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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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演讲中国法律文化现代化略演讲 摘要：法律文化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基本要素，是 构筑法治社会的前提和基础。中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现实 孕育的中国当前法律文化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 畴，虽然它在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它在整体上无法创生现代法治，许多方面甚至成为现代 法治的反向力量。要实现中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必须摒 弃传统法律文化的阻滞因素，理性移植西方法律文化并加 以本土化。同时必须进一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实现经济 市场化和政治民主化，营造市民社会；公平立法，严格守 法，公正司法，树立法律信仰；强化法制教育和普法宣传 工作。 关键词：法律文化；现代化；

2、法治；市民社会。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以来，中国社会全面进入转型期。 法律文化也随之经历了从传统向现代的较为明显变迁过程。 这是一个从一元法律文化到多元法律文化不断冲突与整合， 从义务本位到权利本位，从公法文化一枝独秀到公法文化 与私法文化共同繁荣的过程。也是一个从单一强化政策文 化到不断强化法治文化，从热衷于法律的工具性特征到认 同法律的价值性特征的过程。尽管如此，变迁过程中的当 代中国法律文化之保守和落后性并没有发生根本性变化， 它在本质上仍然属于传统法律文化范畴，与现代法律文化 差距仍然很大。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实现是构筑现代社会法 治大厦的前提和基石，理性分析制约和影响法律文化现代 化的现实因

3、素，科学构建法律文化现代化进程的理想模式， 对“法治国家”的实现无疑具有深远意义。 一、法律文化现代化的现实制约因素 法律文化的现代化是现代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它 不可能离开社会的诸多现实因素孤军独进，而是在与社会 现实因素的互动中逐步增加现代性，实现现代化。影响和 制约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因素错综复杂，它们在影响和制约 法律文化现代化的同时，也使自身逐步走向现代化、民主 化和理性化。 物质因素 生产力发展水平是衡量一个社会先进与落后、文明与 愚昧的根本标志。生产力发展的特定阶段必然外显为相应 的物化形式或物质因素，这些物质因素对特定历史阶段的 制度上层建筑和思想上层建筑都将产生决定性影响，法律

4、 文化自然涵盖其中。首先，在法律文化现代性因素的生成 方面，物质因素起决定作用。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过程就是 法律文化内容日趋合理化过程，亦即法律文化内容的现代 性因素不断生成和增长的过程。而法律文化的内容归根结 底受制于当时的社会物质因素， “正像你们的法不过是被奉 为法律的你们这个阶级的意志一样，而这种意志的内容是 由你们这个阶级的物质生活条件决定的。 ”中国的生产力水 平总体上处于初级发展阶段，无论是劳动者素质、劳动工 具现状和劳动对象范围，其传统性和落后性因素还占相当 大的比重。这就从根本上对法律制度的完善化和系统化程 度、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和科学化程度、法律规范对社会 现实的反映和普适程

5、度、法律硬件和软件设施的现代化程 度、以及立法和司法技术的科学化程度等方面产生严重制 约。使表层法律文化如法律规范、法律制度、法律设施和 深层法律文化如法律意识、法律思想、法律观念等的现代 性因素较难生成，从而难以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 其次，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的深度、广度和效度方面， 物质因素起着决定作用。尽管由于自然环境和社会制度等 方面原因而影响生产力发展的速度和进度，但生产力发展 水平总体上不断趋于先进是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法律文 化的现代性因素不断增加也是这一客观规律的生动表征。 改革开放加速了这一现代化进程。但是， “春江水暖鸭先知” ，法律文化的现代性因素最先是由精英层次的法律家和

6、法 律职业者所感知、理解和认可的。要使法律文化在深度、 广度和效度上真正实现现代化，还必须有一个传播的过程。 在传播现代法律文化方面，物质因素是基础，是前提，是 条件。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无疑是关键因素。 现代传播媒介和教育技术、现代的交通设施和通讯技术为 法律文化的传播插上了翅膀，使法律文化的传播更广泛、 更深入、更生动、更有效。中国当前的生产力水平特别是 科学技术的发达和运用程度，与实现现代法律文化的全面 传播所应具备的物质条件有很大差距，广大农村和西部地 区更加薄弱。推进科技进步，实现法律操作和宣传技术的 现代化应该是法律文化现代化题中应有之义。 第三，在公民对法律文化的现实需要

7、和接受能力方面， 物质因素也起着决定作用。市场经济与其说是一种现代经 济体制和模式，不如说是阶级社会先进生产力的特殊载体 和外现形态。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市场主体在市场动作 当中自然产生对法律调整的需要和依赖。同时，市场经济 模式下的主体本身也应该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素质，从而也 就具备接受现代法律文化的能力。但是，中国的生产力水 平决定了中国特别是中国广大农村现在仍然处于农业社会 或者说是“熟人社会” ，这种传统的社会形态不可能产生对 现代法律的强烈需要，加上较落后的教育现状，也就决定 了中国民众对法律文化较低级的接受能力。法律只有作用 于现实社会生活才能成为“活的法律” 。现代法律文化也只 有

8、作用于现代化了的人才能扎根开花，中国法律文化由于 难有市民社会基础而难以实现现代化。 “社会制度中的任何变化，所有制关系中的每一次变 革，都是同旧的所有制关系不再相适应的新生产力发展的 必然结果。 ”生产力的发展不仅提出了变革生产关系及其上 层建筑的要求，而且造成了实现这种变革的物质基础和社 会力量，因而这种变革是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任何力量也 阻挡不了的。中国独具特色的法文化传统的形成可以从自 然环境、生产方式等物质因素中找到理由，那么同样，中 国法律文化的现代化进程也就是传统法律文化不再适应新 的生产力发展的历史必然。 制度因素 现代法律文化离不开与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物质基石， 作为思想上层

9、建筑，它又离不开以市场经济体制、民主政 治制度和理性文化制度为基本组成部分的制度上层建筑这 一基石。现代法律文化及现代法治必须建立在市场经济、 民主政治和理性文化的基石上，现代法律文化本身就是理 性文化的基本要素。 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基础。市 场经济是社会发展难以跨越的经济模式。市场经济的运作 品质衍生出平等自愿、等价有偿、公平自由、竞争进取的 现代文化，市场经济的确立和完善产生了对法律规范的内 在需求，在市场经济的文化背景和现实需要面前，有关市 场主体资格、财产权保护、合同自由、社会保障等方面的 法律制度和法制观念不断孕育并日益现代化。所以，资本 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确立开

10、始了近代法治和与之相伴随的 近代法律文化，资本主义社会市场经济的成熟与完善形成 了现代法治和现代法律文化。法治及其观念形态的法律文 化成为市场经济的反映装置、维持装置和推进装置。没有 市场经济就没有近代和现代法治，就没有作为法治前置条 件的近代和现代法律文化，这是历史发展充分实践的不争 事实。而自然经济和计划经济环境下是只适合于人治和人 治文化而排斥法治和法治文化的。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 主义建设一直在计划经济模式下运作，与之相对应的是高 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高度发达的集权政治文化，现代法律 文化因缺乏前提和基础而难以生成。随着对内改革对外开 放，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

11、被 确定为经济体制改革的根本目标，现代法律文化才逐渐有 了生成的土壤。但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还是非常不完 善的市场经济样式，计划到 2020 年才能“建成完善的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更具活力、更加开放的经济体系” 。由 此可见，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在中国的生成还需要较长的 一个时期。 民主政治制度的健全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前提。民 主政治是政治体制改革的终极目标和现代政治文明的全面 体现。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的提出印证了民主政治制度的建设和健全是社会发展无可 阻挡的历史必然。西方的历史经验已经说明，法律文化的 近代化和现代化都是民主政治背景下的产物，中国法律

12、文 化近代化遭遇挫折的历史教训证明，高度集权的专制政治 只能孕育人治文化而不可能生成近现代意义的法律文化。 民主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法治是民主的确认作保障，没 有现代的民主政治，就没有立法的科学化和平等化，就没 有执法、司法的公正性和公开性，就没有人们对法律严格 遵守的自觉性， “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 究”就只能是遥不可及的法治理想，从而也就不可能实现 法律文化的近代化和现代化。 二千多年的封建人治传统对新中国以来的政治制度文 化影响颇深，虽然经济体制的改革和市场经济的逐步确立 迫使政治制度趋向民主化，但由于没有民主法治文化的深 厚底蕴，民主政治制度更多地体现在政治理论和制度设

13、计 上，在实际政治运作中有一系列的关系并没有理顺。比如， 执政党与权力机关的关系、政府部门与司法机关的机关、 司法系统内部关系等等。导致法律成为政策的附庸，既没 有权威性又缺乏稳定性；导致立法主体混乱， “法律走私” 现象层出不穷，法律缺乏统一性；导致司法成为同极党政 机关的一个部门， “人财物”完全受控，独立审判徒有虚名； 导致“悠久的中央动员型治理传统”仍然顽固存在，立法、 执法、普法都成为一个又一个的运动和“会战” ，把法治异 化为“运动法治” 。总之，集中有余而民主不足的政治体制 本质上是以树立人的权威而非法的权威的人治模式，是一 种人治文化丰富发达而现代法治文化严重匮乏的文化样式。

14、要实现“法治国家”目标，实现由传统法律文化向现代法 律文化的最终转变，必须切实体现“主权在民”的民主国 家本质，建立健全的民主政治制度。 理性文化制度的确立是现代法律文化生成的保证。理 性与法治是密不可分的一对范畴，法律文化本身就是一种 理性文化。从西方法治理论与实践发展史上可以看出，纵 贯西方法治的一根主线是对人类理性的呼唤。亚里士多德 是率先提出法治主张与学说并最早提出“人是理性的动物” 命题的西哲。大体而言，凡是法治论者多是理性主义者。 理性是实现法律文化现代化的重要保证。但并非任何一种 政治制度都能产生理性文化，如果国家实行集权政治模式， 实行新闻、文化和教育专制，树立主义、组织和个人

15、权威， 不实现真正的“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作为现代法治三大 基石之一的以“主体平等、意思自治、权利神圣、等价有 偿、诚实信用、契约自由”为价值取向的理性文化就不可 能生成，也就无法构筑现代法治大厦。 文化因素 法律文化是文化系统中独特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是“社会精神文化的重要构成。 ”法律文化如同政治文化、 宗教文化、伦理文化一样，是构成人类整体文化大系统的 一个子系统，是受整体文化影响的一种亚文化。整体文化 的内容和样式作为强大的文化背景深深地影响着法律文化 的性质、发展进度和调整方式。 中国是一个几千年儒家文化生长繁衍的传统农业大国， 文化中的惰性因素对中国现代化进程所产生的巨大

16、影响力 和渗透力是不可低估的。传统文化中的“礼治” 、 “德治” 导致的重礼轻法思想、 “家天下”和“家国同构”导致的高 度集权政治结构、重义轻利的义利观、以及“集团本位” 价值观导致的盲从和无视个体权利等等，与肇始于近代西 方社会的现代法律文化形成鲜明对极。随着社会制度的更 替，我们尽管可以改变传统文化的物质外壳，但要更新它 的深层内核却是一项极为艰巨的复杂工程。改革开放以来， 中国虽然建立了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无法可依已 成为历史，但受传统文化的深层影响，再加上经济、政治 制度的原因， “礼治”文化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法律还没 有成为调整社会生活和社会关系的调节器，法律的效力、 权威、尊严还没有在政治结构和权力运行过程以及社会的 日常生活中树立起来。一些非法律的调整文化如政策、道 德风俗、习惯甚至远古遗风常常不时地替代和行使着法律 的功能，一个为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法律秩序还未真正建 立起来，制度性法律文化与观念性法律文化的二元结构存 在着深层的矛盾。 “传统不仅仅过去了，它还确确实实地现 存着。以致于历史每迈出一步，都必须跟这种传统势 力发生纠葛，时而以之为前进、发展的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