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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从本学科出发，应着重选对国民经济具有一定实用价值和理论意义的课题。课题具有先进性，便于研究生提出新见解，特别是博士生必须有创新性的成果1993年清史研究概况1993年是深入改革的一年。面对商品 经济 大潮的冲击，清史学界的同仁励志学术，潜心 研究 ，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仍取得了可喜的成绩。据不完全统计，发表的论文约有150篇，出版的学术专著、论文集约20余种。在香港，召开了京港清史学术讨论会；为祝贺著名清史、满族史专家王钟翰教授80华诞，辽宁大学出版社特出版了庆祝王钟翰先生八十寿辰学术论文集；此外，北京大学 历史 系还召开了纪念著名清史专家商鸿逵教授逝世10周年的座谈会。总之，一年来清史学界仍
2、然是比较活跃的。从发表的论著看，研究领域比较广泛，涉及 问题 比较多，且有一定的深度。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发表的论文、专著上，中青年学者的成果占了很大比重，这是可喜的现象。下面将一年的研究概况作一扼要的叙述。一、 政治 史研究政治史的研究一向为清史研究者所关注，并且在清史研究中占有较大比重。1993年的清史研究仍然表现了这一特点。本年度清代政治史的研究涉及面较广，而且比较有特色。1、关于18世纪的 中国 的专题讨论18世纪的中国，即从康熙四十年至嘉庆五年，处于清朝的鼎盛时期。当时，国力空前强盛，四海升平，生产力水平超越元明，远胜汉唐；在对外关系上，马戛尔尼率领的英国使团访华，成为当时最为重要的
3、事件之一。毫无疑问，18世纪的中国是值得史学界、特别是清史界深入研究的一个重要而有意义的课题。为此，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主办的清史研究特辟专栏，以笔谈“十八世纪中国与世界”和“中英通使200周年”为题，先后两次刊登了一些专家、学者的观点和看法。首先，一些专家、学者从总体上就这一问题发表了自己的看法。戴逸先生指出：18世纪的中国处于一个继承和 总结 的 时代 ，中国历史 发展 到高峰的时代，孕育着转变和面临着选择的时代；“翻开十八世纪的历史，我们今天感受得最为深切的历史失误就是造成了闭关锁国形势的清王朝的对外政策，这一政策使中国与当时日益奔腾前进的世界历史潮流绝缘隔离，延误了 社会 的发展，我
4、们的国家和民族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郭成康认为，“康、雍、乾三帝从满洲务实的传统出发，突破了儒家的某些金科玉律，在政治上作出了一些有益的贡献。”刘凤云在谈到马戛尔尼访华的礼节冲突时说，这次礼节冲突，反映了两种体制、两种文化的矛盾冲突，作为中国最高统治者的乾隆皇帝抱残守缺，固执于封建地主阶级的保守主义和封闭政策，拒绝同英国使臣进行认真的会晤，终于导致了这次外交活动上的失败。正是由于这种对世界无知的传统文化的 影响 ，最终窒息了人们的思想，造成了近代中国的落后。高翔同志就史家历来盛赞的康乾盛世进行了 分析 。他首先指出，从历史演进的长河去看康乾盛世，“无论在繁荣的质上还是量上，它都远逾前代，具有
5、集大成之势”。同时又明确指出，“如果把康乾盛世置于世界范围来考察，即会发现：当清朝正处于繁荣的高峰，当人们正陶醉于盛世的文治武功时，产业革命在欧洲爆发， 科技 发明与社会变革不断产生，传统社会的基础在分工、水力、机器的 应用 中被彻底摧毁。至此，中国和西方的差距完全拉开，近 现代 史上落后就要挨打的命运最终铸定。这种历史落后局面的形成，可以说是十八世纪中国，尤其是康乾盛世的悲剧意义所在。”李华先生认为，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统治阶级“政治上的腐败、生活上的腐朽这是事实；但在社会经济上，仍然是向前发展的”。对于资本主义萌芽，我们不能“老是人为地强调它的微弱”，而应将其“限制在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社会的
6、阶段”。陈桦在分析了18世纪中国社会经济的突出成就和许多局限后认为，封建主义社会制度是造成当时社会经济不可能发生质的飞跃的根本原因。“因此，在评价十八世纪社会经济发展的时候，既要看到它重要的历史地位，它所给予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突出贡献，同时也必须估计其在沉重的封建主义桎梏之下，步履蹒跚，矛盾重重，仍未脱出旧生产模式的现状”。此外，还有一些学者从某些具体问题入手，进行了探讨。高王凌认为，清代矿厂中有50是在乾隆时期建立的，说明该时期的中国矿业有着一个很大的发展，因此，“恐怕是不应称之为急遽地走向衰败萎缩的”。华立在阐述18世纪中国人口流动的概况及其对边疆开发所产生的巨大推动作用后，指出，“从经济
7、开发到文化、社会的进步，成为人口流动推动下边疆社会发展的历史道路”。成崇德在着重考察了北疆的开发情况后提出：稳定的、和平的政治环境是促进边疆与内地人口流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发展蒙古社会经济的重要保证。同样，以蒙古族为主的北方各族人民对蒙古地区的开发活动与其他边疆地区人民的经济建设共同构成了中华民族近三百年来丰富多彩的边疆开发史。何瑜在论及清廷的海疆政策时认为，在传统的闭关自守基础上产生的海疆政策，其实施的结果是：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和延缓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入侵，但这种有利的一面是暂时的和有限的，而它在隔绝中外交往、自我封闭的不利方面，却是既久且深的。秦宝琦把18世纪中国农民起义与农民战争，
8、放到当时世界历史的范围内加以考察后指出，农民起义和农民战争所提出的纲领口号和实际斗争，表明它们仍然“未超出旧式农民战争的范畴，其历史作用只能是打击了封建统治，而不可能是推翻封建统治，建立更高一级的社会形态”。黄受平在论及18世纪的思想文化时说，“尽管在许多方面达到了发展的高峰，但它毕竟只是传统文化的终结，而非近代思想的开端，与同一时期西方出现的民主启蒙思想相比，它已经明显地落后于世界的潮流了。”黄兴涛详细探讨了马戛尔尼使华与传教士的关系，认为，这将“对人们更准确地认识此次英使访华的真正动机，和使团在华的历史际遇有所帮助”。2、关于政治制度的研究清代政治制度的研究，在1993年中有了新的突破。虽
9、然发表的文章数目并不很多，但有些文章有一定深度。此外，郭松义、李新达、李尚英三人合著的清朝典制，为清代典制史的研究填补了一项空白。该书较为系统地介绍了清代的皇帝、礼仪、国家机关、职官管理、学校与科举、财政、监察和 法律 、军事等各项制度。满族国家以八旗制度为基础，已为人所共知。但其何以会以旗这一特殊形式出现，却未受到学术界的足够重视。姚念慈在论满族八旗制国家的建立一文中深入探讨了这一问题。文章指出：牛录应作为研究满族八旗制国家的起点；努尔哈齐起兵初期，牛录额真发生的某些质的变化，使满族各部落“成为正在形成中的新的民族共同体的一个下层基本单位”，进而迅速地形成了以建州女真为主体的部落联盟。万历二
10、十九年，努尔哈齐出于集中统辖管理的需要，采取了改编牛录和建立四旗这两项重大决策，标志着满族国家的诞生。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齐将一度代理国政的褚英囚禁，两年后处死，结束了四旗制，从而建立了八旗。“可以说，满族国家的专制集权政体正是设置八旗时才开始确立的”。他在另一篇文章清入关前六部的特点及权力变化中论述了清入关前中央机构的特点，指出：天聪五年七月，皇太极设立六部，这是满族国家发展中的一个重要转折，“六部的设立的确使满族国家从松弛混乱的状态逐步走向集权统一，其作用不容低估。但由于八旗制度构成当时的社会基础及其对六部的制约，我们绝不能将后金大清六部与中国封建专制集权下的六部等量齐观”。军机处是清代一
11、项特殊的制度，它的建立，标志着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发展达到了顶峰。对此，以往研究的人不少。但刘绍春的军机章京职权责利的若干问题一文将这一制度的研究引向了深入。文章首先指出，军机章京的实际职任与会典所载大有出入，他们要负责草拟谕旨、参与司法审判、扈从、随大臣出差办事、纂修方略，以及仍兼原衙门的职任。进而论述了军机章京的工作要求、工作纪律，以及对他们失职、违纪的处分。最后探讨了军机章京的出路，指出，他们的出路要比其他衙门的官员优越得多。科举制度历来为清史学界所重视，本年度的研究又深入了一步，主要表现在，研究者的眼光已不是仅仅停留在制度的本身。如宋元强的清代的科目选士与竞争机制、徽商与清代状元、
12、清代科举与士子宿命论思想三篇文章各俱特色。作者在这三篇文章中主要阐述的观点是：清代的科举制度具有不拘门第、均等竞争、公开 考试 、优胜劣汰的基本特征，由此而言，有必要对古代的科举考试制度重新加以审视。具有强劲经济实力的徽商，通过宗族组织的途径，推崇儒家文化并重视功名仕进，这是清代安徽多状元的一个独特而重要的原因。在清代众多的读书应试者中，十分广泛地流行着宿命论、因果报应说等神学迷信思想。清代的督抚体制，以及自督抚以下各府州县衙门所实行的幕友制度，也是近几年清史学界较为关注的一个问题。王跃生的清代督抚体制特征探析、郭润涛的汪辉祖与清代州县幕府、吴爱明、夏宏图的清代幕友制度与文书档案三篇文章，分别
13、就各自的命题进行了分析和论述，较有新意。3、关于政治事件的研究在政治史的研究中，政治事件的研究占了一定的比重，同时还涉及了其他一些热点问题。徐凯在明清之际社会变革浅析一文中，对明清之际社会变革的特征进行了分析，认为：明清易代的半个世纪内，社会上主要有五大势力，即明朝、农民军、清朝、西北厄鲁特蒙古及西方殖民主义列强，其中前三种势力的角逐起主导作用，而国家统一、民族团结的重任历史地落在清朝的肩上。明清之际出现的新思想、新观念，只不过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是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一缕淡淡的彩霞，因而，对其作用不宜评价过高。满族入关之后，阶级关系的调整和封建等级的重新确立，使清王朝的统治又纳入了封建社会正常运
14、转的轨道。清前期有两大发展，一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空前发展，奠定了我国的疆域和版图，二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高度发展。清前期出现了“康乾盛世”，社会经济有了较大的发展，但与先进的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相比，还是不可同日而语的。在康熙储位之争的问题上，皇十四子允禵的储君地位究竟如何，一直是清史学界关注的一个饶有兴趣的问题。王钟翰先生在胤祯与抚远大将军王奏档一文中，对学者们十分重视的抚远大将军王奏档的版本、翻译、抚远大将军之特命、三个六世达赖喇嘛的真假及胤祯回京奔丧的时间等问题，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和考辨，同时指出，胤祯回京奔丧过程中一系列问题的发生，“正足以启后人之疑窦，如果历史上无世宗夺嫡一公案之存
15、在，则当时自不会发生如此之多不易解答的问题”。杨珍在允禵储君地位问题研究一文中，依据满文档案，对允禵的储君地位及其保持不变的原因进行了研究、探讨。认为，康熙五十七年以后，满文朱批奏折、朱谕中所体现的康熙与允禵之间真诚、深厚的感情，既说明这对父子相知甚深，也是康熙已将允禵暗定为储君的反映。何龄修在李长祥的复明活动附论清初关于赦除前罪的政策一文中，详细地阐述了清初的一位“奇人”李长祥的复明活动。进而论述了清廷和满族贵族在明清之际复杂的政治斗争中，针对反清势力所采取的政策，这就是：严格分清主次，实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具体说来，一方面要严厉镇压反清的首脑人物和现行活动；另一方面，是对其他一些人留有出路
16、，不算老帐，以利于把他们从对抗转为平和，从政治领域转向文化领域，从而对反清势力进行分化瓦解。文章最后指出，这种高明的统治术，加速了清统一全国的历史进程。可见，“入关时的满族贵族已有很高的政治智慧。他们的成功不是偶然侥幸”。范同寿在清代前期治黔述论一文中，对清代前期治黔政策的得失利弊进行了探讨。文章首先分两个时期对清廷的治黔重点进行了阐述。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末年，主要是扫除割据势力，统一行政区划；推行“抚绥”政策，缓和社会矛盾。雍正、乾隆两朝，主要是实行改土归流，开辟苗疆六厅；适当轻徭薄赋，鼓励发展生产。作者认为，清初的治黔政策，促进了贵州的社会变化，有利于这一边疆落后地区的开发。主要表现在：“在清初百余年中，贵州的封建地主经济得到了进一步发展，出现了在全省范围内取代封建领主经济的趋势。”“随着地方割据局面的结束，清初的抚绥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