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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与反思 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与反思 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应注重其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一方面要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哲学自身有不可忽视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努力捍卫和继承传统文化资源,反对割裂文化传统,反对民族文化虚无主义;另一方面要立足当代,重新审视传统哲学的价值系统,用开放的眼光,吸纳世界上一切有益的文化资源,给予传统文化当代意识的批判。一、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转变之回顾上个世纪里,中国文化变迁走的是一条由
2、传统向现代转型的道路。这期间有过新儒家、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西化派三足鼎立的局面,有过文化守旧、改良、革命三种主张并存的历史时期,它们共同构成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新旧交锋、文化嬗变的复杂图景。根据不同的社会背景、政治气候与学术氛围对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所产生的不同影响,笔者把20世纪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划分为建国前、建国后30年(1949年-1978年)与改革开放后20年(1979年-XX年)三个阶段。(一)20世纪前半叶,在民族存亡的历史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更多地是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民族精神的发掘与批判史研究范式五四运动标志着中华民族现代意识的觉醒。从此之后,为了实现民族独立与解放,学
3、术界既要发扬光大启蒙主义与爱国主义的精神,又要不断反思与超越功利主义的现代理性与价值观念;既要抵制西方殖民入侵与文化霸权,又要学习与借鉴西方文化的理论成果与分析方法。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呈现出了既要回归历史深处发掘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又要结合先进的西方哲学理论与方法进行自我批判的研究范式。这个时期的新儒家们主张中国哲学史是一部民族精神的继承史,是应该“接着讲”下去的;而包括一些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在内的激进主义者则认为中国哲学史是一部革命的历史,应当以批判传统文化与统治阶级的意识为目标。为了实现民族的独立与解放,他们共同致力于民族精神的挖掘与重构、弘扬与超越。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上卷)(上海,商务
4、印书馆,1919),是最早的一部现代意义上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著作。胡适在该著作中非常重视方法论的运用,他主张用西方哲学的方法和模式建构中国哲学史体系。他认为哲学史就是关于哲学基本问题的“种种研究方法和种种解决方法”的发展史,“哲学史的第一要务在于使学者知道古今思想沿革变迁的线索”,哲学史是“循序渐进的思想发展史。而谢无量的中国哲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16),写作的时间更早。虽然现在看来,该著作存在内容单薄、研究方法陈旧的问题,但它却是当之无愧的“第一部中国哲学史”,具有开拓之功。这个阶段最典型的研究成果是冯友兰的“贞元六书”,这是他“对中华民族传统精神生活的反思”的结果。长期颠沛流离的生活
5、,民族的兴亡和历史的变化,给予他许多启示和激发”。他先后写成了新理学(长沙,商务印书馆,1939)、新事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40)、新世训(上海,开明书店,1940)、新原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3)、新原道(重庆,商务印书馆,1945)、新知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46)。这六部书形成了冯友兰的“新理学”体系,正如他所说:“新理学是接着道学讲的。”。这套著作表明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在传统研究模式上的方法论突破,标志着中国传统哲学现代化和西方哲学中国化的开始。这个时期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主要著作还有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大纲(北平,私立中国大学讲义,1943)。他在该书中以问题为纲,把中国哲
6、学史划分为宇宙论、认识论、人生论等几部分,侧重梳理中国哲学固有的概念与范畴,考察其历史演变规律。这部专著对于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对象和撰写体系,具有开拓之功。另外,还有梁漱溟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梁启超的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22)、钱穆的先秦诸子系年(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范寿康的中国哲学史通论(上海,开明书店,1936)、钱穆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吕振羽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上海,黎明书局,1987)、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重庆,商务印书馆,1944)、侯外庐
7、的中国古代思想学说史(重庆,文风书店,1944)、贺麟的当代中国哲学(重庆,胜利出版公司,1947)、杜国庠的先秦诸子批判(上海,作家书屋,1949。当时署名杜守素,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1955年10月重印时,书名改为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署名杜国庠)、郭沫若的十批判书(重庆,群益出版社,1945)、梁漱溟的中国文化要义(成都,路明书店,1949)等等。回观这一阶段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无论是代表着广大人民心声的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们,还是代表着现代形态的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新儒家们,他们均致力于对传统哲学进行现代性的批判,或者对现代西方文化理论成果进行大量引进,或者对传统哲学的基本范畴和内
8、涵做现代性的改造。他们都具有浓厚的民族文化忧患意识,把对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与民族复兴的历史使命结合起来,力争为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作出贡献,这个时期的传统哲学研究也都深刻地体现出一种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的张扬。但是,由于传统研究方式的影响和现实条件的制约,这个阶段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也存在着明显的不足。例如,有些著作在研究的对象和范围上还不是很明确,有些研究模式延续的仍然是旧有的学术史、经学史的理路,还有一些研究存在着文化史、思想史、哲学史研究思路相互杂糅的情况。(二)建国后30年,大陆地区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从民族精神史研究范式转向了政治思想史的研究范式这个时期的学术界由学术研究紧密结合于被奴役
9、、被殖民化的历史过渡到学术与思想统一于政治意识形态的年代;学术研究由五四时期一批知识精英鼓吹的新文化口号转向了建设年代一整套的富国强兵的军事政治权力话语;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不再有自己独立的发展历史,甚至丧失了自由与多样化发展的现实条件。虽然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目的还是民族精神的重塑与发扬,但是不再以独立的学术研究与探讨的形式呈现,而是借助于政治意识形态的极左方式来达到民族精神的统一与彰显。此时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也由一个从思想与学术被统一到民族救亡图存的革命史向学术研究消融于政治运动的思想史研究范式转变的过程(海外新儒家主要还是以学术探讨为主,这里主要指大陆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由于
10、受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全盘“苏化”和“唯政治思维”的影响,学者们采用“苏联模式”来研究中国传统哲学。这导致了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歪曲事实、单调乏味,甚至发生了不少荒诞滑稽的事情。最典型的例子就是50年代后期提出的“反对哲学史工作中的修正主义”,刚开始对不同学术思想进行批判,后来上升为政治批判,以阶级斗争的思路诠释中国哲学史研究工作。后来的“文化大革命”中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更是让人啼笑皆非。苏联日丹诺夫的哲学史体系被奉为教条,一些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成了党内政治斗争的工具,使得中国传统哲学的研究变质为“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哲学派别之争,致使中国传统哲学研究遭受到了严重的挫折。但是,由于很多
11、富有责任感的学者的努力和抗争,这个时期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无论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研究领域的拓展、研究方法的科学化方面,仍然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例如,侯外庐等人的中国思想通史就是这个时期的一项重大成果,它是建国后第一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思想通史。他们把哲学思想、逻辑思想、社会思想综合起来进行研究,注重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的分析,将中国社会史与思想史的研究融合为一,对中国传统哲学及其主要人物做了马克思主义的阐释,提出了一系列崭新的观点。这个时期影响较大的还有任继愈主编的四卷本中国哲学史,该著作运用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注重社会经济发展、阶级斗争和思想斗争之间关系的考察,
12、重视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辩证法与形而上学之间关系的研究。建国后冯友兰被当做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对待,这期问,他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重写一部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史新编(第一、第二册由人民出版社于1964年6月出版)。同时他还完成了中国哲学史史料学的奠联盟基之作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初稿(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此外,还有熊十力的原儒(上、下)(上海,龙门书局,1956)、体用论(上海,龙门书局,1958)、明心篇(上海,龙门书局,1959)三部著作,吕潋的中国佛学源流略讲(北京,中华书局,1979),再版了郭沫若的青铜时代(北京,人民出版社,1954)、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北京,人
13、民出版社,1954)、杜国庠的先秦诸子的若干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5)等等。在这个时期里还召开了多次激烈的学术研讨会。例如:关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的讨论,关于周易的讨论,关于孔子思想、老子思想、庄子思想、董仲舒思想的讨论,等等。同大陆高度封闭的状态相似,台湾也渡过了一个短暂的思想消融于政治的高压时代。由于较早地实行了对外开放,特别是“东亚儒家资本主义”的崛起,给港台新儒家们提供了将传统的民族文化资源与现代化的经济生活相结合的时代机缘。这个早年在大陆兴起的新儒家哲学又一次在这里焕发了生机,并成功地实现了从原有的基本认同现代理性价值观念的民族主义形而上学话语,向作为直接推动现代化进
14、程的思想理念与精神动力的现代文化哲学的转变。他们在现代语境中重新阐释儒学,力挺民族文化的主体性,构建道德的形上学,逻辑地展开诸多哲学之思,使传统的价值观念获得了现代解释学意义上的新生。他们对终极关怀的关注,对道德理想的追寻,对人文精神的张扬,无疑为应对在实用理性主导下出现的意义缺失、人的物化等种种精神危机提供了宝贵的资源。例如,牟宗三的道德的理想主义,唐君毅的六大本中国哲学原论,徐复观的两汉思想史(三卷)、中国思想史论集等著作,都是这方面的典范。(三)20世纪后20年,随着政治干预传统哲学研究局面的逐步突破,大陆地区的中国传统哲学研究范式从政治思想史的范式转向了纯粹哲学史的范式改革开放的实践和
15、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促使了传统哲学研究范式的革命。在新的时代背景下,“传统哲学研究逐渐与政治宣传语言系统脱钩。从一种神圣的政治理想宣言转变为切入世俗生活现实的大众传播话语;从近代的民族主义形而上学和革命理想主义模式转向了现代意识的日常生活批判;从一种高度关注民族与人类整体自由解放事业的革命话语与宏伟集体叙事,逐步转变为深切关注现代人类整体、群体、个体日常具体生存问题,深层反省现代文明二重性矛盾特征的哲学人学、文化人学、公共哲学。”与人的生活方式的多样化和中国传统哲学研究的视角与方法论的多样化交相辉映,传统哲学研究开始回归哲学本身,呈现出重新凸显中国哲学和中国哲学史学科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的趋势。这个
16、期间最典型的标志是1979年在山西省太原市举行的“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大会,学者们以“中国哲学史方法论”为主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论,并出版了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讨论集(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中国哲学史研究室编,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报刊也相继发表了一系列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论方面的反思文章。这期间,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的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北京,中华书局,1983)也引起了很大的反响。该书是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方法的系统性著作。对哲学与哲学史的关系、哲学范畴的阶级分析方法、理论分析方法、批判继承法、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方法、史料整理方法等,都有独到的认识。此外,还有萧蔻父、陈修斋主编的论文集哲学史方法论研究(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1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