制，人们逐渐习惯于平均主义和吃大锅饭，工作积极性越来越不足。这样，在各个生产层次上，人们既不具有也没有必要具有对市场价格作出反映的经济理性，仅存的“理性”恐怕就是在监督与计量不严格和利益相关性极低的条件下，企业和生产队选择了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