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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我国我国“新失业群体新失业群体”的困境与对策探讨的困境与对策探讨一、 “新失业群体”的概念界定及未来变化“新失业群体”的概念界定“新失业群体”这个概念最早是由清华大学的孙立平教授于 XX 年提出的。但是目前国内关于“新失业群体”的研究，无论在政策制度层面上还是在理论认识上都较为缺乏，尤其对于其内涵的界定和相关概念的区分上显得比较模糊，作者据此在总结已有文献并结合“新失业群体”自身显著特点的基础上将之定义为：“新失业群体”指这样一个社会失业群体，他们大学、高中、初中甚至更低学历毕业或者肄业后处于准失业状态，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面临各种“制度真空” ，并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从而
2、必将会对中国经济社会的和谐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其显著特征包括以下几点：第一、日益呈现出高学历、低龄化的趋势，据有关调查，XX 年全国失业人口中 35的失业人员在 35 岁以下，511具有高中以上学历，而且近年来，大学生的严峻就业形势也日益引起广泛的关注，XX 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约 52 万人待业，XX年为 69 万，XX 年为 79 万；第二、长期处于准失业状态，即频繁地在就业和失业之间转换，就业的稳定性十分脆弱，甚至其本人都对自身的劳动状态认识都很模糊；第三、没有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经历，孙立平教授对于这一点的认识有助于我们深刻把握“新失业群体”内在规定性及其本质；第四、面临着制度上真空，无
3、论是劳动就业还是社会保障方面，几乎所有的相关优惠政策都遗忘了这一群体。最后，这一群体极易被边缘化，但同时却日益成为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同时，我们在理论和实践中也要注意探究区分与此密切相关的若干概念，例如“族” 、“新生劳动力” 、 “城镇新成长劳动力” 、 “待业青年”等，从而进一步认识和把握“新失业群体”的本质。“新失业群体”和“老失业群体”的未来变化伴随着“老失业群体”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就业等制度逐步得到完善，其就业再就业的潜力不断得到充分发掘，“老失业群体”的数量逐渐达到峰值，我国由下岗所引发的“第二次失业”高峰即将过去，据中国统计年鉴分析，国有企业下岗职工总人数从 XX 年的 260
4、 万、XX 年的 153 万减少到了 XX 年的 117 万，由于国家在政策制度、资金、技术上不断加大投入，XX 年实现再就业人数为 350 万，其中包括 98 万“4050”人员，XX 年 440 万，包括 120 万“4050”人员，XX 年 510 万，包括 110 万“4050”人员，同时全国领取失业保险金的人数从 XX 到 XX 年分别递减为440 万、419 万和 362 万。截止 XX 年 6 月底全国已经有北京等 14 个省份基本实现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向失业保险并轨1 。然而， “新失业群体”却在社会的宏观和微观层面上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据中国的就业状况和政策XX
5、 年白皮书指出，当前我国正面临着自然新生劳动力的高峰期，青年就业问题日渐突出，在城镇登记失业人口中，35 岁以下的占 70左右，另据劳动保障部和团中央的调查显示，城镇新增劳动力中只有 4050能够实现就业，新成长失业青年增幅率为 63，15 岁至 29岁的青年总体失业率约为 9，远高于目前 61左右的社会平均失业率。同时近年来，全社会较为关注的大学生就业问题也日趋严峻，如上所示，XX 年全国大学本科毕业生待业人数已经达到 79 万人，近 5 年来普通高校大学生就业率也一直徘徊在 70左右，如果按照教育部公布的 XX 年普通高校毕业生初次就业率 613来估算，XXXX 年大学毕业生累计未就业量为
6、 321 万，即使按照这 5 年最好的XX 年 83的初次就业率来看，累计量也达到 141 万。因此，“新失业群体”正日益构成中国未来失业人口的主体部分，劳动力市场上的“新失业群体”就业问题正逐步成为主要矛盾。二、举步维艰，风险重重：“新失业群体”面临的诸多风险及挑战“新失业群体”因为“新” ，一方面具有年龄较为年轻、身体状况普遍较好、知识结构逐渐优化等“新”的优势，但是在经济、社会和心理上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更是构成了“新”的严峻劣势。经济上的风险和挑战第一、 “新失业群体”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缺乏。他们一直接受的都是以升学为目的的应试教育，在初中级教育过程中都没有学到专门的职业技能，甚至在
7、当今大学教育中，许多专业和学科的设置都是按照教育行政部门的计划指令进行的，与劳动力市场的需求相脱节，同时由于没有在国有或者集体企业中工作过，没有参加过系统的职业培训，因而其职业素养在整个就业市场上明显处于劣势；第二、双重二元结构的夹缝生活困境。 “新失业群体”一方面由于自身的职业素养和就业能力的缺乏，大多只能在二元劳动力市场中的初级市场上寻找工作，因而，他们的工作大多是较低的工资收入、不稳定的就业岗位和极少的职业发展机会，但同时又承担着城乡二元结构中的城市高昂的生活方式代价，双重二元结构的风险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困境；第三、生命周期内的风险挤压。 “新失业群体”中的大多数人员都开始步入生命周期的
8、“高责任”阶段，即他们一方面面临着自己爱情、婚姻和家庭的重担，另一方面也需要承担起赡养上代人的义务，而“421”型核心家庭结构的形成更是使得他们的养老负担日益沉重，加之自身就业状态的不稳定和“啃老”条件的逐步丧失， “新失业群体”在这个生命周期的“高责任”阶段也必然会是一个高风险的阶段。社会上的风险和挑战首先，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和流动的凝固化。 “新失业群体”由于政策、制度、自身等多方面的原因正面临着社会地位的不断下降，并日益沦为中国未来社会底层的主体，即使存在着流动，也大多是在同一个社会垂直分化阶层中的位置转移，不断进行的“失业就业失业”的循环越来越使他们丧失向上流动的动力，社会流动的凝固化
9、趋势日益明显；其次，劳动保障制度上的“真空” 。一方面，“新失业群体”很少能够享受到国家现行的针对“老失业群体”劳动就业促进政策，由于没有在国有或集体企业工作的经历，他们的就业大多都被抛给了市场，几乎所有的风险都由他们自己或家庭来承担；另一方面，社会保障制度给予的保护也严重不足，尤其是现行的失业保险制度日益成为“劳动强势者的俱乐部” ，由于他们处于准失业状态，就业很不稳定，因而也无法按照规定进行缴费，加上自身参保意识的缺乏，面临着高失业风险的“新失业群体”却被失业保险政策逐渐遗忘。心理上的风险和挑战第一，大量不良“亚文化”的形成和侵扰。 “新失业群体”由于在家庭背景、兴趣爱好和思想行为等方面都
10、具有很大相似性，彼此之间很容易发生人际吸引，逐步形成为其成员所接受或者特有的“亚文化” ，而且由于缺乏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正确引导，这一群体的大量“亚文化”逐步背离和否定现存的社会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甚至在这一群体内部的社会联系网络也显得很脆弱，普遍的不信任更是对他们的行为模式产生诸多负面的影响；第二，准失业状态的心理重担。根据有关研究表明，一个人失业时间的长短是衡量其危害大小的重要指标，即一个人如果失业时间持续越长，那么他再就业的能力就会越弱，也越不利于他更好地融入整个社会，因此， “新失业群体”由于面临着劳动状态的极度不稳定，频繁地在就业和失业之间转换，由此导致的心理负担过重，而且也处于一种极易被边缘化的地位；第三，落后观念的阻碍。 “新失业群体”大多对于当前严峻的就业形势认识和分析不足，同时对自己的能力和择业愿望又都抱有较高的期望， “高不成，低不就”正是他们当前的就业写照，尤其是当今大学生的“精英情结”仍然较为严重，攀比、求高、自负心理比较普遍，从而无形中阻碍了大学生就业自主性和多样化的趋势，增加了大学生就业的难度。
