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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从国学研究看中国古代辞典文化摘要国学是中国古代文明成果之精粹。中国古代辞典文化不仅是国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还是国学的主要体现形式之一。从这个高度认识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研究、开发和利用，有助于在更大背景中研究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在更高层次上认识中国古代辞典文化的价值，丰富国学研究的内涵，突出中国古代辞典文化在中华民族文化乃至世界辞典文化中的特殊地位和民族特色。关键词国学研究古代辞典文化辞典史“国学”作为汉语词汇可以追溯到周代。经过漫长的社会文化演变，“国学”由
2、最初指代国家创办的服务于贵族子弟的学校转变为在当代特指专门的学问。在古代，字书辞典列入“小学”，在国学文献中则归属“经部”。中国第一部百科性质的义类辞典尔雅就辑录于四库全书“经部”中。尔雅本来属于教学参考书，但是，在汉文帝时期被列为教材，到唐代因科举取士而升格为经，自然获得了其在国学体系中应有的地位。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解释字义的字典。在朱自清讲国学中，国学大师朱自清将其列为首篇予以说解。这充分说明说文解字在朱自清的国学体系构架中的文化分量和学术价值。诸如尔雅说文解字之类的古代字书辞典本身就是国学著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又与国学著作(尤其是儒家经典)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
3、此渗彼透的互动关联。这种关联延绵不断，内涵丰富而又厚重。国学的发展和国学著作的繁荣影响并引领了中国古代字(辞)典编纂，成为中国古代辞典文化产生、发展、传承和兴盛的主要学术动力。一、古代识字课本是国学之源，也是中国辞典文化之源。识字课本在当代社会中的地位和作用已经无足轻重，不过是儿童练习识字的教科书，但是，任何文化中最早出现的识字课本却是初始人类文明的最原始、最直接的智力源。它们记录了古代文明中不可或缺的语言符号，承载着人类文明中经久不灭的文化印记。古今中外，任何文明的起源和演进都与这些古代识字课本所发挥的教导作用密不可分。中国古代识字课本是中华文明和汉语文字至关重要的传承载体，是中国国学最具传
4、播价值的源起，也是中国辞典文化之源。语言符号的开启为文献的出现准备了先决条件。中国文献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070前1600年的夏代。现存的最早文献是商朝后期殷代帝王占卜时留下的甲骨卜辞。公元前6世纪，孔子依据历史文献资料选编的周易尚书诗经周礼礼记春秋等千古不朽的典籍，是中国古代文献的滥觞，也是中国国学文献真正的始祖。而早在公元前827年周宣王时期太史籀所编的史籀篇，是中国历史上有史料记载的最早的识字课本，对国学文献的出现自然有着催化和推进的作用。世界上任何语言的辞典都源自该语言的最古老的识字课本，两者之间存在着直接或间接的承继关系。Edmund Coote的英语识字本(The Englis
5、h Schoole-Maister，1596)、John Palgrave的法语基础识字本(Lesclarcissement de la langue francoyse，1530)、Claudius Hollyband的法语识字本(The The，Frenche Schoole-maister，1573)、John Florio的启蒙识字本(Firste Fruites，1578)以及William Stepney的西班牙语识字本(The Spanish Schoolemaster，1591)都在各自的民族辞典文化中发挥过源头的作用。中国辞典文化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古代第一部有文献辑录的蒙童识字
6、课本史籀篇。从周时史官教学童诵读的识字课本史籀篇，到秦统一后李斯撰仓颉篇、赵高撰爱历篇和胡母敬撰博学篇；从汉武帝时司马相如撰凡将篇、元帝时史游撰急就篇和成帝时李长作元尚篇到扬雄续仓颉篇作训纂篇以及东汉贾鲂再续训纂篇作滂喜篇；从汉儒汇辑古代经书训诂编纂尔雅到许慎综括“六书”编成说文解字，扬雄博考各地方言、遍采周秦旧籍撰方言以及刘熙专用声训撰释名，人们可以清楚看到汉语辞典文化从蒙童识字课本、古代字书到字典辞典的演化轨迹，以及它们与社会文明、文字教育、语言演变、文字改革相互交织、互动发展的历史脉络。这种互动关系贯穿于整个汉语辞典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成为汉语辞典发展的直接动力。二、国学是以古代经典著作为
7、根基的，而古代字书辞典主要是为诠释经典文献服务的。早在远古时期，人们就有阅读时在字行间或页边注解词语的做法，这种传统一直为后代人所沿袭。世界辞典基本源自古代智者在名篇经典的字行间和页边留下的阅注或释解素材，它们主要是名篇经典中的难词汇集，当然也有为了满足特定时期传经颂教、军事征服等的特别之需而专门编纂的字表或词集，如古代苏美尔语词集。最早期的希腊语词集就是为了解释经典作品，特别是为了解读公元前8世纪的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中所用难词而编纂的，通常以在经典文稿中晦涩难懂语词的上方添加解释性翻译或辑词成集的形式出现。印度的辞典编纂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现存最早的是一部为诠释梵语经典语词而编撰的
8、名为Vaidika Nighatu的梵语词集。可见，早期的字表和词集大多源自古典名篇经文用语注释汇编。中国古代字(词)书同样源自经典诠释。世界语言只要有使用者就会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古代经典文献经历时空的变化使前人的语言成为后人的阅读障碍。周易尚书诗经周礼和春秋这五种儒家经书成为当时的法定教科书，解释五经音义成为非常必要和相当严肃的任务。中国人对远古时代文化典籍的注释由来已久。先秦时期就已偶尔出现在一种典籍中对另一种典籍的字词句篇的解释，包括对儒家以外诸子著作的注释。系统的注释一般认为源自子夏对于儒家经典的注释。训诂萌芽于春秋后期。到了西汉，经学的兴起推动了注释的发展，使其开始成为有组织、有系统
9、的学术活动。西汉末至东汉初，以先秦儒家经典文献中的汉字为主体的考据在经学注释中渐成风气。“训诂”正式成形。经典注释便发展成为系统完整的训诂注释书和纂集书。古代字书和辞典的某些特征在这种训诂专书中已有显现，所以，对国学经典的训释直接催生了古代的字书和辞典。儒家学说是中国古代思想的核心，独尊儒术将儒家经典推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造就了一大批释解儒家经典语词的古代字书辞典。如果将儒家经典名目与古代字书辞典做比照分析，不难发现中国古代字书辞典基本上是从那些经典名目中汲取语料素材用以对语词进行解释，或者是直接训释那些经典名目的派生作品。有些字书辞典本身就是经典名目，所以到了后期自己也成为被诠解的对象。西汉
10、时期，纂集类训诂成就集中体现在尔雅中，到了西汉末至东汉时期，训诂的纂集著作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许慎 的说文解字、刘熙的释名、服虔的通俗文等可谓是代表之作。光从尔雅收录字词的结构情况便可说明古代字书辞典对国学经典的训释功用。作为法定的识字教科书，尔雅“共收集各类词语四千三百多个，各种释条二千多个，集中收录并解释那些陌生的古语词和方言词”，“共有十一大(词)类”(赵伯义1997)。这些语词除方言和俗语以外，大多出自像周易尚书诗经春秋国语论语等先秦经典文献。国学经典中的语词不仅是古代字书辞典训解的对象，国学经典本身也是古代字书辞典引例的主要来源。再以尔雅为例。尔雅的例证一般都隐含在释义中，大多取材于
11、教育者非常熟悉的先秦典籍，如诗经尸子楚辞庄子列子国语淮南子等。尔雅单从诗经中引用的语句大约就占到全书例证的十分之一。这也是后代学者能够借助古代字书辞典中所引用的语料来研究早已失传的经典名篇，探求社会历史文化真知的原因。三、国学是中华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的精髓。古代字书辞典是中华古代文明和精神价值成果的高度浓缩和集约体现。任何时代都有自己的主流人文需求和精神价值成果。国学经典是这个时代精神价值的核心成果，而主流人文需求引导着这个时代辞典文化的走向，使辞典高度浓缩和集约化地体现这个时代的文明程度和精神价值。佛教源自印度，东汉时期正式传入中国。当时的佛经翻译不乏儒家和道家学者参与，所以，佛经语言从一开
12、始就融入了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文化思想。佛教文化的日渐扩张使之逐步与中国传统文化诘难碰撞和交映融通，渗透到中国文化的各领域，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同时与儒教、道教形成了文化功能分工，即“佛学修心、儒学修身、道学修形”。魏晋南北朝时期，佛学完成了经典翻译和向中国传输的任务，并出现佛学经典注疏和学术著述。历史学也摆脱了儒家经学而成为专门学问。到了隋唐时期，实行“三教并举、儒教为本”的基本国策，结束了汉魏以来南北学风独自演化的格局，使南北之学统一于经学。唐代科举制度使儒家经典成为文化教导的总纲，又是科举应试的范本。“五经定本”及经典释文五经正义都是在这种文化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参见雍和明，罗振跃
13、，张相明XX：161)。它们高度集中地反映了唐文化的精神价值和经学成果。随着佛教的广泛传播，中国僧人开始注意总结佛教语汇，固化音义，编撰音义辞典，使佛教语汇渐渐走向定型化与汉语化。已知的最早的这类辞书是北齐僧人道慧所编的一切经音。继一切经音之后，唐玄应编撰了25卷的一切经音义，由慧苑增补两卷，再由慧琳历时25年，集唐朝及唐朝之前编纂的所有佛经辞典之大成，汇聚1300余部佛教经典的语词，编成鸿篇巨著一切经音义100卷，最后由辽希麟续编出续一切经音义10卷。佛教文化和佛经音义辞典编纂的互动是唐代文明的又一显著特点，佛经音义辞典成为佛学文化成果的代表。范仲淹、欧阳修等人倡导的宋学以讲求义理和注重实用
14、为主要特征。语言文字是宋元学者阐发义理的最实用、最直接的工具，这不仅推动了语言文字研究，也带动了字书辞典的编纂(参见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XX：163164)。宋代出现了一批有影响的字书辞典，如王洙、胡宿等的类编，戴侗的六书故，娄机的班马字类，陆佃的埤雅等。从辞典史的角度考察，宋代类书中最有影响的“四大部书”(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册府元龟)都属于宋学研究背景下的产物，都是宋代精神文化成果的集约体现。中国古代科举制度起源于隋代，在唐代得到逐步完善，到了宋元时期进行了改革。进入明朝，科举制度进入其鼎盛时期。明朝统治者对科举高度重视，科举制度之严密也超过了以往历代，规定“四书五经”作为考试的范围
15、，并且指定四书以朱熹集注为准绳。“官修的四书大全、五经大全和性理大全颁行天下之后，学术精神开始以朱学为主流思想，官方儒学由此自经学时代走向理学时代。”(雍和明，罗振跃，张相明XX：242)明代不仅复兴了理学，确立了朱学的学术地位，而且还在中后期推行实学，使其在明末清初达到极盛。实学讲究“真实”，提倡“实用”，主张“实心”，注重国计民生。在求实思潮的影响下，_些学者开始从空谈义理转变到读书博闻、考证求实上来，这直接导致汉学的复兴和考据学的兴起。清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逐渐占据了学术统治地位，其影响涉及到经学、史学、文献学以及相关的领域，对中国辞典发展的进程和方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综而观之，明清是各种思潮融合碰撞的综合时期，也是向近现代文明演进的过渡时期。正因为如此，如果从文明演进的脉络看，明清应该可以看作是中国传统文化进入文明成果的总结期，也是中国古代辞典编纂的总结期。经过官方与私家两股力量的共同努力，明清总结性成果构成了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高峰，其辞典编纂成果尤为辉煌。一般来说，官方的学术活动往往代表并引领着一个时代的学术主流。清朝官方的学术活动主要发生在康乾时期，而编纂辞典是康熙年间官方学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