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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应有所改变引言本次会议的主题是“当代哲学范式的转换与哲学发展的新趋向”，它还有一个副题：“第十二届国际场有哲学学术研讨会”。这两个题目都很有意义。唐力权教授上个世纪末提出“场有哲学”这一观念，并在理论上对它作了系统建构的尝试。为了进一步推进这一哲学观念的研究，在唐先生的倡导下，连续出版了以场与有为题的系列研究文集，并举办多次学术会议进行相关的学术和理论研讨。我在母校(吉林大学)任教的时候，也有幸参与过场与有第三辑的编纂工作，并为文集写过论文。冯
2、友兰先生讲中西文化，曾用“古今”来表述“中西”，把中西的文化差异理解为古今的差异。从常理而言，这一表述似乎并不合适，因为中西思想、文化理应各有自己的“古”和“今”。但吊诡的是，它却又是对当代中国思想、文化现状的一种大体真实的描述，因为我们确实未能真正建立起中国思想和文化的现代形态。1994年，唐力权先生来吉林大学作“场有哲学”的学术报告，曾把哲学研究的工作区分为三个层次：思想史、哲学史、哲学，认为我们现在的研究工作，尚处在“思想史”这一层面。当时，哲学界很多人都在谈“哲学的危机”。唐先生很尖锐地指出，中国当代还谈不上“哲学的危机”，它的危机，只能说是“没有哲学”的危机。所以，他特别倡导哲学的思
3、考和系统的建构。唐力权先生的讲法，与冯先生对中国当代思想、文化现状的判断是相通的，不过唐先生所言，针对性更强，问题提得更尖锐。随着近年中国哲学界和整个学术界的变化，当年唐先生的工作及其倡导的学术方向，愈益显示出了它的重要意义。唐先生讲中国哲学所面临的危机表现为一种“没有哲学”的危机，真是一语中的，深切时弊。“没有哲学”的危机，岂非更深刻的哲学危机和文化危机!它表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确实需要有所改变。一、哲学与哲学史“哲学”一词，译自西方。在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系统中，本无一种被称作哲学的学术部门。上世纪初以来，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研究，经历了一个现代转型的过程。这个现代转型，简单说来，就是按照西
4、方的学科模式对中国传统的思想学术进行分科化的研究，进行重新的学术分类。现代中国大学和科研院所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一模式来规划的。我们现在所谓“中国哲学”，就是在这样一个学科分类过程中所形成的一个学科。这一现代转型很重要，它是中国学术的研究能够参与当代国际学术对话的一个前提(当然，这只是一个前提。如能真正参与对话，需要中国学术自身具有主体性)。但它也带来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未能建构起中国学术的现代形态，因而导致了它自身学术“自性”和主体性的严重缺失。这在“哲学”一方面表现尤其严重。中国古来讲内圣外王之学，“内圣”，即所谓“心性义理之学”或形而上学(取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之义
5、)这一面，是这一学术文化系统的形上学和价值的基础。这一方面，在当代中国的学术系统中，属于“中国哲学”的研究范围，所以尤应引起我们的重视。近年来，一些学者对于用“哲学”这一思想学术范式研究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有效性，颇有质疑。管见以为，两千余年的哲学史表明，哲学总是以不同层级的具体个性形态存在，它并不实质性地与中国传统的义理之学或形上学系统相排斥，而学术和学科规范的转变亦非一朝一夕之事。因此，当前之要务，在于如何在取自于西方的“哲学”这一概念框架下，凸显出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个性特质和固有的精神，建构起中国哲学的当代形态，从而使之能够有效地参与当今中国社会和世界思想学术的创造进程。这亦是我们能够推动
6、学术和学科规范之转变的唯一有效途径。按照黑格尔的说法，“哲学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换言之，每一个时代，都应有属于该时代的哲学思想。哲学史乃是由这种每一时代思想的创造所构筑的历史。同时，从哲学史来看，每一时代的哲学又总是不断回归于经典和历史的源头以寻求哲学当代性重建的原创性本原。如怀特海所说，一部西方哲学史不过是对柏拉图的注脚。中国哲学更是如此。就其表现形式而言，整个中国思想和哲学发展的历史可以说就是一部经典的诠释史。由此看来，哲学既有其时代性，又有其历史的连续性。与此相应，哲学的研究亦应包括理论的研究与哲学史或学术的研究两个方面。哲学史既是每一时代思想创造所构成的历史，则哲学的理论创造
7、与哲学的历史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冯友兰先生曾著有论民族哲学(1937)一文来讨论哲学的民族差异问题。认为哲学之所以有民族的分别，乃是因为“哲学总是接着哲学史讲底”，而且必须是“接着某民族的哲学史讲底”。从这个意义上讲，哲学应对和解决时代问题的创造活动便与哲学史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性。按照冯友兰先生的说法，哲学的创造活动是一种“接着讲”的活动，哲学史的研究，则是一种“照着讲”的活动。“接着讲”和“照着讲”，是一个形象的说法。实质上，哲学史的“照着讲”，并非原封不动的资料汇编式的讲法。冯先生在三松堂自序明志一章阐述他“旧邦新命”的职志，认为哲学是一个有生命的“活的东西”，每一个重要的历史时代都要有
8、“新的包括自然、社会、个人生活各方面的广泛哲学体系”的创造。这个哲学体系的内容，乃是“历史的产物”，有着历史的必然性，并需要长期的孕育才能完成。因此，哲学史的“照着讲”，不是把哲学史当作一种死的东西来研究，它既非陈列资料，亦非对博物馆陈列品的解说。冯先生自谓其哲学的系统，是为中国现代新哲学的创造做贡献；而其哲学史的工作，则是为中国哲学的发展和新的中国哲学系统提供养料或营养品。这种“新旧”的统一和连续，乃能使“旧”的具有生命力，同时使“新”的具有自己的民族特色。冯友兰先生具有中国现代哲学家与哲学史家的双重身份，他的有关讨论，对于我们理解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哲学作为“活的东西”，
9、乃表现为一生生连续的活的生命整体。这个“活”，应包涵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是就哲学的理论创造而言，它必表现为一种植根历史传统的长期孕育的过程。冯友兰所谓“一个民族的新民族哲学，是从他的旧民族哲学生出来底”，而现代中国新的“广泛哲学体系”必须要能够自己从传统“吸取营养”，经由几代人的努力才能完成，讲的就是这个意思。二是就哲学史的研究而言，哲学史不应是古代哲学资料的汇编，而应是经由新的诠释原则的奠基和整合而形成的新系统。这样，它才能真正为新的哲学系统提供生命的“营养”。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主张：“哲学史本身就应当是哲学的”，“哲学史的研究就是哲学本身的研究”。这样的哲学史，亦非在陈列古董或罗列存在
10、于过去的历史知识。哲学史的对象，“不是对于已死去的、埋藏在地下的、腐朽了的事物的知识。哲学史所研究的是不老的、现在活生生的东西”。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构成了一个时代的哲学思想存在的基本方式。它表明，哲学的思想生产或创造与哲学的历史发生犹一体之两面，不可分割。用冯友兰先生的术语说，一个时代的哲学，应当包括“接着讲”与“照着讲”这两个方面的统一。我们讲“中国哲学”，亦应如此。二、思想生产与学术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现代中国哲学研究所存在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学术研究的两歧。民国初年的“整理国故运动”，对推动中国传统学术的现代转型和分科化的研究，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其基本的精神，就是把中
11、国固有的学问或者“国故”，当作一种客观的资料，而以西方科学的模式和方法，对之加以分类的整理和研究，由此形成新的科学和学科系统。它代表了现代以来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研究的一种基本的路径。不过，在这一学术转型的初期，中国思想学术的研究亦未完全失其个性或自性。就中国哲学的研究而论，一方面，当时学者自身多具有深厚的传统学养和人格教养，另一方面，他们虽深受西方哲学的影响，但对诠释原则却具有自己选择的自由。因此，这一时期的中国哲学研究，在思想和学术上并未失去其思想的原创力与其作为中国学术之个性。结合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以构成自己独立的哲学系统，成为当时学者一种自觉的意识，而这一时期，也成为中国传统思想学
12、术向现代中国哲学形态转化过程中一个最具原创力的阶段。梁漱溟的文化哲学、熊十力的新唯识论、冯友兰的新理学等，都是对中西哲学思想有所取资，而以中国思想为根底所建立的独立的哲学系统。当时的很多中国哲学学者，既是哲学史家，同时又是哲学家。如冯友兰先生，既著有中国哲学史，又构建了贞元六书的哲学体系。张岱年先生既有中国哲学史大纲一类哲学史论著，亦有其天人五论的哲学系统。他们是用自己的哲学来观察中国哲学的历史，对之作出自己的诠释和建构，而非依傍于某种外在的理论。这一时代对中国哲学的研究，“史”贯通着“哲学”和“思想”，而史的研究，也往往以创建自己独立的哲学体系为其最终的归宿。五十年代以后，上述以西方学科模式
13、和科学方法整理“国故”的路径继续大行其道，同时，意识形态逐渐代替思想的创造占据了一元化的话语主导地位，这使得传统学术研究既完全脱离社会生活，局限于学院的狭小领域，同时，学院学术中的历史传统，亦更进一步蜕化为单纯“过去”时态意义上的知识，资料甚至古董，完全失去了它作为思想创造本原的文化生命意义。1952年全国院系调整，全国的哲学系集中到北京大学。当时的北大哲学系分四个专业组：逻辑学教研组、马列主义课程教学辅导组、中国哲学史料研究组、西方哲学编译组。在全国大学唯一的哲学系里面，中国哲学的一流学者们所能做的工作，就是辅导、编译和整理史料(这当然是一个极端化时代的一个极端化的例子)。在这种情势下，哲学
14、的研究完全脱离了思想和理论的生产与创造，成为一种单纯的史料整理和历史知识的传授工作。哲学的思想生产仅为少数领袖人物所领有；老一辈哲学家或被迫进行“思想改造”，或只能放弃原有的哲学思考，而专做“哲学史”的研究或具有唯一性的哲学“原理”的辅导工作。老一代哲学家为此而扼腕，经历了长期的思想挣扎；以后的研究者，则基本上是放弃了哲学上的思考和创造。基于中国传统思想学术的当代中国哲学的思想创造和重建活动由此而终止，“中国哲学史”成为了“中国哲学”的代名词。从哲学思想的生产与哲学的历史或哲学的“接着讲”与“照着讲”的统一本性来讲，我们所谓“中国哲学”，实应包括中国整个哲学界的思想学术活动及其思想成果，而不应
15、仅仅在目前哲学学科划分中二级学科(即“中国哲学史”)的意义上来理解“中国哲学”这一概念。当前，中国哲学界的状况较之三十多年前有了很大的改观，学者在思想和学术研究两方面拥有了较大的自由空间。但是，学科分工过细，学科间森严壁垒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的改观。中国哲学界目前的学术结构，是长期以来形成的“中西马”三驾马车的格局。这三方面的关系，也是近年中国哲学界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就这三个方面的功能而论，“马”仍然充当着思想生产的角色，“中”和“西”所充当的，仍然只是“史”的角色。“史”只是知识，不是思想，不是思想的产生者和发源地。这一点，在“中”这一方面，表现得尤其严重。当然，我们不是说“马”不应是思想的
16、生产者。问题是，“马”不应是脱离开“史”的单纯的“原理”。哲学不存在一般性的原理。一方面，只有经由不同层级的充分的个性化，哲学才真正具有可以相互通达的可理解性；同时，各种具体形态的哲学系统，亦只有充分地向他者敞开以达成自身的普遍化，才能获得其作为哲学的本真意义。哲学的普遍性，实一建基于差异互通的“通性”或可理解性。只有真正建基于自身历史传统的哲学，才能具有文化生命的个性，因而具有这样的通性和可理解性。黑格尔“哲学史是哲学的”这一判断，同时亦应蕴含着它的反命题哲学就是哲学史。冯友兰先生“接着讲”与“照着讲”统一，“旧邦新命”(“阐旧邦以辅新命”)的中国哲学观，亦体现了这一精神。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他的精神现象学、逻辑学，都内在地充盈着西方宗教、哲学和历史的精神。胡塞尔的现象学之所以在西方当代思想和诸文化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