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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从黎紫书创作看当代马华新生代文学观念的演进上世纪90年代前后登上文学舞台的马来西亚华文新生代作家受“断奶”论影响至深。与中生代作家相比，他们的创作在创作宗旨、精神意旨、美学风格和表现手法等方面出现了极大转型：他们不再象前辈作家那样，抱着“文以载道”的理想进行现实主义创作，而对文学语言和文学的外在形式具有深刻的自觉；他们沉溺于民族历史的开放与多元，在幽深、晦暗和曲折的历史记忆深处挖掘民族特性；他们放弃追寻稳固、统一的族裔身份，在“离散”的状态下自由表达自我存在的多
2、重意义和质感。以上事实表明，对于困扰马华文学发展的种种问题，新生代作家已经有了自己的思考和对策。具体到作家个体，黎紫书即使身处优秀作家辈出的马华新生代创作群，也是一个极具代表性的存在。抛开多届“花踪”文学奖的光环，她独特的写作立场、诡谲多变的写作风格，超脱的写作视角，都可为一直在困境中苦苦挣扎的马华文学提供一种现实参照。下文将以黎紫书为例，从文学传统、历史意识和离散经验三个方面，具体分析新生代作家的创作对马华文学发展产生的积极意义和影响。一、对马华旧文学传统的背离在前生代和中生代作家看来，文学的最大意义，当然是以现实主义手法表现华人的南洋生活，进行精神领域的历史文化溯源，明确自身的文化身份，从
3、而缓解现实中的精神压力和困境。到了黎紫书时代，写作已不是一项“文以载道”的艰难使命。新生代作家多数站在了马华“现实主义”传统的对立面，他们更追求文学自身的表达文学除了具有表现“族裔身份”之文化诉求的功能之外，也具有拆解历史和传统，剖析人类共同心理、情感和生活体验的能力和要求。纵观黎紫书的创作，华人散居带来的文化危机、精神生存或性别压力、民族冲突和融合等,都不是她写作的源动力，而一般华文文学作品都会涉及的主题，如华人的原乡想象与文化传统继承、华人族裔精神建构、华人本土性和种族关系等，在她的小说中均鲜有反映。在“为什么写作”这个问题上，黎紫书曾直言不讳地说：“我以为我能一直写下来，是因为写作于我，
4、如同阅读一般，其实是一种享乐。能写，是能读以外的另一种更大的福祉。尽管我总是在写许多沉重的小说，然而写作本身实非沉重的事。相反的，它让我的精神和灵魂有了自在之处，也有了自处的时空。” 1毋庸置疑，文学创作的立场穿透现实的功利性，转而追求创作自身的独立精神领域和立场，正是文学观念走向成熟的鲜明标志。在“马华作家的责任”这一命题上，黎紫书这样表述：“ “马华”和“作家”是双重桎梏，有好些读者期望我在世华舞台上演好马华作家這角色，努力写一些能代表马华的作品來。只是我清楚认知我的写作沒有那样的目的，有一天我或许两头不到岸，去不了世界，也回不了马华，但这并不重要，不值得介怀。” 2和马华文学前辈相比，黎
5、紫书不再纠缠于“马华”这一充满历史沉重感的标签。她追求一个更大的文学与文化场域以超越族群及族群利益的精神和意识进行文学性的写作。马华文学长期肩负的“舒解族群精神压力”、“传承民族薪火”和“维系华族血统”等使命，使文学所包含的“神圣价值”远远超出了文学自身，成为权利运作的一种工具，这也是使马华文学丧失主体性的重要原因。黎紫书等新生代作家将创作重点转入文学自身，关注文学作为一种艺术表现形式所应该具有独立自主的表达权利，这无疑是文学观念的极大推进。二、以断裂的历史意识反思民族生存轨迹新生代出现之前的马华文坛对“马华”历史的塑造多数都包含在“民族精神和族裔身份溯源”这一基本框架之下。历史性的溯源想象参
6、与了民族属性的寻找与塑造，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至马华新生代，前辈作家所感受到的国、族之痛，对于他们也仍是现实中的问题和困扰，但较为开阔的视野和文学观念，使他们能够以一种更为丰富和理性的态度去回溯历史。他们对国族历史的描述与其说是一种民间化历史的建构，不如说是在某种历史保守主义的立场之下，描述历史的断裂和无法掌控性。然而，正是对这种历史断裂、历史缝隙的承认和发见，标志着马华新生代作家真正具有了复杂、成熟的历史视域和理性批判的能力，这正是马华文学在历史意识问题上的觉醒和进步。具体到黎紫书，州府纪略、山瘟、夜行）和七日食遗等篇，从抗英、抗日写到和平协议签署之后，几乎可以说是马共历史的连续展示。然
7、而，通过对作品内容的分析，我们却发现她所呈现的根本就不是重新去“建构”国族历史的野心。“马共”是马华作家无法回避的集体记忆，然而在州府纪略中，狂飙一般的历史巨潮却悄然湮没于马共女战士谭燕梅人生命运的溪流里。3到了山瘟，以主人公先辈祖先面貌出场的人物的存在也显示出既不“合理”也无意义的吊诡被着力塑造的马共游击队长温义，是热带雨林中的山魈，“饮猪笼草兜里的露水长大，一生与鳄为伍与蛇同眠，尽收天地灵气日月精华”。 4这个神鬼一般莫测的人物体现着雨林的传奇，历史的面貌却在人物命运的遮蔽下晦暗难明。在黎紫书历史小说中还经常可以见到与马来西亚“官方”描述几近相似的“马共”形象。在七日食遗里，“马共”老祖宗
8、乖张暴戾，他以残酷高压手段驯服异兽“希斯德里”，作者借此暗示由他所书写的历史是荒谬而不足取信的。5在黎紫书的作品中，民族精神和微言大义都被极度消解，历史和传统只成为超然的神秘力量玩弄个人生存境遇的实验场。作者在这里表现出的“历史虚无主义”，正是马华新生代作家对马华历史现实进行深入思考后的产物。几十年岁月的侵袭，出生于战后的新生代作家所了解到的“马共”历史都是口授笔传，早已失却了历史的真实性。前辈的“国族”到了新生代，却成为了无法被了解和超越的历史迷雾，而魔幻诡异、曲折迂回、扑溯迷离的格调，就是这种历史观在文本中的动态呈现。在这种语境之下，“建构”当然只是虚妄，着力表达历史真实的断裂，本身就是理
9、性反思的开始。在告别的年代中，黎紫书的历史叙事中呈现出超越单一民族文化延伸与建构的内容和意义。文章一开始就频频强调的“”事件6，看似一种“国族”寓言，其实却如黄锦树所言“是个假靶，误导刻意求深的读者而已” 7。而文章中不断出现的后设结构，正是刻意打乱历史的统一叙述，进入一种不断怀疑和否定的程式，借以表现华人无法描述华人历史的断层现象。多数马华新生代作家在回溯历史的同时，都具有对历史暧昧复杂性的充分认知，他们因而表现出历史保守主义和畏惧的态度。与前辈作家主观性的“建构”行为相比，新生代作家更为客观地反映着对历史多样性的深层次体认，“国族”命运在他们笔下也因此呈现出更为复杂和丰富的内涵。三、以开放
10、立场书写离散经验新生代之前的马华作家多数都追求一种统一、稳固的族裔身份：对内强调民族文化与传统的延续，对外谋求主流意识形态的接纳和认同。正因为如此，他们的文学创作便带有了明确的目的性：身处异族包围之中，作为少数族裔的华人群体以同质性的文学想象缓解精神生存压力，建构族群性的文化共同体。到了马华新生代作家群体进入文坛之时，全球化已经成为时代主潮。新生代作家多数都具有多国求学和生存的经历，成为精神上的“离散”者，他们对族裔传统的认同与传承客观地超越了狭隘的民族的单一模式，显示出多元特征；他们的“族裔身份”，也在多族群和国别的交流语境中转变为多重复合，不断分裂与重构的复杂模式。这种情境之下，前、中生代
11、作家在“族裔身份”问题上一贯强调与强化的“乡愁寻根”模式，至新生代作家已经弱化。詹宏志在论及马华文学现状时说：“台湾本地的文学创作者有三种乡愁的世代，大马作家何独不然？看温任平、小曼作品，乡愁犹在中国符号；到了张贵兴的群象、黄锦树的鱼骸，热带雨林已入Kampung Boy的梦中；如今有黎紫书一代，她们将脱离前辈，另外寻找一种写作的理由”8所谓“另外一种写作的理由”，即是背离前辈从中华传统文化中得到精神动力，在“族裔身份”构建中寻求精神家园的现实主义手法，转而在对“族裔身份”经典神话进行不断拆解、消解和颠覆的过程中，以充满“离散”色彩的写作，表达当下多元化的自我存在。黎紫书以记者、作家和观察者的
12、身份，游走于大马、大陆和欧洲，英语、粤语和普通话均非常熟练。基于较为丰富的生活经验和开放性的立场，她没有“族裔身份”的焦虑和“华人”/ “汉语”情结。对于“中文”的写作，她归结于一种单纯的“对某种文字的喜欢” 9；她也没有狭窄的民族或地域观念，不以“马华作家”的单一身份看待自己的写作，反对将热带雨林、猴子和马共作为马华文学的标签10。作为一个多元文化语境下成长起来的大马作家，黎紫书和许多新生代作家一样，抛弃了前辈作家对统一、稳固族裔身份的追求，转而在现实的“离散”状态下，寻求对文学更为开放、丰富和多元的表达。摆脱了“族裔身份”的禁锢，他们的创作呈现出一种超越的姿态。新生代之前的马华文学也有“离
13、散”即与其他区域性华文文学相同的“失根”漂泊、寻觅意识和体现生存困境的“乡愁”情怀，整体表现为一种压抑、痛苦、迷茫的精神特征和强烈的失落感。到了黎紫书时代，新生代作家们已经为“离散”赋予了更深层的思想和精神意义：在追求统一族裔身份已无可能的当下，“离散”可为新生代作家提供一种新的写作立场和新的文学生长场域。不受制于某种特定、先验的“族裔”立场，新生代作家能以更为宽广的心态，剖析人类的共同心理和情感，表现现代人多层次、多角度的生活经验。而“离散”的状态，也促使新生代作家从狭窄的艺术境界中脱身，追求多元化的审美路径和美学特色。综上所述，黎紫书等新生代马华作家，在多元化的历史文化语境中，对传统文学观念进行了多方面，深层次的沿革。黎紫书的创作实际，对马华文学创作产生了积极的现实意义。课题份量和难易程度要恰当，博士生能在二年内作出结果，硕士生能在一年内作出结果，特别是对实验条件等要有恰当的估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